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旧文，发现写父亲的寥寥无几，写母亲的篇什不少，今搜集在一起，算作一个小辑，作为母亲节的致意。文字都是十几年前的，心境不一，有些表述现在看来或有不当，有些记叙事情或有重叠，但都不作更改了，毕竟是那时的写照。深色字体为回忆；浅色字体为虚构。
①母亲的青春之影
两个女民兵，一个手端**，身子稍稍后撤，正在瞄准远处的枪靶，另一个靠住前一个身体，一手指向**前方，在做射击前的指导。这俩女民兵，左边是我母亲，右边是我二姑。画面的深处，可以看到有围观的孩子，孩子身后的田野，田野里的麦垛，远处的树林，树林后面连绵起伏的丘陵。
那天是周末，正在公社驻地上高中的妈妈从学校回家，就被民兵队长叫走了。说是上级要来检查民兵训练，他嫌村里女民兵太少，临时抓丁，让我妈去充个数。还要她穿件干净点的衣服，会有拍照。听说要拍照，妈妈很高兴。她穿着那件有小碎花图案的“的确良”衬衫，跟着民兵队长赶到村西民兵演练场。所谓民兵训练，其实就是站站队列，走走正步。等到检查组来到，准备给民兵们拍照时，我妈和我二姑被分在了一组。
二姑和我妈年纪相仿，很早就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是大队的团支部委员。我妈没有参加民兵，对打靶一窍不通，但在照片中，却是她在指导我二姑。二姑端枪射击的动作一看就是经过训练的，用不着旁边有人指导。这都是摄影师“导演”的结果。
她们俩当时都是村团支部成员，经常一起开会，参加活动，应该是很熟悉的，所以两人在照片中的配合也显得默契。
那时爸爸正在外地当兵，复员回来之后，才和妈妈确定恋爱关系。托战友的父亲做媒，双方家长无反对意见，只有我大舅稍有异议，大概嫌我爸爸的高小文凭配不上妈妈的高中文凭。大舅在邻县矿物局工作，觉得母亲的高中文凭有机会农转非，进工厂，吃商品粮。
妈妈高中还没毕业，国家就已经取消高考了。她回到村里，先在团支部里帮忙，后来去小学代课。爸爸复员后，也在村支部里待着。那时农村虽然穷困，但业余文化生活还挺丰富。爸爸和妈妈都曾在村里自组的剧团里唱戏。爸爸二胡拉得好，妈妈则是唱样板戏。省京剧团下乡，妈妈的样板戏都是跟他们学的。
恢复高考时，妈妈没有应考，她那时已经和爸爸结婚，并且民办教师也不当了，一心照顾家庭。其实我很替妈妈感到可惜，妈妈如果参加高考，也完全有可能像我小姑那样从此跳出农门。妈妈学习非常好，小学曾经连跳两级，比别的孩子早两年毕业。但她最终选择了做一个农民，一个家庭主妇。
二姑不久嫁到外村。她嫁的那个人，竟然是小姑高中同学。
这门亲事爷爷奶奶起初并不同意，主要是嫌男方个子矮不说，还长了一张娃娃脸，而我们家族一直没有出过矮个子。我的三个姑妈身高都接近1米70，我爸爸在家族的男子里，算是比较矮的，也有1米75。在这样一个“长人”家族里，怎么能容忍一个“矮姑爷”呢？但是我二姑偏偏就相中这个矮个儿青年。
好在二姑夫个子不高，人却精明，又在供销社工作。相亲时把自己收拾得很利落，整洁笔挺的中山装，左上兜里还插着一支闪闪发亮的钢笔，这身打扮在我方家长眼里加了不少印象分。亲事争议一番之后还是成了。
小时候记得二姑和二姑父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每次他们夫妻俩吵架，经常会半夜跑到我们家来，40多里路，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进门只要领受我奶奶一顿臭骂，就都没声气了，第二天欢欢喜喜回家去。
这张照片最早就是在二姑家的像框里发现的。
二姑家里长年挂着几个很大的像框，多是二姑父年轻时的工作照。二姑父在这些照片里，大都是站在高高的柜台后面，身后是高高的货架；他不是正在包装茶叶，就是正在用杆秤称量一些副食品，或者什么都不做，只在柜台后面露出半截身子，傻呵呵地笑；还有很多他与供销社同事的合影，上面写着何年何月何日，因何事合影留念：有欢迎新同事的，有欢送老同事的，也有他被欢迎被欢送的，也有获得集体荣誉时的。在这所有照片里，他都保持着同一种微笑的表情。
