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平台注定要载入商业史册。无论他们最终以何种姿态和形象走进历史，当下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以他们的体量和影响力，只有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才能看清他们的处境，才可能些许洞悉他们的未来。
写这篇文章最功利的起因来自股市：一路下跌的互联网巨头的股票能不能买？但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之难，难在观察这些中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巨头需要跳出商业的窠臼。
2022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发布一个《服务业政策》，美团股价应声放量大跌15%，过去一年从高点480港币跌到了180港币。2月21号，关于游戏政策的传闻使腾讯的股价下挫超过5%，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从最高的773.90港币跌到了现在的430港币，市盈率已经不到20倍。从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到反垄断罚款，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阿里巴巴的股价（港股）从最高300港币已经跌到了110港币，市盈率只有15倍。
现在买入能抄底吗？段永平对腾讯股票是越跌越买；查理芒格据说也在买入阿里巴巴。显然，巨头们今天面临的是系统性风险，曾经的股神真的看清了这个“系统”的构造和运作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吗？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2016年8月，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是苹果、Google、微软、亚马逊和FB，腾讯和阿里巴巴也很快进入到前十名。而传统的金融、能源、零售企业都被排除在外。这个时点可以看作是新经济公司统治世界的转折点。
在世界最大的公司中，中国公司既有工商银行和贵州茅台，也有阿里巴巴、腾讯这种新旧经济的组合，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顶尖公司的相对地位。
腾讯和阿里巴巴在高点时的公司市值一度非常接近苹果、微软和Google，但现在显著拉大了差距。2022年2月2日，Google的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使美国超过2万亿美元公司达到3家。截至2月11日美股收盘，阿里巴巴市值3314.09亿美元，腾讯当日港股收盘市值为4.58万亿港元，约合5872亿美元。身为国内头部互联网公司，两者与市值2.21万亿美元的微软和市值1.77万亿美元的Google，已经不在同一量级。
股价反映的是市场上“聪明的钱”对一个公司未来的判断。市盈率反应的是对公司未来成长性的预期。市盈率越高，说明未来预期越高。
在世界范围内，特斯拉是第一梯队，市盈率在150-200倍。微软和亚马逊从传统IT和电商向云服务的转向成功，市盈率40-50倍。Google和百度起家的搜索是PC时代的超级入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以社交为核心的内容获取模式下，成长性出现问题，市盈率在10-20倍之间，基本定性为“现金牛”模式。而腾讯和阿里的市盈率也已经落在了20倍以内的空间，说明市场对他们的判断是现有市场超预期增长的预期不足，同时也看不到转型（对比微软和亚马逊）的超强能力，更看不到对比特斯拉的狂野之气。
因此，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互联网巨头还有没有未来？决定他们未来的，显然不是简单的商业逻辑，要看清这些庞然大物的未来，应该用望远镜，在历史的尺度上才可能看清大致的轮廓；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监管理念也应该放到宏大的全球竞争的历史视角才可能有更深刻准确的把握。
01 一路狂奔的20年
美式公司治理结构加上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和致富欲望，20年时间把颠覆性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到了极致。不仅没有使中国失去信息时代，落入数字鸿沟，更成为了信息应用最发达的国家。
如此概括平台公司的成功基本是公允的：创始团队密切跟踪了美国公司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完美嫁接了风险投资，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包括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并且把握了中国传统产业相对落后的契机（如果中国的传统零售业向日本和香港那样发达，电子商务的渗透率未必有现在这样高），实现了很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比如因为中国信用卡使用并不普遍，一步升级到移动支付）。
在短短20年时间里，平台公司使中国成为社会信息化程度最发达的经济体，销售渠道最有效率的经济体，营销创新最有活力的经济体。虽然鲜有原创性的技术创新，但充分运用了学习曲线，在系统整合和满足大规模应用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层面的技术创新。
平台互联网公司塑造了中国新的经济形态，消灭了很多职业，也催生了大量的新的职业。中国目前有2亿以上的自主就业劳动者，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该是“网络化生存”。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给与了互联网公司非常宽松、包容的发展环境，比如对VIE架构的默许。
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多是通过美国风险投资机构进入市场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穿梭在中美两地的风险投资人就是看在美国成功的商业模式，在中国找到类似的公司，然后通过“赛道够不够宽，创业者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是否有一个完整的背景很好的团队”这三条标准，找到一家中国的对标企业，给它钱，不断给它钱，使它成长。然后，选择时机通过被收购和IPO退出，获得超额收益。但这个过程充满变数，获得超额收益的投资凤毛麟角。只不过成功项目往往备受关注，似乎创业是一件风光的事情，这往往是严重的“幸存者”偏见。但极少数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确实为整个社会树立了“创业成功、发家致富、改变世界”的榜样，不断感召后继创业者。成功者是幸运的，但如果不承认运气的存在，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而当这些公司急着上市的时候，往往不能满足国内A股上市要求，比如还巨额亏损，就要上市。因此，中国第一代最明星的互联网公司BAT都是在美国或香港上市，使中国股民没有获得这些最明星公司的投资收益。直到科创板推出，才使资本市场对这类公司更友好。但也因为它们大多在海外上市，所以，今天的股价下跌也少有国内股民的舆论压力。
