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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讨厌喊麦,但别动不动就喊封杀

惊雷》到底算不算难听?听喊麦到底丢不丢人?

在雅俗拉锯的大潮里,还应该保留每个个体“喜欢”的空间。一个全盘高雅的社会,又该多无趣呢?在不违背道德、不违反法律的底线之上,每个人应该都有听一首“俗歌”的权利。

你觉得《惊雷》这首“歌”,好听吗?

主持人唱的,会不会好受点?

杨坤老师肯定觉得不好听,否则他也不会在直播间里大骂:“太恶心,俗气……要旋律没旋律,要节奏没节奏,要律动没律动,神马玩意儿。”

大部分网友估计也觉得不够好听,否则社交平台上成千上万的评论也不会变成清一色的调侃:“听周杰伦也就图一乐,听歌还是得听《惊雷》。”

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和《惊雷》划清界限,作者MC六道最初回应杨坤的那句“如果没人喜欢的话,它也不可能这么火”,很快成为一个狂妄的笑话。

《看天下》杂志更是直接用反问“不会有人真的喜欢《惊雷》吧”作为标题,来评论该事件。

难道从来就没有一群人发自内心地爱听《惊雷》?难道自始至终喊麦的热度都来自于围观和嘲讽?

答案或许并非如此。

在某音乐软件上,我们找到一首喊麦翻唱《江归江山归山》。和《惊雷》类似,这首歌的歌手(姑且这么称呼)也是在动感的BGM里,念着些毁**地的句子:几年战功名显赫,沦落江湖刀剑客,漂荡江湖是寂寞,如闲云又如野鹤……

这首翻唱热度不高,只有寥寥几十个评论,但大部分都写着“好听”,看上去挺真诚。

喊麦,成为审丑的一部分

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并不是要为《惊雷》正名。

恰如杨坤和网友们所说,无论是从外在的词曲还是从内在的思想来审视,这都是一首水准不高的歌,甚至喊麦能不能算歌,很多人心里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毕竟,逻辑不通的所谓“麦词”已经足够让人恼火,如果躁动的背景音乐都并非出于原创,作为一首歌的创造性就很难不被质疑。

4月15日,有音乐制作人再度指责《惊雷》的编曲出自剽窃,对此《惊雷》作者MC六道发布视频道歉,称自己最初使用这段demo录制《惊雷》,并未从中获益,目前已通知相关平台下架,恳请作者原谅。

而在网络上,这场争论所带来的影响还在扩大。

不过,与几年前那首《一人我饮酒醉》带来的讨论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人再去认真分析喊麦的文本逻辑和背后的诞生土壤,我们所见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戏谑。

有人把《惊雷》改造成不那么难听的摇滚版本,有人把《惊雷》拍成搞笑短视频,有人把“天塌地陷紫金锤”这样荒诞的歌词做成表情包,还有人把喊麦中常见的歌词和社会现实对应起来,作为地域文化进行解读……

当然,这种看似搞笑的解读有很大的地图炮嫌疑。/ 微博@留几手

喊麦格调不高,这点早已毋庸置疑,但这并不妨碍网民将它作为“快乐源泉”,在互联网娱乐化的大潮下,越粗俗的内容,反而越具备流行起来、博人一笑的潜质。

从这个角度说,这首《惊雷》的确如MC六道回怼时所说的那样,“比杨坤任何一首歌都火”。

在网络审丑的氛围里,MC六道的问题在于“丑而不自知”,不仅没有立正挨打,还要一再反驳,结果说得越多,暴露的问题越多。

要是他一开始就明白流量无分好坏都能变现的道理,大大方方地自嘲,甚至下场和网友一起调侃,那画风就又不同了。

不信你看前段时间红得发紫的网红“郭老师”,她就是丑而自知,进而故意扮丑给大家看,把贩卖丑陋变成了一门生意,至今还作为表情包,躺在无数人的手机里。

喊麦的确俗,但大多数口口声声捍卫高雅的网友,实际上对于高雅文化的忠诚比自己想象中脆弱得多,他们真正喜欢的,或许是调侃《惊雷》时,满屏的“哈哈哈哈哈”。

杨坤撞上《惊雷

喊麦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和网络爽文是相通的:作为侠客大杀四方,作为帝王君临天下,作为神仙遨游云霄,作为英雄佳人相伴,满足了徘徊在社会中下层的压抑青年们的大部分幻想。