就是在这堆充满二姑父微笑的相片中间，我发现这张特别的照片。我很自然的猜到右边那个端枪的人是我二姑，对另一个人却只感到面熟，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我妈。
二姑和妈妈的一生，都是平淡无奇的。当了一辈子农民，一辈子家庭主妇，伺候公婆，养育儿女，出门下地，回家弄食。她们的命运和全中国所有家庭主妇的命运一样，是维系在男人身上的。男人在外面事情做的好，钱挣得多，她们也会相应过得好一点，男人在外面一旦挣不到钱，她们也就只能指望从地里土里刨出更多的粮食，因此会做得更苦更累。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段时间，爸爸做民办教师，二姑父在供销社做营业员，好歹都是拿工资的人，因此两家的日子过的虽不是很好，但都觉得颇有些前途。到了90年代，事情发生变化，爸爸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一直得不到落实，依然拿着80年代的工资，再加上家里一系列的变故：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翻盖新房，农村苛捐杂税日增，债主不断上门，日子开始艰难起来；而二姑父的供销社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人再去供销社买东西，人到中年，他也只好咬牙改行，进工厂当了工人。这两个男人的中年危机，没法不危及到两个妇女。
爸爸无计可施，一度有辞去教职，跟别人到外地打工的想法。
妈妈也在琢磨如何改变生活的困顿，为此想过很多挣钱的方法。想过开小卖部，不要说启动资金了，连个门头都没有。想过开理发店。妈妈虽没学过理发，但附近邻居女人们都喜欢让妈妈给她们剪头。假若真要开理发店，还要学一些时髦的技术，她娘家那边有一个侄女，很年轻，也开理发店，她就去跟侄女打下手。
真正挣到钱的方法是种西瓜。种西瓜很累，从育苗，到选苗，到铺秧，到给瓜秧打杈，选瓜，都要一棵棵来，要整天蹲在地里，要浇水，施肥，打农药，西瓜快熟的时候，还要在地里看着……第一年种瓜赚了几千块，很高兴。第二年，全村人都种瓜了，瓜价呼啦掉下来，瓜种得再好也是赔。
后来又养兔子，但都只能赚个零花钱。想根本改变家庭的困境，真是一点指望都没有。
那时我对母亲最深的印象不是她在田地里如何劳作，而是这样一个情景：她坐在我们家那只塌陷的老沙发里——这只沙发，还是爸爸当年找木匠专门打制的，是我们家道衰落的见证——紧皱眉头，打着瞌睡，她的疲惫，就像一块没有人可以抬得动的石头。
二姑的命运和妈妈一样。二姑父那时已变得不爱开玩笑，脸上偶尔露出的笑容都只给人讪讪的感觉。二姑所能做的，除了每天给他做好饭，送他出门上班，然后下地干活，生活还能怎样呢？
她们把自己的美好青春都用来在田地里劳作，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和困苦的生活一起熬。直到他们都老了，几十年来折磨他们，陪伴他们的那些困顿、忧愁、烦闷、痛苦才渐渐离他们而去，因为他们用心培养的我们终于成年，有了工作，有了家庭。她们为此付出的所有屈辱和辛酸都得到了一点回报。只有这，才是她们最感欣慰的吧。
我还记得几年前，当我把这张照片从二姑家带回，拿给妈妈看时，她的一脸惊讶。她把照片放在手心里，愣怔半天才说：这是从哪里找到的？
后来妈妈回忆起拍完照片以后的一件事情，苍老的脸上，突然飞过刹那霞光。那是拍完照片很长时间以后的一天，她和村里几个伙伴去县城，不期然地，在大街上某个文化宣传栏里，见到这张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电影海报的尺寸，妈妈被这巨大的照片吓呆了，竟致于有些恍惚。她大概从没有见过被如此放大的自己吧！我想，照片里两个人那种青春有力的形象，一定给过她莫大的震颤。那是不是她两个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呢？
②苍老之门
