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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就像闯入了一座巨大的迷宫：所有厂房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小小的厂房编号，120万名员工（2019年数据）散布在龙华几个厂区内，成为一只只没有名字的小蚂蚁，只能用制服颜色来辨别所属单位，个人价值也隐没在庞大的鸿海帝国里。
早在2006年6月，英国《星期日邮报》就曾以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将富士康送上热搜——“富士康龙华工厂拥有20万员工，这个工业区比英国纽卡斯尔城的人口还要多。”，报道称，龙华工厂的员工一般住在可以容纳100人的宿舍里头，而且外来访客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苹果IPod nano在一座五层的工业大楼中生产，大楼由一些保安日夜守侯。
这个守备森严、被称为深圳“紫禁城”的庞大帝国的掌门人，是一个叫郭台铭的台湾商人；这个带动深圳120万人口就业的工厂与深圳结缘于1988年，从此一个人和一座城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回顾郭台铭和深圳这座城市的创业史，不难发现，“危机感”、“转型”等关键词早已被写进了血液里。
1:
落后就要挨打
20世纪70年代，深圳河就像一条分割线，划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面是四五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的香港，一面是由破旧不堪的低矮平房组成的深圳。两岸的经济更是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香港是世界闻名的亚洲“四小龙”，贸易总额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8位，产业支柱只要是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金融和旅游；而深圳仅有农机、酱菜厂等工厂26间，1979年的全市总产值仅6042万元。
美国人来华旅拍的70年代深圳鸟瞰图
70年代的香港
两岸的巨大反差，加之1978年越南战争之后越南恩将仇报，不断在我边境燃起战火，让邓小平愤懑地说出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感应该就是深圳的创业初衷。
与深圳70年代的现状有些类似，郭台铭年少时的生活漂泊且艰辛。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父亲叫郭龄瑞，母亲初永真是山东蓬莱人。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在军队当兵的郭龄瑞携家眷来到台湾。作为第一代外省人，郭家的生活不但不安定，还异常困难——郭台铭兄弟姐妹四个，全家六口人全靠当警察的父亲的薪水维持。
好在郭台铭从小就头脑聪明，能吃苦，很小的时候起，就带着弟弟半工半读，分担家里的重担。1974年，刚刚服完兵役的郭台铭放弃进入台湾前三船务公司的“白领”工作，在台北登记成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一头扎进制造业。
2:
命运交织
从香港新界向北望去，不远处矗立着一堵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之墙，各式楼顶连接，勾画出错落有致的城市天际线。
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也是摩天大楼“生长”最快的地方之一，从那个被香港狠狠甩在身后的“小渔村”到满城摩天大楼，它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时针再拨回到32年前，1988年，位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建设开发正热火朝天进行着，对资本和工业无比饥渴，而深圳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也成为淘金客们的新机遇。
郭台铭也把目光从宝岛投向了深圳。郭台铭看到，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起飞，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同一工种，台湾的用人成本当时是内地的5倍左右，而且有钱还请不到人；此外，国务院还出台了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进军大陆”似乎势在必行。
彼时，他创立的鸿海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淬炼，员工人数达到1000人，营业额突破2.5亿元人民币。
也是这一年，鸿海第一次设立打造“世界级企业”的目标，为了方便进行国际营销，“FOXCONN”品牌诞生，中文音译为“富士康”。
郭台铭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和深圳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
1988年初来深圳的郭台铭（左二）
在龙华选址时，他拿出偶像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气魄，站在长满野草的荒地上，振臂一挥，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1992年黄田工厂揭幕仪式
直到1996年6月6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正式投入使用。这座只花了4个月建起来的园区成为“深圳速度”象征之一。
3:
深圳速度
郭台铭，这位以勤奋著称的台商多次践行着深圳速度。
等待龙华厂房建设的4个月，富士康正在赶康柏电脑机壳的订单，那是他用更短的供货时间和更低的价格从韩国LG 手里虎口夺食抢过来的。在深圳黄田一处借来的厂房里，富士康工人日夜赶工，总部和后勤人员也全部上线。
然而，距离交货日还有1天时，还差1万台机壳没有完成。
最后一晚，郭台铭亲临现场，担任生产组长，所有干部都下到了生产线。A、B两半人马轮番上阵，停人不停线，上至总裁下至员工都站在生产线上挥汗如雨。最终，凌晨5点57分，所有产品生产完毕，比规定时间提早了宝贵的3分钟。
对于他的勤奋，深圳予以了回报，他的工厂规模实现着四年一跨越：
1988年在宝安西乡的简陋厂房落脚，1992年搬到深圳黄田的新工厂，1996年，富士康工业园区在龙华荒地上拔地而起。
