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又辞职了。
2015年2月，时任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的李一诺带着偷窥首富的猎奇心理，走进了比尔·盖茨在西雅图的办公室。
她好奇比尔·盖茨为何要做慈善，而且不光捐钱，还要做基金会。比尔·盖茨告诉李一诺，他曾对世界的理解是“人人各司其职”，他是微软CEO，就把公司做好，卫生医疗问题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粮食问题交给联合国粮农组织。
但后来，他发现在影响数亿人的贫困、疾病和环境恶化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真空。
比尔·盖茨给李一诺举了疟疾的例子。世界上有30亿人受到疟疾的威胁，每年有2亿人得病、40多万人死亡，其中近70%是5岁以下的幼童。这样一个能死人的病，全球每年对此投入的研发经费是5亿美元，一个很荒谬的对比是：全球每年针对男性谢顶的研发投入是20亿美元。
哪怕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个人能做的也是有限的，于是他成立了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奔走“要钱”，填补影响着人类生存问题的真空。
这次会面之前，李一诺见到的是市场正常运行的、中产阶级的世界。她身上的标签夺目：清华大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在麦肯锡仅用六年时间就晋升为全球董事合伙人，拥有明朗的职业前景、不错的收入。
作为38岁的职场女性、三个孩子的妈妈，这些保障对她十分重要。然而，那次经历像是为李一诺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一番权衡挣扎后，她决定放弃当下的稳定中产生活。
她辞去麦肯锡的工作，降薪三分之二，成为了盖茨基金会北京首席代表，拖家带口回到了中国，从商业世界转身投入到中国扶贫、中国药监局改革、中国农业经验支持非洲发展等慈善项目中。
如果说这一次辞职让李一诺看到了世界的背面，那么五年后的再次辞职，则是为了看见真实的自己。
2020年初，李一诺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去美国，计划小住一个月，可疫情爆发，回国航班取消，一家人至今困在他乡。盖茨基金会从1月起全面投入抗疫，李一诺需要跨时区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到凌晨2点，在任职期满五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去推动那些应做的、能做的事情。
在职场的十六年，李一诺还和丈夫华章联合创办了公众号“奴隶社会”和一土教育，一个关注内心成长，一个关注儿童创新教育。离开职场后，李一诺仍在探索更广义的关于人内心和精神上的教育。她笑称现在的主业是生活，待孩子上学或睡去，便通过写作来梳理自己，亦是对女性底层困境的再思考。
那些高光时刻外，与无力感奋斗的故事，促成了新书《力量从哪里来——面对每一个不敢》问世。十点人物志借此机会，和李一诺聊了聊关于女性困境与自我接纳。
我的过去，是从一个个“不敢”中跌跌撞撞而来的。初到美国，不敢说英语；职场起步，不敢开口，不敢成功，不会当领导；人到中年，不敢要孩子，不会教育孩子，生活、工作无法平衡；面对自我，不知道“我是谁”，因而不敢 “不完美”。
诚实地回顾每一个选择，当中都有很多自我怀疑与恐惧。
2005年夏，我入职麦肯锡。从一个每天穿着随意、泡实验室的穷学生，转场到每天西装革履的商界新人。我很不适应，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
工作上要求的能力，我只要努力就能获得，但职场里往往有很多“隐性要求 ”。比如，女性要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拿什么牌子的包，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职场精英。
就这样，我只能边干，边学，边装。一年后在日本开展的项目中，我负责一个特别复杂的病患模型。一次开内部会，我向领导们汇报数据模型的进展，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生怕模型的结构或者我预想的假设有问题。
汇报结束后，我起身小跑去厕所，突然被一位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工作挑剔闻名的德国领导叫住。我心里一紧，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他从会议室探出头来，对着我喊：“一诺，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在通往厕所的窄道上，那一刻，我有种光照在自己身上的感觉。职场新人时期，是别人的认可给我带来了自信，我也逐渐做到了中层，成为了项目经理。
大概是同一时期，我开始关注性别议题。当时在经理层的优秀女性有很多，但到了高层，女性就明显减少了，而我自己也没有想过做领导。