那时，父母都已经抛弃家乡的土地，和他们的儿女一样来到城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躲债。我听说他们在大学城租了一套房子。母亲把自己练就大半生的手艺使出来，维持老两口的生计。我依稀记得母亲的烙饼是很香的，然而已经多年没吃了。父亲到底做什么我并不知道，也许他还没有找到工作。毕竟他的老本行，不管是教书还是拆屋，在这里都没有什么用处。
虽然是在一个城市，我却从没有去看过他们。事实上，他们什么时候来的这个城市，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妹妹是否知道，至少她从来没有向我提起。她大概越来越忙。但我还总算知道父母也在这里。
也许之前我们父子见过几面，所以这次公交车上的相遇彼此并不惊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儿子，给爸介绍个女人吧。”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头发是黑的，脸是白的，一个很标准的男人。我以为听错他的话，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儿子，你妈要我重新找个女人。”
“你们俩怎么了？”
“是这样，儿子，你该去看看你妈了。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你还没去看过她呢！”
下了公共汽车，我被父亲强行架上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他骑车带我去大学城。我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两条长腿拖在地上，车子的后座已经不能容纳我那尊庞大的屁股。但我就这样将沉重的脑袋仰靠在父亲的背上，忽然回到小时侯。
小时侯，父亲就这样带着我，走亲访友、上学教书、下地干活。他喜好饮酒，为了一个宴会，他经常直到深夜才从那个遥远的村庄往回走。而我，只有在他的车后座上继续做我流口水的梦。醉醺醺的他在路上会不停地和我说话，他会告诉我为什么回家要走的这条路不是来时的那条路，因为在那条路上有很高的玉米地，经常有人会在那里打劫；他会告诉我为什么走夜路不要相信前方的灯火，因为那常常是一种叫做“鬼打墙”的幻觉。到如今，我依然健壮的父亲，依然这样载我到大学城，依然告诉我为什么不走解放路而走和平路，那是因为解放需要付出代价而和平只需要吃喝拉撒。
在大学城门口，他让我下车，说：“儿子，你妈最近心情不好，你多劝劝她。他最近还经常照镜子，还时常唠叨说自己当年也是个美人。儿子，你妈实际上是想你了。她让我再找个女人，你说我能听她的吗？她不让我和她一起住，那我只能依靠你了。”他说完推着车子走远，过了一会儿，他又折回来，说：“她卖烙饼的辛苦你是不知道的。”我看着父亲年轻的背影搭车而去，独自往前走着。我不得不温习一下母亲的模样。
对面过来一群妖娆的姑娘，我知道他们都很漂亮。这些姑娘都认识我，也许她们以前都曾经是我短暂的女友。她们可能还在大学城读书，也可能已经干起自己想干的事情，但她们毕竟还是那么漂亮。她们团团把我围住，说我一点也没有改变，还问我现在哪里发财。我努力思考半天，也没想起自己的职业。也许自从某某年后，我真的已经什么也不干了，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看着依然漂亮年轻的她们，我想：我真的一点没变吗？
我带她们去见我的母亲。在大学城边缘的一条小街上，一直走到尽头，我们看见了那个烙饼铺子。在一扇狭窄的门里面，姑娘们将那个老太太团团围住。老太太耍戏法般在手里反复攥弄着一个个面团，只一会工夫，面板上就摆出十几个揉好的面饼。我们什么还都没有看清，但是香喷喷的烙饼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老太太洗洗手，拢了拢盘到耳后的花白头发，异常安详地转身，向里屋走去，她佝偻的身躯悄悄掩上那扇乌黑的房门。我撇开如花似玉的姑娘，推开那扇门，看见她那苍老的影子在微明的烛光里。
