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打记事起，就会拉二胡了。
上托儿所的时候，我沉迷敲击一切东西。每天下学，要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摆在地上一大溜，拿两根筷子当鼓槌，叮铃桄榔打得起劲。等我妈做好晚饭，她会把筷子、碗、盆统一收走，洗一下。该夹菜的夹菜，该舀饭的舀饭，该洗脚的晚上继续洗脚，从不说我胡闹。
不知多久，一年或几个月，托儿所的老师给家长们捎来了话，学校准备组建民乐团，想学乐器的孩子可以报名。
我爸问我，你想学什么乐器？
想打鼓。
打鼓没调儿。我们学个有调儿的怎么样？
好。
学二胡吧。
行。
于是就这么定了。就像今天晚上吃什么、周末看哪场电影一样，没有任何曲折，但这个决定结结实实地改变了我们家所有人的一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爸妈一定是斥巨资，从老师那儿买了把二胡。木头的材质很次，这是我多年以后才知道。只记得是铜轴，调音时拧起来顺滑。我爸用蓝色圆珠笔在二胡琴盒里，工整地写下了我的名字，嘱咐我，别弄丢了。
是三岁还是四岁？我对第一次是怎么摸到二胡、怎么拿起它、怎么蹩脚地演奏的记忆十分模糊。只隐约觉得，是在一个阳光中漂浮微尘的午后，我坐在木质椅子上，闻到了松香沫的味道，手里的弓像无法被驯服的马，执拗且生分。
那时的乐团当然不是为了素质教育。或许是老师想多赚些外快，或许是让孩子们比赛得奖，早日为园争光。我们二十多个小朋友自始至终只练了一首《金蛇狂舞》。我没有参考书，也不记得啥系统训练。
多年后，在一次考级时，我爸认出了当年教我二胡的托儿所老师，他在指导他的学生，一会儿要如何应变。之后听说他因为也做考官，给自己学生都打「优秀」分，被组织排除在外了。
学乐器，最对不住的是邻居。所有弦乐初学者演奏起来都像在嘶吼着锯木头。我不知道父母为此是否承担过邻里之间的压力，不知道他们起初听我练习是不是也有点焦虑。直到有一天我妈兴奋地对我说，「在广播里听到你们的演奏了！」
「接下来为您播放，由首钢古城第二托儿所民乐队演奏的《金蛇狂舞》。」大概是这么一句话，我妈若干年后还准确地、字正腔圆地对我复述，只恨当时没有录下来。
或许是那次所有人画了红嘴唇，穿着白衬衫和小皮鞋的演出？家里有一张照片，是塑封过的，上面有我呆呆的涂着红嘴唇、穿着白衬衫和小皮鞋的样子。一个小女孩穿着一身红裙子，拿着一张奖状，站在第一排最中间，她是我们的指挥。我当时不知道指挥有什么用，不过是老师把我们练好了，再找一个长得可爱的小朋友上台比划罢了。若干年后，我们在一次音乐会上遇到了，长相均变，只有家长还彼此认识，她好像学了钢琴和声乐。
上广播事件让我妈对我学二胡充满了信心。但我还是沉迷敲打，到乐团里，才知道那叫打击乐。所有小朋友都坐着演奏乐器的时候，打击乐可以站着，在排鼓前面风风火火地敲打节奏，威风极了。
在一次排练间隙，小朋友们都出去撒尿或者追跑打闹了，我溜到最后排的打击乐区，看到淡黄色鼓槌就放在谱架上面，安安静静的，原来竟然比筷子粗这么多。想拿，没敢拿。
后来，我们搬家了，我换了托儿所。二胡也就撂下了，琴收在木盒子里，绑紧了布条，在搬家中晃晃荡荡，放在了新家大衣柜的顶上。琴盒很结实，上面陆续落上了七七八八的东西。
2:
待到我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学校老师给家长捎回话来，学校的民乐团招新生了，可以报名。我顺理成章地报了名。
有一场面试。那天爸妈好像都有事，我一个人拎着二胡，从家往学校走，径直到音乐教室。路上盘算，《金蛇狂舞》早就忘记怎么拉，是不是给老师演一个《小星星》，所有学乐器的人都会演奏的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
不知道别的小朋友是怎么通过面试的，我只记得拉了一曲前所未有的歪歪扭扭的《小星星》，音准、节奏、弓法、指法乱得一塌糊涂，像线绳打结的木偶、喉咙里卡了毛球的猫。
我颓丧地拎着二胡回家，感觉它好沉。太久没碰，琴弦给手指带来的灼烧感还在，我觉得它蔓延到了脸上，耳根发热。但我还是被录取了。