龙华园区的建成是富士康一个全新起点，“这不再是一个帐篷了，而是一个没有漂泊感的家。”郭台铭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扎根龙华之后，正值深圳陆续出台一项项支持外商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富士康由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成长为全球精密制造、高端制造、先进制造的产业巨头。苹果、诺基亚、索尼、亚马逊等产业巨头，纷纷将自己的最新产品拿到富士康生产。
4:
转型
站在风口上的郭台铭，从来就不缺乏讨论热度。近日，苹果“抛弃”富士康，寻找备胎的新闻，又一次将富士康推上了热搜。
毫无疑问，苹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客户之一，它成就了郭台铭在大陆的地位，后者也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苹果CEO库克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
但随着合作推进，郭台铭与这家美国公司的关系愈发复杂，他们互相需要，又时刻提防，并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努力把自己对对方的依赖降到最低。
郭台铭需要苹果，业内公认的看法是，富士康无法承受丢掉苹果订单的局面——后者常年贡献着富士康收入来源的一半。
但他不能只有苹果。
一方面，代工模式利润低，当苹果公司的营业利润在2012年高峰期超过35%时，富士康的利润还在1.5%徘徊。而富士康的收入浮动受苹果销量影响也很大——前段时间关于“疫情导致苹果销量下滑，富士康工厂放假4个月”的传闻，虽被官方否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富士康的命运与苹果是捆绑在一起的，当iPhone 出现销量下滑时，富士康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于是，郭台铭一直想摘掉“苹果代工厂”标签，给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2018年6月，登陆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简称工业富联）就是其中的一步棋。
上市前夕路演的那段日子，郭台铭逢人提及富士康几乎都是以科技公司自居，股票名称叫“工业富联”而非“富士康”也暴露了他对于转型科技的野心与希冀。
2018年6月8日，工业富联敲钟上市
工业富联招股书显示，公司所募集资金主要聚焦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云计算及高效能运算平台、高效运算数据中心、通信网络及云服务设备、5G 及物联网互联互通解决方案、智能制造新技术研发应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智能制造产能扩建八个部分进行投资。
听起来都是炙手可热的大热门，成绩如何？据2019年3月工业富联发布的2018年年报，其营业收入为4153.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为169.02亿元，同比增长6.52%，但净利润率只有4.07%——显然，这依然是代工厂的数据特点。
换句话说，工业富联做的似乎还是制造生意，只是技术门槛听起来更高了，富士康想凭借工业富联向上下游和智能方面试水似乎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
但是郭台铭依旧没有放弃，他又把目光放在造芯、布局区块链金融平台、造车计划上，他对转型的执着如同当初死心塌地开工厂一样，打算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
深圳也曾遭遇过转型之困，2002年的冬天，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广为传播。文章从深圳四大明星企业—中兴、华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迁都”上海的传闻写起，深深触动了深圳上下的心窝，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都说“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
1998年以来深圳经济增速放缓，《抛弃》一文认为原因来自河对岸、海那边的香港。1997年，香港因为金融危机经济一蹶不振，也给严重依赖香港投资的深圳带来致命打击。因为香港不仅是深圳出口的主要对象，也是深圳的最重要海外投资来源，而且香港人也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香港对深圳的投资一直保持在60％以上，而且由于彼时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香港对深投资更显重要。
继《深圳，你被谁抛弃》网文爆火之后，南方都市报推出的专题报道《深圳，抛弃了吗？》更在深圳引发了一场关于深圳未来的大讨论。该文引起的争论最后结果是，深圳不再追求成为综合性超级城市，而是自觉定义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城市。于幼军这样描述深圳的未来：首先，深圳的优势在于创新；其次，深圳不做华盛顿、纽约；第三，深圳可以做硅谷。
深圳：崛起的“中国硅谷”
8月26日，深圳特区即将迎来建立四十周年纪念日。40年前，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40年后的今天，深圳在4G及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诞生了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的科技明星企业。
布局的大胆前瞻，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的紧跟乃至超越……深圳始终走在发展的快车道上。而马上迎来“不惑之年”的深圳，才刚刚进入风华正茂的时期。
5:
后记
城市史也好，企业史也好，都是人的命运与历史。鸿海集团一次次进行转型进化，几乎在每一个年代的爆点都成功切入；深圳历经三次大转型，逐步建立起梯度发展的产业结构和新的竞争优势，或许都与“掌舵人”无时不在的危机感密不可分。
郭台铭的危机感，在他最爱给员工讲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他曾经每年夏天带着全家去黄石公园玩，女儿最爱喂鸽子。有一年，公园里突然立起了禁止喂食的告示牌，郭台铭不解，找到管理员问原因。对方告诉他：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鸽子全死了。它们平时习惯人类喂食，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
显然，没有人愿意成为那群活活饿死的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