猛然间，我记起母亲青春的面庞，那张脸庞和她周身所散发的一切曾经是某个年代青春的写照。我一遍遍回忆那个佝偻的身影关门的一刹那，不相信一刹那的光阴就使人如此苍老。我祈求那扇黑暗之门再次洞开时，一切都不是真的。
③为焦虑所催逼的母亲
女儿一两岁时，一有感冒发烧，我妈就特别紧张，把孙女用小被子裹得严严实抱着，整宿整宿坐在床上，孩子不睡，她也不睡。妻子虽觉过意不去，但也担心孩子捂得太多，反而加重病情。两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
妻子哪里知道，母亲这种过度紧张是年轻时落下的。在生我之前，母亲曾生下一对双胞胎姐姐，因那时家里没什么吃的，母亲身体也不好，没有奶水，两个姐姐一个也没留住。
我出生时身体也很弱，亲戚们看我病殃殃的无生气，都不觉得我能长大。体弱自然多病，我是当时同岁孩子中出了名的病秧子，四五岁之前就是村里赤脚医生家的常客。
据说我倒不厌烦吃药，吃药于我比吃饭还香似的，但极度恐惧打针，每次母亲将我包裹严实出门，我就知道要去挨针扎了，便大哭不止。母亲没办法便哄我说是去邻居家串门儿，我虽被包得严实也能感应到她走路的方向是去医生家无疑。医生家住在西面，出门一往西走我就哭闹，母亲只好朝反方向走，我觉得安全了，便昏昏睡去，谁知醒来之后还是在医生家。
我虽身在母亲怀抱中，耳边听到她不断和**打招呼说话的声音，却又觉得自己就在她的背后，在村里连绵的屋顶上，一路飞跳着跟随她，俯视着她匆匆又焦急的背影。那个背影深刻在脑子里，至今不能淡去。
可以想象那时留在母亲心中的阴影，她是非常害怕孩子生病的。每当女儿发烧，我都不忍去看母亲的脸，那深深皱纹里有掩饰不住的经年沉积起来的习惯性焦虑。
母亲的一生是被无处不在的焦虑催逼的一生。年轻时因为孩子多病，中年则是身为一个农民的重压和负担。
我至今不能忘却母亲的另一个印象，还是上高中时，每周从县城回家，看到的她坐在沙发上的样子。母亲一个人坐在阴暗的屋子里，脏乎乎的案桌上，有凉透的茶水。她的面孔极度疲惫、灰暗，双手袖在袖筒里，看到我回来，极力抬起眼皮，从苦脸中挤出一丝喜色。这形象给我刺激之深，以至于时时出现在梦中。
在我求学和毕业之后的最初几年，我常常梦到她的衰老，满头银发，依旧操劳。这也是那几年家庭困苦生活所留给我的伤害以及对母亲的歉疚之心。
家庭的困顿是伴随着时代的，至今恐怕还没有人好好描述过整整一个90年代中国农民所承受的不正常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创伤。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民调查》或许涉及过，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去读这本书，因为我就是从那种苦难走出来的，我对之满怀逃避之心。
我们家在这十多年里一直处在破产边缘，从奶奶生病开始，爸爸便开始了他漫长的欠债生涯。这生涯覆盖了他一生中最黄金的壮年和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时光。
奶奶的一场病本来已经拉下饥荒，偏又赶上当时所谓新农村改造，家家都要扒老屋盖新屋。爸爸在拖欠了一身债务的情况下，还要盖新房，什么都是借和赊欠。他不过是个民办教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我和妹妹高中以前的各种学费都是他提前预支几个月的工资来应付的。借债毁坏了朋友、同事和亲戚之间的情谊，等到妹妹最后进城上学要拿出上万学费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高利贷组织借款。
当时农村有一种叫做“基金会”的东西，独立于银行系统之外，以高息吸引农民储蓄，又以无抵押的诱惑和更高的利息向农民放贷，其收款方式又近似黑社会般的野蛮。这个组织造成许多家破人亡，取消多年后仍然遗祸无穷。整整一个90年代，政府对农民的盘剥就是这样，一方面农业税负繁重，一方面收购粮食时又打白条，再加上“基金会”的作恶，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