因为有点歪门邪道的基础，我在二胡班里的成绩一直不错，越表扬，越上进。后来我知道，这叫孔雀型人格，我的孔雀值很高。
从此每天在家练琴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辅导我练琴成了我爸妈人生的一部分。
除了在家练，乐团每周六下午统一训练。先各声部练习，然后合排，合排之后，根据之前爸妈们和老师的预约，再一对一上小课。小课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小课上，才要练习每个人要考级的曲目。如果周六没有预约上小课，合排之后可以跟同学们在操场踢球，但周日就要去Z老师家。
我的第二位老师Z专业很厉害，也很有背景，是名字里「中央」开头的乐团首席。他好像一开始就很老，高度近视，常年带着一副小圆玻璃的眼镜，偶尔摘下来擦拭，我们看他凸出的双眼，背地里说他像金鱼。他从不生气，永远是笑眯眯、轻声细语地对我们说，「弓要端平」。
每个周六，Z老师骑着摩托车从南池子到翠微路，冬天会穿上很厚的皮裤，车把裹上大皮手套，在春天某堂课的时候摘掉。
在我工作几年之后，有一天听说Z老师去世了，在国外交流回国的飞机上睡着了，再没醒。我去老师家探望师娘，帮她打了几通电话，买了葬礼用的黑布和白花。发现原来Z老师的房子这么挤，以前来上课时明明觉得很大。遗体告别式上，我看到了Z老师，静静躺在木棺里，人没觉得更老，只是显得很小。
小学学二胡那几年，一走到学校楼下，我们就会寻找Z老师的摩托车。如果某一天他的摩托车没有在学校里出现，我们会因为他的缺席而放鸽子。一个班里，十多个孩子，在楼道里踢网球，到操场上疯跑，也不知在追什么。有时候会遇到足球队或篮球队训练，我们很羡慕他们。
通常这样的「好日子」一年也不会有几回。
总负责乐团的R老师是个老太太，烫头、戴眼镜、说话偶尔刻薄，有一切老师该有的威严，很快她就会追到操场上，拿她挂在脖子上的哨儿使劲吹。我们就回到屋里。
R老师的哨，在周末不打铃的学校里充当号令一切的闹钟。所有人上课、下课、喝水、撒尿、开始什么、停止什么都要听哨。最早是个黄色的塑料哨子，久了坏了，她换了个不锈钢的，体育老师用的那种，同样的一根暗红色绳系着挂在脖子上。
R老师除了吹哨，更掌握着所有孩子「特长生升学」的大权。我们那年开始施行电脑派位，根据户口所在地，就近分配，取消了中学入学考试。但「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是两个特殊群体，可以先去中学考试，如果通过特长测试和文化课考试，就可以不参加电脑派位，直接升到想去的中学。
我家附近的四个电脑派位学校都不好。R老师说，去考S中学。那里的民乐团是北京当时最好的乐团之一，是「金帆」。学校本身也是市重点，让我去试试。
这会儿的我每半年考一级，三年考完了六级，还算顺利，挺自信。
3:
我在考四级时得了「优秀」——那会儿考级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也是我几年间考到十级的唯一一次「优秀」，其他被「良好」和「及格」填满。
我被通知可以参加优秀考生音乐会，在北京一个礼堂。
在此之前，组委会为了保证学员们的表演质量，邀请了圈内知名或不知名的专家们来做培训，不管你之前的老师是谁，根据「谁住得近谁管」原则，我被分配给了X老师**《赛马》，训练怎么在后半拍拨弦时卡准拍子，和扬琴伴奏配上。
那段时间，我因为不自量力的一次好人好事，搬水泥板把大脚趾砸了骨裂，正打着石膏在家养伤。接到组委会通知的电话，我爸第一次以一种男人对男人的语气跟我说，「儿子，你考优秀了！能参加优秀考生音乐会，脚上的伤能不能克服？」
在石膏里待久的脚趾头正好很痒，我说，「能！咱们赶紧把石膏拆了吧。」
于是我们很快去X老师家报到。
X老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传奇，小学文化，圈内泰斗，桃李天下，是中国民乐考级的发起人之一。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只觉得是个有些威严的白头发奶奶。