与之对应的,是MC六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回应一再自称“草根”。有人质疑,既然是草根,为什么还写这样远离现实的歌词?可事实上,大部分遥不可及的幻梦,都来自普通人。

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才是幻想的最佳土壤。

其实,真要比草根,坐在摄像头前直播一整天的MC六道,比起当年的杨坤来,还是差远了。

舞台上的杨坤。/图虫创意

1991年,爱好唱歌的杨坤十九岁,唱了两首当时正流行的童安格的歌,顺利考入内蒙古武警文工团,在这之前,他是工厂的工人,也是文艺骨干。进入文工团以后,杨坤常去“走穴”,是团里赚得最多的人。

两年后,怀揣更大梦想的杨坤告别家乡,闯荡北京。初到北京,看着满街的高楼大厦,他盼着自己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那时,首都一百块的房租都能难倒这个外地青年。

在酒吧里唱了近十年歌,搬过几十次家,最终在新世纪初,杨坤赶上了唱片业的落日余晖。2002年的专辑《无所谓》和2003年的专辑《那一天》,卖到了上百万。

在这两张专辑大卖之后,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横空出世,几乎成为最后的热销唱片——尽管在很多传统音乐人眼里,站在八楼前等二路汽车的刀郎已经有点俗了。

然而更俗的还在后面。

似乎每一次媒介转换,都能带来大众文化品位的下跌。刀郎之后,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习惯用随身听、电脑、MP3听歌,属于唱片的年华一去不复返,属于互联网音乐的时代已经来临。

替后者打头阵的是《老鼠爱大米》,这首2004年的口水歌一个月的下载量,就抵得上一张销量数十万的唱片。而和直白到不能更直白的《老鼠爱大米》比起来,刀郎歌曲的文学性一下子就高出一大截。

当年的杨坤,或许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十几年之后的喊麦更是干脆连旋律都省了,和它比起来,《老鼠爱大米》是不是又显得动听了许多呢?

时代飞速更迭,所有人的坐标都跟着变化,要永远认清自己的定位、永远分得清雅俗,谈何容易。

1992年,还没有成为“德高望重老艺术家”的杨坤老师,正在发愁要不要去北京闯荡,在内蒙古隔壁的吉林,MC六道出生。

谁又能料到,多年之后他们将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就像2005年炮轰《超级女声》的杨坤,也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就坐在了《中国好声音》的评委席上。

还记得32场演唱会的承诺吗?

观众总爱高雅,但有人自甘下沉

几乎每一届受众都声称自己热爱高雅,但总不乏明星自甘下沉,拥抱所谓的庸俗潮流。

比如你能想象,如今在台上上蹿下跳的谐星大张伟,曾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摇滚新星吗?

1999年,也就是杨坤老师还在酒吧里唱歌的那几年,几个未成年北京男孩凑成的花儿乐队正式出道。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卖了几十万张,比朴树还高。

当时大老师给专辑起名字的理由还很诗意、很少年:因为他在学校里的同桌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总说自己很幸福,大张伟觉得,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幸福的旁边。

尤其是零零后的朋友们,听听当年那首《静止》: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

这还是你们认识的大老师吗?