股权激励是互联网公司普遍采用的治理结构。经常听到说某大厂P9年薪多少，而其中可能50%来自股票，股价波动直接影响收入。于是，这些公司的很多人的利益都与公司价值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公司采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利益集中模式（比如创始股东高度集中而且封闭）还是利益分享机制（比如互联网公司往往一成立就会同时设立一个员工持股平台），取决于公司发展的“致胜因素”。互联网公司面临的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环境，要想成功，需要很多人贡献聪明才智，所以，广泛采用利益分享机制。一家互联网公司上市，会有一批人实现财务自由，而不仅仅是几个老板发财。这无疑代表了商业文明进步的方向。
创始团队，特别是核心创始人，尽管在一轮轮融资之后股权比例大大稀释，但在公司上市时还可以通过AB股设置，保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这在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时促使香港联交所改变了规则。2014年4月以前，香港证券市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是同股同权的制度，没有为股权差异化处理留出空间，这意味着阿里巴巴这样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公司无法在港股上市。彼时，为了不错失这类好企业，香港联交所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以及尚未盈利或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申请上市。一个市场为一个公司修订规则，也证明了巨型企业在推动规则进步方面的影响力。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公司是最像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一个非常意思的问题是，日本往往被看作是美国的“小跟班”，在二战之后的宪法都是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与美国公司有很大不同。至于在管理上，日本企业的三个法宝：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与美式管理风格更是格格不入。这毫无疑问是日本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中国企业在现代公司治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嵌入，融合与协调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02 当下的挑战
增长是上市公司的紧箍咒。超预期增长，股价涨。否则，就会跌。巨头的增长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流量的天花板。互联网流量应该是国民在线总时长。我国几乎所有国民都已经成为网民，是在线时间几乎全球最高的主要经济体。因此，平台之间的流量竞争完全是存量竞争，内卷无法避免。刷抖音的时间长一些，游戏的时间就短一些。
而流量还有结构性特征：一个突发事件可以吸引大量的流量。
超大平台企业的增长无非两个方向：一是横向领域扩张，从资讯，社交，游戏，到电商。但现在横向扩张的黄线已经清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会受到强约束；互联网金融受到的监管更加严苛，在国家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到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所谓创新之说是个一捅就破的纸灯笼。更何况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创新过度都保持高度警觉。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五个认识和把握”：第一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途径；第二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属性和行为规律；第三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农产品和基础能源）的供给保障；第四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五是正确把握碳达峰和碳中和。前两个问题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尤其密切相关。
1、正确认识 反垄断
平台企业是信息时代的商业新物种。它具有天然的颠覆性、扩张性和垄断性，是商业形态最强大的塑造力量。中欧陈威如教授在《平台战略》中概括了一个平台的生长过程：定位多边市场；激发网络效应（同边跨边）；确定补贴策略，才能把冷灶炒热，等用户难以迁移，才能收割（你不能只看到它收割，而没有看到它漫长的补贴过程，这个补贴过程要烧很多钱）；同时要千方百计确定客户归属感，提高迁移成本。
可见，平台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就会非常复杂：复杂的技术，复杂的参与者，复杂的商业模式。 因此，平台也天然具有赢家通吃效应。它的获利方式既有价值创造，也有价值攫取。一旦平台地位确立，就会展现出垄断者狰狞的一面。
其实从最古老的集市，到批发市场，再到赌场都有平台的属性，只不过它们往往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不具有互联网平台的无边界的扩张性。而很多交易市场的经营者也靠土地升值获得巨大收益，平台靠数据资产升值与此有类似之处。
每个企业都有个垄断梦。投资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垄断是获得高市值的唯一方式”。因此，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垄断地位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度的问题，更像在球场上的犯规。因此， 监管部门进行垄断惩罚是对的，但也不证明被惩罚的企业就是罪恶的。如果平台企业的垄断是成功和创新的伴生物，那么，有建设性的做法是垄断产生的利益应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被尽量合理地分配。
数字经济税就是一种温和的利益调节方式。比如2014 年，英国宣布开始征收具有明显单边色彩的转移利润税，也称“Google税”，Diverted Profit Tax，该税种只针对年度总营业额超过3.76亿美元，因提供数字劳务在英国取得收入又不构成常设机构的互联网企业，其税率设置为25%。2019年7月，法国通过了针对科技巨头——GAFA（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的“数字服务税法案”。根据该法案，法国将向Google、亚马逊、脸书等三十余家在全球营业收入不低于7.5亿欧元和在法国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企业所从事的发送定向广告等数字业务征税，税率为3%，并追溯到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
2、平台的基础设施属性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无用的钻石的价格可以无限高，而生命所必须的水的价格不能太高。一旦价值太大（生存之必需），就不能太赚钱。当平台是社会化的商业载体，它自然就有更强的社会责任。