第一次去她家是雨天，我爸骑自行车驮着我，我驮着二胡。恰好X老师住的小区修路装修，地上的泥巴偶尔溅到我的白球鞋上。为了给老师一个好印象，我妈给我穿得很正式，现在想起来应该全泡汤了。
课上讲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X老师家里有两柜子的二胡，挂得满满当当，她花了很长时间纠正我的持弓姿势。
随后，我爸给我买了一个「爱华牌」的磁带随身听，灰色机身，金色按键，放两个七号电池，可以听广播和录音。也是从那会儿开始，家里的二胡磁带渐渐多了起来。
《赛马》的表演算顺利，我系着红领巾，穿着学校的制服，白衬衫、马甲、深蓝色裤子和白球鞋，木讷讷地在演了两分半，然后鞠躬下台。我妈应该是兴奋不已地在舞台侧面拍了一张我的照片，红脸蛋不知是灯烤的、紧张的、还是化妆老师用力过猛，红得尤其突出，很显胖。照片今天还摆在爸妈家里。
演出结束，按理说也该结束我和X老师的师生关系了。当时我的二胡老师Z频繁去日本做文化交流，很多时候没时间给我们上小课。于是我爸试着跟X老师商量，能不能转投到她的门下。
这个圈子其实很小，谁都认识谁。到不了六度分割，最多「分两度」就到头了。
X老师很慎重地告诉我爸，这个决定她没意见，但务必要经过Z老师同意，不然一堂课都不会给我多上。沟通很顺畅，我爸跟Z老师说明原委，我改和X老师学琴。于是，X老师成为我的第三位二胡老师，也是教我至今、也教得最深刻的一位。
4:
要考中学了。
X老师在圈里没有找不到的人。她告诉我妈，L老师是S中学乐团负责考核的，会打扬琴，也会拉二胡。给了我妈电话和地址，说，「你可以先去找L老师，帮你听听。」
买了果篮、带着崭新信封里的课时费，我妈带我到L老师家。我拉了两首曲子，一个六级的《金珠玛米赞》，一个七级的《江河水》，紧张极了。L老师很严肃地问我，「你觉得你哪个拉的好？」
两首曲子我拉的都不好，但七级比六级难，于是我说「《江河水》拉的好。」显然L老师不是很高兴。
我妈让我去楼道里等着，她跟L老师聊几句。不一会儿，她推门出来，带我回家，路上说，「L老师说不错。儿子，咱们再加油练练。」
前不久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妈才告诉了我那天L老师说了什么。那大概是我妈第一次低头有求于人。L老师很傲地把课时费和一句「就这水平还想考S中」扔在地上，不客气地转身进屋，果篮也被拎出来了。我难以回忆或想象我妈附身捡钱，小心装回信封的样子，那个佝偻的背影让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烧着了一样，很烫。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和自信心，自己偷偷藏这件事了二十年。
这会儿距S中学考试还有两天，我爸买了加急机票，从外地飞回来陪我练琴。那两天从天亮练到天黑，没停。我们仨可能进入了某种心流。爸妈除了不会上手演奏以外，所有的理论知识和对乐曲的理解都是行家里手。邻居阿姨说，这一天下来，早上听的和晚上听的，不像一个人拉的。
后来我考上了S中学。
5:
中学我住校了两年，练琴、排练时间被乐团的G老师统一安排。她女儿也在S中学，比我大几岁，我入学时，她已经上高中，也会拉二胡，更厉害的是声乐，凭声乐特长考上了北大。
G老师带乐团很多很多年，我们在排练厅的每张照片里都能看到她，去过日本、以色列和全国各地。她对每个乐团的学生都严厉且关心，要求我们写排练日记，坚持去老师家上小课。
排练厅里全是比我高大好几头的人，他们的技术都很厉害，排练间隙要么自己练独奏曲，要么说说笑笑。我们声部新生是三个男孩，像三只小鸡一样殚殚精精坐在最后一排，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头顶上的电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起排练厅的热浪。
跟小学乐团过家家似的风格完全不同，S中学的乐团近乎是一支军队。合排之前的调音声是号角般的。首席起立，面向乐团，扬起手，笙发出一个稳定而洪亮的A，各声部依次调音，高胡、二胡、中胡，柳琴、琵琶、中阮、大阮、扬琴、古筝，笛子、唢呐，大提琴、贝斯，排鼓、定音鼓……乐声奔腾，汇川入海。首席落座，然后指挥上台，起手优雅，一切即将开始。