公司里有个我非常看不惯的美国白人男性领导，夸夸其谈，不做实事，常把团队的工作说成自己的功劳。我想，如果上层领导都是这样，那我不如离职算了。想到自己是因坚持原则而离职的，我还有一种莫名的崇高感。
我给曾经的项目经理康妮打电话，她是个子矮小，看上去柔弱但特别有见地的新加坡女士。她听了我的吐槽，告诉我：“唯一能让你自己坚持的东西成为现实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当领导。”
她的话对我是当头棒喝，我也开始改变心态。
作为女性，我们似乎总在等待认可。有次访谈让我给自己的领导力打分，我说100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问题，我给自己100分不是我自大，而是说应该摒弃这种外部的标尺。
我们需要做的转变是从寻求认可到寻求支持。当你真正清楚我想要什么，就会去思考周围的一切怎么能够变成我的资源。
男性是反过来的，他们很少会涉及这个议题，我觉得这对男性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绑架——似乎男性就应该高大，是主导型。
这里也有职场环境对女性的结构性限制。2018年美国劳工部发布的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接近70%，很多人，包括女性朋友都觉得很自豪，说妇女托起半边天。
但这个数据背后，透露着另一面真相：
在企业高管和政治参与度方面，中国女性的参与水平并不高；
女性相对于男性，有巨大的、没有报酬的付出（包括做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
就算在有偿工作的市场，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距都比较大，而且越来越大。
女性领导少，并非自身不够努力、不够勇敢。脱离社会背景去单纯评价和批判女性的个人选择，是非常片面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共识与相应的社会支持。
成为麦肯锡副董事之后，我经常是会议里出席的少数女性之一。2010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产假刚结束时，有个德国客户在上海做项目，经过漫长而周密的准备，我们赢得了这个项目。
我一方面觉得非常高兴，另一方面心里打鼓，因为为期四个月的出差要开始了。
我现在还记得做背奶妈妈（指利用工作间隙存储母乳，晚上带回家给孩子当次日口粮的职业女性）的狼狈时刻。我向客户的助理借了一间办公室，她说坐这间办公室的经理出差了，我可以用一整天。于是我把吸奶的器具放好，拿出奶泵戴在身上，打开机器开始泵奶。
与此同时，我需要参加一场电话会，我戴上耳机，为了不让其他人听到奶泵的声音，我得把耳机线上的麦克风举到嘴边说话。这样举着胳膊不舒服，我就站起来，胸前吊着那两个奶瓶子，瓶子连着管子，管子连着泵。
我以为那间办公室一天都不会有人来，于是我仅仅关上门，既没锁门，也没遮挡自己。就在我这样姿势夸张地开着电话会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那个应该在出差的经理径直走了进来。
我当时就懵了，当然他也懵了，连说对不起，仓皇地退出了办公室。
工作和母亲的角色如何平衡？我的答案是：平衡不了。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的书The Second Shift里有一句话：职场妈妈最需要的是一个老婆，因为现在的职场规则和逻辑都是为了有太太在家带孩子的男性设计的。
职场妈妈没有老婆，所以更需要自我关怀，放弃完美。孩子偶尔玩了不该玩的玩具，吃了不好的东西，你做了一次无效的沟通，都没什么。我有了三个孩子后，最先被打垮的就是那个曾经的“我能行”和“不好意思”。忙不过来，就要主动寻求和安排帮助，求助对象除了孩子爸爸、家人、阿姨，还可以有好朋友、孩子同学的家长等。
有无数讨论“职场妈妈”的议题，却很少有人讨论“职场爸爸”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大部分爸爸承担的家庭角色是远远低于妈妈的，社会默认是妈妈在带孩子，爸爸只是帮忙的角色，往往还帮不好。
我后来想明白了，要对男性降低预期，但这不意味着放弃，而是进一步看到爸爸的“优势”，爸爸的“不靠谱”有时候正是孩子喜欢的“好玩”。
2016年我们创办了一土学校，我走进教育行业后，才发现妈妈不用成为超人。我曾看过一个展，叫“一米高度看世界”，一米就是儿童看世界的高度。真正的教育是平视孩子，理解孩子，这一个让人谦卑的过程。
当你居高临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也会觉得很累。当你把自己变成小矮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玩得很好。
我们这几天和朋友一家住在酒店，孩子们买了遥控的小机器人，让它们在地上赛跑。正好那天下雨，我把大家的雨靴拿出来，摆成赛道，让机器人可以绕着雨靴走，孩子们玩得特别高兴。
朋友说：“我来之前给孩子反复灌输，‘酒店的地毯是最脏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地上玩儿’，没想到你不仅给他们玩儿，还把胶鞋拿过来当障碍物。”