关于公司治理的理念有很多讨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股东利益最大化仍然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价值观，而诸如企业社会责任(CSR) 等愿望虽然非常美好，但实际上都存在着更大的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所以，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的“声誉资产”（Reputation Capital）会有越来越大的价值，是股东长期价值的保证。京东所有物流等相对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也都是自有员工，在相当长时间里增加了企业成本，但现在这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会帮助他赢得更好市场声誉，这种声誉也会转化为最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3、如何为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权益性收益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是造成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普遍难题。
关于在市场机制下的“共同富裕”，一派观点认为存在着“涓滴效应”，他们相信先富裕的人会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分享利益，消费，捐赠等带动整个社会收入水平提升，就像香槟塔，只要不断往顶部倾注，就会溢满所有的酒杯；另一派则认为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税收，甚至是更激烈的方式，把富人的财富分配给低收入者。现实中两种方式可能并存，但如果政府觉得涓滴效应太慢，就会强调“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事实上，超级平台通过对大量中小企业的扶持可以非常好地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不如，通过下沉全国100多个产业带，把产品理念，市场资源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带个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帮助它们通过生产和生意致富。授人以渔胜过授人以鱼。
4、调整之难
几大平台公司人数都在10万至20万之间，被社会公认为“高收入的大厂”，“胃已经撑得很大了”。而一旦增速下降，成本和费用是很难快速收缩的，这无疑会进一步恶化财务指标。过去20年基本顺风顺水，大多数公司都还未曾经历过转型、瘦身的阵痛。
03 资本主义超大公司的行为逻辑
应该承认商业的灰度。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模式不适用于企业和企业家。
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超过一半是公司。这些公司的巨大影响力已经在重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2006年，IBM的CEO彭明盛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称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过去，全球整合企业代表未来。这意味着面对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谋取最大利益成为必然。采购，财务，人力资源，客户服务，生产，研发在全球布局。
一个公司的股东构成，业务主体和实际控制权可能是分离的。比如，2007年处于鼎盛时期的诺基亚公司，虽然它的股份只有大约9%属于芬兰，但它为芬兰贡献了30%的GDP。如果以全球公司的视角观察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他们的股东遍布全球，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华）人，业务主体在中国，因为没有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所以，中国股民没有获得太多资本收益。
全球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一家全球公司，则意味着它可以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税收政策配置资源。比如税务筹划，苹果把利润中心转移至税收政策最好的爱尔兰，使美国的税务部门非常恼火。
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特殊性，互联网巨头的确正在挑战主权国家的控制能力。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所著《工具还是武器》（Tools and Weapons）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他同时遇到了Google的董事长和Facebook的首席安全官。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信息技术的武器化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拉加德在谈到自己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时说，她想了解信息技术正在如何危害民主进程，进而帮助她思考信息技术会如何用来攻击金融市场。所以，在防范互联网公司“过度创新”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监管部门绝非杞人忧天。
美国的商业精英完全可以挑战政治精英的权威。2021年1月8日，推特宣布永久取消川普个人账号。对川普进行限制和封杀的平台还包括Google、苹果、Facebook、YouTube等。在《谁在控制美国》一书中，这种现象被称作“公司共同体”。显然，这样的政商关系是我国的制度和文化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的现象也是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
全球化公司也必然受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国际市场扩张面临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TikTok（抖音国际版）的本土化策略展示了机会与挑战共存的颠簸境况。到2021年底，它在全球下载量超过30亿次，月活用户可能超过12亿，是全球用户量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它的强势表现造成了Facebook的式微，从一个侧面也证明通过直接投资，做一个“当地化企业”（特别是本地团队管理）是国际化扩张的明智之举。
因为欧洲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基本都是美国公司，所以，对平台公司进行反垄断罚款，在隐私保护上更加严格（当然有文化和法律环境的原因），就像是在“打别人的孩子”。
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在肆意扩张，尽显资本扩张的本性。通过极强的金融能力向更硬核的科技领域挺进。比如亚马逊在涉足航天领域；Facebook改名Mate，提出元宇宙，中国公司附和者甚众（往往美国人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公司就会迅速跟进，靠更高的效率迅速获得市场）；特斯拉从电动车到太阳能，再到航天和脑机接口的业务布局，似乎完全无视作为一家企业的资源限制。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的人格缺陷和混乱的私生活也常常令人不齿。