最让人紧张的是，当谁错了。
偶尔一个片段出问题，指挥会让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单独演奏，如果这个声部还有问题，就几个人几个人一起演奏，如果还有问题，就一个人一个人单独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无异于一次课堂上的轮流发言，排练厅里鸦雀无声。每当「一对一」开始，我便手心发凉，手指僵硬。也许看我们是「新来的」，指挥也没太为难过，象征性地听了听就放过了。
初到乐团的日子里，我极其惶恐，想到合排会焦虑，祈祷今天没有「一对一」环节。
除了乐团训练演出，我周六的小课、寒暑假的考级也在继续。初二那年我考过了十级，在乐团里做了首席，参加了些零散比赛，拿了些中等偏上的奖，换了几把二胡，顺利升了本校高中。
我那个「爱华牌」卡带随身听也换成了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的MD，我捣鼓了很久才会用。再往后，就买了松下超薄的CD机。美其名曰是为了听二胡曲，一旦上了公交车，我就偷偷换了《爱在西元前》的碟。每个孩子跟爸妈的「流行歌曲偷听斗争」，都是一部说出来肯定重样的谍战史。
高三上学期，S中学乐团受邀参加文化交流，去台湾十来天。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爸妈远行，出行前一晚上去大吃了顿肯德基，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乐团去了十几个同学，台湾从北到南走了几个地方，跟几所中学的「国乐团」做过演出交流，台湾同胞真是客气。
我带着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的奥里巴斯数码相机，一路拍照，相机很费电，四节五号电池，只够用半天。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中学的墙上写着「光复大陆，拯救苦难同胞……」字有年头了，很斑驳。
从台湾回来，我开始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很多学校有报名门槛，要七或八级以上。我和X老师决定选《秦腔主题随想曲》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做考试曲目，九、十级的曲子，开始了玩儿命练习。
那几年「特长生」的录取政策很宽松，如果通过大学的专业测试，可以先「签约」，在高考后，能特别降低录取分数线。政策好的时候，考清华北大，过一本线就行。不过这对于很多学长学姐们也不是容易事。特长生学习成绩不行，在老师心里是有思维定式的。
高三寒假的那一个礼拜，我集中去考了七、八所大学，成绩还不错，都拿到了「签约」资格。考完最后一所大学，打车回家的路上，我稍微有点累，抱着二胡，下巴枕在琴盒上，觉得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有人问我，每天练习累不累，觉不觉得苦。当一项技能成了人的一部分，就像渴了喝口水，饿了吃口饭一样，变得顺其自然。你不太会意识到它的存在。身上哪里痒，伸手挠一下不会觉得苦。
6:
我高考数学考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分。我记得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最后的几道大题都毫无思路，我斜靠着椅背，椅背靠着墙，偶尔能听到考场外车流的声音。手心微微出汗，但不紧张，也不想琢磨了。
我分数过了一本线，但第一志愿没考上，进了第二志愿的大学。学校也有民乐团，只是规模不大。