孩子看到的就是“我要玩儿”嘛，不会想到地毯脏不脏。
因为疫情，我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比以前要多很多，其实一开始我是抗拒的。在北京有阿姨和司机，但在美国，所有事情都靠我和妈妈。
开车、采买、陪孩子上网课，我总觉得很多事情不该我做，我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可是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工作挣钱吗？
疫情对所有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冲击。以前大家对生活、对工作都有计划，都希望事情按照规划进行，疫情后发现，很多计划都会泡汤。这个冲击其实会促使我们做某种反思，去面对不确定性。
我发现自己变得更愿意倾听孩子。2020年快开学的时候，我们要买一辆二手车送孩子上学，10岁的孩子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买一辆坦克？我觉得如果你开坦克送我去上学，那会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我的第一反应是“胡闹！买什么坦克？”可是当转变心情想一想，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我对儿子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们讨论一下。你看街上为什么没有人开坦克呢？”
于是他开始查资料，认真研究，一会儿来告诉我：因为坦克太重了，会把路轧坏；坦克有履带，履带会把地弄坏。一会儿又查到有用轮子的坦克，二手坦克几万美元，和小轿车差不多，并非不可以接受。接着他又发现大家不开坦克的主要原因是耗油，他算出来耗油量是一般车的40倍。于是他说：“妈妈咱还是不买了。”
这个过程对我非常有启发，如果是我以前的那种状态，会觉得这是胡思乱想，敷衍几句就过去了，错过了有可能会深入进行的有意思的对话，看不到这种生活里的宝藏。
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因为我的一些外在标签：清华大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曾经的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奴隶社会”公众号和一土教育的联合创始人，有马甲线的三个孩子的妈妈，等等。
如果用冰山作比喻的话，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房子和车、在什么样的城市，其实都是冰山上面的东西。而一个人的根基，实际是在冰山下面。
2020年圣诞节，我任职期满，正式离开盖茨基金会，以前我有明确的职业标签，但进入2021年，我就只是我了。
从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以及通过“奴隶社会”联结公益人，再到我在教育和公益领域的行动，这些年的经历似乎画了一个圈。
我得到的启发是：世界和我们每个人有关，助人就是助己。
我觉得盖茨基金会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就是为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了7.5亿美元今的种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实现了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15年来，全球有5亿儿童接种了GAVI的疫苗，避免了700万孩子的死亡。
可能和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相差甚远，但每个人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努力。
我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孩子喜欢的人，孩子才不会在意你是什么博士、合伙人，他就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好玩。以前我总是给孩子打分，打个8分不错了，“你还可以更好，你看谁做得更好”。
在老二5岁的时候，我问他给我打多少分，他说一亿分。
孩子对我的爱才是无条件的爱，而我们对孩子的爱其实有很多条件，还把它给正义化了，觉得“我是为你好，让你进步，让你适应社会，让你在竞争中胜出”。孩子却从来没有说：“妈妈，你老了或者你胖了或者你工作失败了，我就不爱你。”
人的成功，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活回孩子的状态，一种不评判的、有趣的、充满好奇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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