如何理解这种商业“野性”？我想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 “人无完人”，一个人行为的正反两面往往来自同一个性格特征。我们可能不能苛求一个好胜心极强，充满斗志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而在残酷的竞争对抗中，谦谦君子多半会输给“野蛮人”，就像深刻到偏激刻薄的思想家尼采所说的：“生命僵死之处，必然有法则堆积。”
崇尚企业家精神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说：“即使所有的企业家都是粗鲁的、自私的和笨拙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了有价值的作用。”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洞见到企业家的两个独特的社会功能：“一是企业家是某种代理人，能刺激社会利用现有的零碎的、分立的知识，这将使社会不断接近于在现有技术知识条件下最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也能使社会避免浪费并借助沟通和克服知识的分立性质而成功地就经济问题进行协商。”“另一个功能是企业家和企业活动不仅能刺激社会不断地意识到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办法，企业家的机敏还能产生出新的技术知识，发现迄今为止一直没人注意到的全新的资源形态。”因此， “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激励？答案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特别的激励，他所需要的只是保证他能够去追逐他所察觉到的机会。”
04 从未来回望当下
从未来看当下，也许更可能找到恰当的干预和影响当下的行动。
假如我们要穿越到未来的 “某个时点”来回望当下，哪一个时刻最能激起我们最深刻的反思呢？
试想若干年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那一天——史学界的共识是1840年之前中国很长时间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华帝国把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但随后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证明我们“大而不强”——而我们再一次回到世界经济的体量之最，一定已经证明现代中国是工业文明的赢家，中国为全世界提供数不胜数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最大的公司是不是应该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如果这些市值最高的公司不再是传统的银行、能源，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和消费公司，这些公司是不是要通过现在的巨头的更大创新和发展来实现？这些公司是不是有与各国企业狂人比肩竞争的愿望和能力？
试想若干年后，像埃隆·马斯克妄想的，人类已经具有向火星移民的能力。这个狂人更以600年后的哥伦布自居，自诩开创了人类的宇宙文明时代，他也许自然年龄已经超过150岁，通过脑机接口成为一个智力超人，思想与灵魂达到了永生的状态。
中国要不要参与这个太空竞赛？在国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争论：是先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绿洲，还是被这些太空狂人怂恿，把钱扔到火星这个无底洞？火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难以估量，难道国家要用宝贵的财政收入去做如此高不确定性的冒险吗？但同时我们眼睁睁看着在火星计划的牵引下，漂亮国的科技发展更加迅猛。
于是，大家会提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坐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量，但好像缺少几个能够把天空打开的“混不吝式”的人物。当面向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回望历史，希望从历史中找到迷失的路标。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人会如何反思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这30年的商业史？先说个题外话：那个时代写历史，最大量的工作是在平台的存储器中挖掘，而AI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姑且我们还承认人类仍然具有对自身行为有价值判断的特权。当然，那个时候肯定可以在元宇宙中选择N种路径，使历史做多次演绎。在游戏式的推演中确实存在3%的可能，中国主导了太空开发，52%的可能与美国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态势。这些看起来不着边际的，甚至是妄想式的东西只能诱惑“超人”。
如果创新只是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获胜，格调未免太低，伟大的创新者应该具有“超越理性的激情”。这种激情有时是“逼急了”，比如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群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绝大部分放弃了那个时代西方优越的生活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搞出了两弹一星；还有一种是“闲透了”，希望通过不断突破游戏的边界和认知的极限去战胜“欲望满足之后的无聊”。
关于终结：
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唯有置于更大的目的或目标之下才有意义，而目的或目标的达成必将导致历史过程的完结。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所有的具体事件变得皆可理解。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超级平台时代的终结。这里说的终结，当然不是指终止和消失，而是说很可能超级平台将不再成为创新的牵引者，他们成长的模式一方面已经成为企业创业的常识，不再具有观念的领先性；另一方面，它们也很可能无法突破现有增长的天花板，没有成功实现“第二增长曲线”的阶跃，沦为泯然众人的状态。
2022年1月12日，马化腾说了这样一段话：腾讯只是国家社会大发展期间的一家普通公司，是国家发展浪潮下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基础服务，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未来，腾讯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时候，要做到不缺位、做到位、不越位，做好助手、做好连接器。这段谦虚的表达不仅赢得了社会的认可，甚至天性逐利的资本市场也给出了肯定：当天腾讯股价温和放量上涨4.52%，实现三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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