母亲为给家庭增加收入想过各种办法，养过猪，养过鸡，养过兔。卖一头猪的所得常常被养一头猪的花费抵消；兔肉虽然值钱，但最多十几只的规模，只够赚一些零花；养鸡更没有竞争力，市面上的鸡肉和鸡蛋都便宜的吓人；后来又种西瓜，种大棚菜，甚至想过开小卖铺和理发店。
母亲三十五岁之前没有学过理发，但是有点无师自通的小聪明，经常帮邻人妇女免费剪头，人家还都喜欢。后来她想开理发店，便要正经学学理发了，可跟谁学呢？她本家有个侄女在县城学过理发，且在村里开着一个理发店，便去向她侄女学。这种手艺本来就是用来赚钱的，不大的村子，人头就那么多，你学去了又要抢人家生意，人家怎么肯教你呢？但因为有着一层亲戚的缘故，人家不好推辞，母亲也就厚着脸皮去学了。
学了很长一段时间，打了不少下手，也没什么操作的机会，只是在旁边看着，大概学了些皮毛吧，给邻居剪得倒是更漂亮了，但理发店却始终没有开成。我们那个村子虽算几千人的大村，理发店可并不缺，一条街走到头总有三五家的规模，这还没算上像我母亲这样喜欢帮人免费剪发的主儿。
种西瓜是非常辛苦的，几亩地西瓜，一千多棵瓜苗，从育苗到移栽，到浇水，要给每棵苗掐枝，留瓜，锄草，每一道工序都要蹲在地里，一棵一棵去弄。夏天过暑假我到地里帮忙，技术上的活儿是插不上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在西瓜地里的身影。烈日下的母亲戴着草帽，脸晒的通黑，身形干瘦，在地里一步一步地往前捱，几分钟挪一步，蹲下，站起来，再蹲下，一个夏天里这样的过程不知道有几遍……直到西瓜长成。
她干什么都喜欢研究。第一次种西瓜，先买了书看，琢磨透了，再向种过瓜的人请教，结果就比别人种的好。那一年，她种出了全村的瓜王，足有二三十斤重。但令她不平的是，瓜王却被瓜贩子以尝尝鲜为名抱走。第一年种瓜算是大获丰收，有了几千块钱的收入，我和妹妹的学费就有了着落。
第二年第三年就不行了，地力被耗尽导致西瓜减产不说，全村人都种瓜，反而使西瓜滞销。瓜贩子不来了，母亲和父亲只有拉起地排车，到各村叫卖。父亲是初中教师，附近村子里不是有他的学生就是有亲戚朋友，他总不好意思亮开嗓子，便想个法，先去个亲戚家，让亲戚帮忙分卖。这倒好，几分钱一斤就分掉了，落不到什么钱，母亲也没办法，那几年附近的村子都种西瓜，谁家也不缺。
但这一切努力仍然不能阻止讨债者上门。交不起各种费用，村里便停你的电，晚上只能点蜡烛。讨债的来了便坐屋子里不走，不喝你的茶，也不吃你的东西，干耗着不说话还算好的，嘴里刁钻古怪尖酸刻薄不干不净的，你听着都恨不能一头去撞死。
我是耻于和讨债者同在屋里的，每当讨债者上门，情愿躲在院子里，但耳朵却又听着屋里人的话。父亲躲出去，母亲一个人应付着，我能想象得到她的难堪，我在院子里听着都已经够羞耻了。然后母亲出来，大踏步往院子外面走。我担心她会出事，那一阵，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不良预感，天天担心她会自杀，所以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她也不理我，也不阻止我跟随，就这样走出一个胡同，拐进另一个胡同，敲开一个邻居家的门。我跟到那人家院子里，就不跟了，我知道她不是要自杀，是又来借债的。
这家的女人一向和母亲要好，每次都是母亲给她剪头。他们家做着贩卖花生仁的生意，就是把花生收购来，用机器去壳后再卖。这是个不错的营生，家里又没盖新屋，孩子又小，应该是有钱的。
我在院子里站着，剥花生壳的机器就在旁边，左边是半院子白花花的花生壳，右边则是半院子红彤彤的花生仁，在塑料油纸上晒着。正午的阳光直通通地晒着我头顶，这个时候鸟儿都懒得出来啄食花生。
阳光直射下看屋里是黑洞洞的，但我依然看清他们的表情。主人坐在八仙桌左侧，母亲在右侧，双方谁也不看谁的眼，反倒都齐齐看向屋外，眼神全都涣散着，没有焦点。母亲的脸是讪讪的笑，主人的脸则是僵硬的冷漠。
钱自然是没有的。我们在直通通的日头下，又灰溜溜的走回去，一路上连个树荫都没有。