负责乐团的H老师主张招生政策改革，以吸引更多专业水平高的学生。学校给了一系列的优惠条件：第一，艺术特长生考试如果不及格，分数可以乘以系数1.2，也就是说，任何考试我们只要考到50分，就算及格了（英语四六级不算）；第二，本科四年表现优异的特长生，可以享受保送研究生政策，乐团有自己的保研名额，学习成绩要求不高，只要你能顺利毕业就行。本科后三年，我们班全体男生沉迷《魔兽世界》，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路打滚，这两条政策帮了我大忙。
其余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排练时间可以算作选修课、实习抵学分；乐团获奖可以算到加权排名的加分里，等等。据说我们学校的特长生优待政策，是当年北京所有高校里最「实惠」的。
乐团每周三晚上排练，如果有比赛，周末和寒暑假也会加排。当时《魔兽世界》的公会活动就是周三晚上，我每次都参加不了，只能自己做点无聊的个人任务。
7:
大二的时候，乐团学姐给我介绍了个「徒弟」，小女孩，六七岁，刚启蒙没多久学二胡，问我愿不愿意教。一小时50块，学姐嫌课时费少。我那会儿的生活费一个月600块，50觉得不少了，一口答应。每周一次课，在乐团的琴房里，她爸爸送她来上课，偶尔旁听。
后来有的是朋友介绍、家长之间牵线，最多的时候，我一周要给四个小朋友上课。课时费从50涨到75，从75涨到150、200，经常都是家长主动提出涨薪，过年偶尔会收到「双薪」的红包。那几年，一个周末我要拎着二胡跑遍北京东城和西城，也不觉得累。
教得最久的是高中同学的妹妹，小A。好多年前，一次同学在QQ上问我，我记得你拉二胡的啊，是吗？我说，是啊。她说，我妹妹想学二胡，你帮着给看看？我说，行啊。
带着小A和小A妈，我们去新街口买了把带龙头的二胡，紫檀木，不便宜。乐器店老板是认识的大姐，半个圈内人，几年不见，她还说得出「你是跟X老师学的那个小伙子吧？」
我请老板送了进口松香、琴弦、琴盒和教材。如今的琴盒，已经不是我当年枕下巴的那种笨重的木盒了，外面是耐磨材料，中间是防撞橡胶，里面是海绵，用万能帖粘在琴盒里，方便随时调整位置，一个内袋用来装松香、码子和千斤。
小A很聪明，她妈妈跟课也很上心，她很快就学到了四五级。跟所有学乐器的孩子一样，哭过笑过被训过，挨没挨过打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她第一次上课，动不动就钻到椅子底下胡搅蛮缠的样子。
到四级的时候，我教她《赛马》，给她演示拨弦的后半拍怎么卡在节奏里，练了很多遍。某天下课，我坐在公交车上路过鸟巢附近的隧道，灯光铭黄，闪烁而过，像一条时空隧道。我无法想象十几年前的某天晚上，一个小男孩在练着同样的曲子，十几年后，他给他的小徒弟讲述同样的几小节，唱着同样的谱子，那旋律像某种宿命，引发了某种共鸣。
小A的四级考试很顺利。顺利到考官老师认定她很有天赋，问她愿不愿意去跟头衔里带「中央」两个字的老师学，走专业这条路。
我高兴极了。跟小A妈说，这是个大好事，是对小A和您这几年努力的最大认可。不过走专业路很辛苦，要慎重选择。无论如何，去和更专业的老师学，总归是最好的事，何况还是老师主动「送上门」。
我上完了给小A的最后一次课。跟她说，以后去别的老师家上课，要听话，不是所有老师都像我一样脾气好哦，不管有什么问题，都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很愿意为你解答。
后来在小A妈的朋友圈里，偶能看见小A登台表演、领奖的照片和视频，越来越像大姑娘，气质也越来越好。教师节，我收到小A的电话，电话那头她说，祝哥哥节日快乐。我说，谢谢你，要加油练琴啊。
8:
去年家里装修，霹雳特别给我设计了个新的琴柜，放在客厅。棕褐色柜身，玻璃门，黄铜拉手，里面挂着我的五把二胡，顶上还有一个小射灯。
琴柜放在那，像老朋友带来心安和笃定。乐器对我来说，远超过一项技能，它近乎一种修炼，某种必然相同的经历或塑造了人的价值观。音乐是暗语，传达着喧嚣世界里暗藏的普世感情，蕴含理想，高级于一切文字。
我还会不时想起，某个阳光中漂浮微尘的午后，一个男孩小心翼翼地拿起弓，他的眼里闪着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