后来,随着摇滚热退潮,乐队头上的光环也在消散。大张伟写出了《嘻唰唰》,但同伴不接受,据说,他用最最现实的理由说服他们:你们想买宝马吗?唱了这首《嘻唰唰》,就可以了。

于是,在前后两代人的记忆里,这个少年的形象发生了断裂:有人说他是口水歌手,有人记得他是摇滚少年。

再说王蓉。

提到这个名字你或许会陌生,但说到她的《小鸡小鸡》,你一定有所耳闻。尽管太多人表达了对这首歌的厌恶,但不妨碍它成为大街小巷的**神曲。

可如果你再听听这首2003年的《请说出来》,你还会认为王蓉是真的品位低下吗?

同一年,这首《请说出来》成了情景剧《都市男女》的片尾曲,在这部片里,我们能找到青涩的姚晨、沙溢、喻恩泰,成为柏林**十几年前的王景春,当然,还有很多日后籍籍无名的面孔。

可以和《小鸡小鸡》做个对比:听众和歌手,哪一个先选择下沉呢?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

有人上浮,有人下沉,有人被关注,有人被遗忘,但这往往并不取决于高雅或是低俗。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热爱优质音乐,王蓉的《小鸡小鸡》又是唱给谁听的呢?

雅俗之辩,到底在争论什么?

2000年,央视青歌赛办到了第九届,二十五岁的贵州姑娘龚琳娜刚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走上这个舞台。

有别于日后赖以成名的雷人造型和夸张唱腔,那时候的龚琳娜,里里外外都更像一个典型的晚会歌手:清秀的妆容,得体的谈吐,长长的裙角拖在反光的地板上,举止之间显得有些拘谨。

龚琳娜的参赛组别是专业组民族唱法,她唱了一首《斑竹泪》。

今天的我们再听这首歌,大概很难不被龚琳娜的唱功打动,也很难不感慨:唱《忐忑》《金箍棒》的龚琳娜,竟然也这么“正经”地唱过歌。

最无奈的事正在于此:能给予一个人艺术地位的,当然是那些高雅的作品,但能让一个人名满天下的,却往往是不会在艺术史册上留名的“平庸之作”。

我们的社会很像一列长长的火车,最前面的车厢和最后面的车厢隔着遥远的距离,但它们又分明是一个整体,谁都不能丢下其他车厢独立行驶。

前面车厢的人们认为自己正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而最后一节车厢里的老人,只觉得这些年轻人正把列车引向危险的方向。

浮夸的社会摇和喊麦,到底是因还是果?忙不迭地撇清关系,甚至喊着一禁了之,就能让华语音乐一跃上一个新台阶吗?

毕竟,在雅俗拉锯的大潮里,还应该保留每个个体“喜欢”的空间。一个全盘高雅的社会,又该多无趣呢?在不违背道德、不违反法律的底线之上,每个人应该都有听一首“俗歌”的权利。

更何况雅俗争论的背后往往是草根和庙堂之间的话语权争夺,高高在上的庙堂,也不总是能代表高雅,比如疫情之中,层出不穷的文联体散文、老干体诗歌以及晚会式公益歌曲,让人大跌眼镜。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但不能轻率地决定作品的死或生,提供一个相对开放的创作环境,和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对我们的创作者和受众,多一点信心。

尤其是在当前动辄喊打喊杀的网络舆论中,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讨厌《惊雷》,但在敲下“封杀”两个字时,却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后续的回应中,大概是为了表现对《惊雷》的不屑,杨坤老师站在镜头前,一手一杯咖啡,一手一瓣大蒜:咖啡我爱喝,大蒜我爱吃,《惊雷》就算了。

很明显,咖啡在这里象征阳春白雪,大蒜则象征下里巴人,而以《惊雷》为代表的喊麦,根本不入流。

上一次搬出“咖啡大蒜理论”吵得不可开交的还是郭德纲和周立波,如今,吃大蒜的那个成了振兴相声的大师,喝咖啡的海派笑星却成了网络上的谈资和笑柄,世事变幻,让人怎能不唏嘘。

说到底,《惊雷》难听归难听,但跳出这一首歌,从更高的视角俯瞰,一个作品、一个作者究竟是雅还是俗,除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成色,有时候还要看时代的进程。

✎作者 | 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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