中年各种熬煎，虽已经过去，母亲身体却被生活损毁。我一向忽略母亲的病痛，还在上学时，就常见她吃各种药，中药西药一大堆，到老年又患上高血压。我在济南没有好好工作，整日胡混的日子，正是父亲母亲身体都很差的时候。他们俩相继为高血压所击倒，父亲甚至脑溢血，但我都是等他们病愈才知道。不论是在还债还是照顾父母方面，妹妹远远比我做的好。我是一个冷漠又无能的儿子，既没有能力赚钱赡养他们，又没有能力去表达对他们的爱。
来北京之后，母亲的病又发作过一次，因为动脉血管梗塞，头晕呕吐，半夜打一个黑出租去急诊。当我一手搀扶着头晕得不敢睁眼的母亲，穿越医院灰暗、曲折、漫长的走廊去做CT，当我扶着她坐在医院拥挤的走廊里打吊瓶，看着走廊里各种奇形怪状的急诊病人，只觉得这场景就是地狱的模拟，而惭愧和羞耻的心情便在这时再次啃啮我。我有多么无能，就有多么不孝。
好在她总是乐观。我喜欢看到她心情愉悦，喜欢看她每天听着《最炫民族风》跳舞——就连这首歌也变得不那么恶俗，喜欢她教我练习八段锦，喜欢她不论在北京还是在妹妹那里都能很快交到同龄的朋友，喜欢她边做饭边哼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歌曲或者唱段。
我常常想，困难的时日，她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我买过一本《舍生取义》的社会学书籍，是专门研究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的，也没有深读，我了解书中的要义。农村妇女的自杀，无非是喝农药，上吊、跳井和投河。在我的少年时代，这样的事情在村里时有发生，我不清楚母亲有没有经受过那种生命的临界点，但以我敏感的心思，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担心。棉花是最消耗农药的一种作物，母亲背着沉重的农药喷洒器在烈日下为棉花喷洒农药的场景也是时时记起的印象。她常常被那些剧烈的农药熏的头晕目眩。而我看到那些绿绿的农药瓶，在屋檐下摆了一排，总想着怎样才能把他们藏起来。
现在我自然不这样想了，但还在困苦中的时候，我时常替母亲感到不平，总觉得她本该有更好的生活。
她小时非常聪明，学习极好，小学都是跳级读的，是文革结束了她的高中学业。70年代末期她本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很多同学都通过考试进入城镇工作，而她因为嫁给父亲，安于做一个民办教师，最后又为照顾家，连民办教师也不做了，变成彻底的农村主妇。
她会唱京剧和豫剧，接受过省里下乡的京剧团的指导，会唱所有样板戏，还经常登台演出，她演过《红灯记》里的铁梅，《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豫剧《朝阳沟》里的银环。我在老相框里见过她的剧照，以及她年轻时的其他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最喜欢的。
那是一张半身彩照，大概是十六七岁时拍摄的。她穿一件黑黄相间的格子土布袄，头发乌黑浓密，垂在两肩的短辫用红头绳紧扎着，看上去很俏皮；那时的母亲脸盘白皙，略微显胖，嘴唇微微翘着，欲笑未笑的神情；眼睛则是黑亮的，发出一种近似蒙昧的纯洁之光。
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家相框最醒目的右上方位置，那双天真的眼睛就这么注视着我和妹妹从小到大，注视着她自己深受熬煎的大半生，从年轻到衰老，也注视着那些讨债者一个个走上门的羞辱，却从未少减神采。
现在我也到达了中年，每一代中年都有自己的熬煎。我有我的痛苦，这痛苦母亲不懂，我也不希望她懂，甚至连知道都不要知道。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一点是，再痛苦的煎熬，再大的绝望都不要埋怨，更不需要解释。
我有过并不成功的叛逆，认为父母这一代的痛苦完全在于他们对生活的执着，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呢？我曾打算做一个胆大心黑之徒，什么都不管，只要让自己舒服。但我既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那样的脸皮，更重要的是欠缺那种“智慧”。可惜我只做到了对亲人的寡情凉薄，却没有做到对世界的心狠手辣，这说明我还只是我母亲的儿子。我们的境界，只够活好自己还勉强。、
④山洪暴发之前
母亲半卧在那张黄胶皮的破沙发上，疲惫得象一块大青石。沙发已经腐朽的四只木脚一截一截地矮下去，矮下去。我坐在母亲腿边的小板凳上。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十年了，或者还多，我们好象都是这样坐着，膝盖碰着膝盖。她就这样喂我饭吃，教我写字或者讲些聪明人的故事来打发我满身乱爬的瞌睡的虫子。她希望我是个聪明人。
老堂屋的门虚掩着。雪亮的阳光从门板风干的裂口里**来，在灰暗的泥地上挖了几条浅浅的光的小沟。小沟一直延伸到母亲的脚上。母亲在沙发里睡着。隔着一个小茶几，另一只沙发空着，父亲不在。他很早出门，被邻居喊去拆屋了。这对沙发是他早年的光荣。现在这“光荣”的弹簧已经崩断，乌黑的棉花撑破了胶皮。十年了，或者还多，胡子都变软变花了。
门吱呀着被人推开，留生娘从外面进来。我起身迎上去，叫着“婶子”。她却剧烈地笑起来，天然弯曲的头发撑破头巾。她说：“傻小子，辈分都论不清了。”我忽然记起我应该叫她“嫂子”的，嘴不知怎么变的忒笨。母亲醒了。留生娘一屁股砸进那张空沙发里，对母亲说：“大婶子，我那哑巴闺女要生了，我真担心呐，要再是个哑巴那可咋办哪？”母亲说：“真是个哑巴也得要啊。”留生娘说：“要是得要，可哑巴生的还是哑巴啊。”
我来到大街上，遇到拆房子的父亲。父亲停下手中的铁锨，指着我，对邻居们说：“看，我儿子。”干活的人都停下活看我。我瞪了父亲一眼。他嘴唇上落满尘土，尘土被汗水浸湿，他朝我笑了。真是奇怪，我居然敢瞪他，他居然也愿意冲我谄媚似的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傻。邻居们都在看我，葡萄架倒了，他们也没发觉。父亲说：“干活吧，没什么好看的，小的时候经常被我揍的满地爬，有一回……”人们不再看我，都听他讲故事了。
我继续走。看见村子后面的山整个的透出红色，红得象一块大熔岩，烤得整个村庄都红了。过不多久，人都会烤熟的，我想。遇见一个侏儒，他叫了我一声，我才看见他。他说：“要发大水了。龙山变红，就快发大水了。”我说：“那快逃跑吧。”“没人愿意走。”他摇摇头，说着哭起来，“你们都不会淹死，我那么矮，淹死的只会是我！”我想安慰他，但他跑远了，他没命地喊着：“别拆屋了，求你们别拆了，留着好躲大水呀！”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伙没人听他的。
我继续走。另外两个长得和我一样高的少年伙伴走过来。他们都光着身子，头上不住地滴水。他们的**还没有长出来。他们和我亲热地打招呼。我们一块坐在十年前的沙丘上。他们依然在上面打滚，身上沾满泥沙。我说：“刚洗干净，怎么又弄脏了？”一个说：“要发大水了，早晚得再洗。”我问：“你们不怕吗？”另一个说：“只有矮子才怕呐！”“发了大水，该能逮多少鱼吃啊？”“还有王八。”“还有老鳖。”“老鳖就是王八。”“老鳖不是王八！”“就是！”“就不是！”两个人争执起来。
我看见村后的山更红了，红得象猪血。
母亲站在穿衣镜前，镜子里的母亲在发呆。我走过去，但镜子里没有我。母亲说：“我看着像是生病了。”我说：“您就是累了些。”她笑了，但镜子里的她却没有笑。这时父亲回来，还没来得及坐下，又走了，还留下一句话：“拆房拆出好几条蛇来，怕是真要发大水了。”
母亲重又半卧在破旧的沙发里，我还是坐在板凳上，我们膝盖碰着膝盖。母亲说：“留生娘的哑巴闺女生了。”我说：“不是要发大水了吗？”母亲说：“发大水也得生孩子啊！”刚才还是雪亮的阳光此刻变成金黄色，那些光的小沟开始向我的脚上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