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将于美国时间4月30日，北京时间5月1日召开，91岁的巴菲特和98岁的芒格再度搭档亮相，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自2019年疫情爆发以来首次举办线下年度股东大会，投资者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两人共同登台的最后时刻之一，这场“资本家的伍德斯托克”终于接近落幕。
在伯克希尔投资者西蒙·洛恩（Simon Lorne）看来，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是一场最伟大的商业秀，但是它并非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巴菲特致股东信的自然产物，也是其他公司所无法模仿的。虽然即便在巴菲特和芒格退出之后，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也可能会延续下去，但是继任者很难再复制巴菲特和芒格的个人魅力。
玲玲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Bailey Circus）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71年，其最后一场表演举办于2017年5月21日。我不知道它是否确实如对外宣传的那样，是“全球最伟大的表演秀”，但我相当确定，巴菲特和芒格的商业秀——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是这个星球上目所能及的最伟大的年会。
这种粗略的类比并非心血来潮。在很大程度上，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本质是一场商业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多年以来演变的结果。巴菲特和芒格是非常出色的表演者，只不过他们交易的股票是真实的，会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很好地把握了分寸，对商业敏感信息保密，而不是在一个有大量观众的公共论坛上讨论这些信息，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并非精心策划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是巴菲特自1965年（如果我们从巴菲特合伙公司算起的话，是1956年）以来致股东信的自然产物，具有重要的权威性。（我郑重声明，巴菲特直到1971年才开始亲自签署伯克希尔的信件。不幸的是，1965年我还不是公司的股东，更不用说从1956年开始追随了。）就像这些年来致股东信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样，年会也是如此。这一过程与我们看到的孩子成长的经历并无二致。每一次更新迭代——或者说每一天的变化不大，但当我们用长期的眼光来看时，成长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但事实上，正如年会是致股东信的自然产物一样，致股东信也是巴菲特天性的自然产物。在密切关注公司治理的一小群人当中，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方阵营认为，股东团体是他们所持有的股份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董事会和高管则是这些所有者选举出来的代表。乍一看，这似乎是更合适的模式。当然，股票代表着所有权。然而，另一方阵营则认为，股东更像是信托计划的受益人，而董事会和高管则是信托计划的受托人。
巴菲特将伯克希尔的股东视为企业的真正所有者。致股东信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察视角，但对许多人来说，年会可能是最直观的表达方式。他们给自己提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年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努力值得吗？如果值得，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公司这样做呢？在今天的演员（意指巴菲特和芒格）离开舞台后，演出还会继续吗？
为什么年会是这个样子的？好吧，如果你给你的投资者写了一封30页的信，就像是在给你那些相当聪明但在财务方面不那么精明的姐妹写信。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年会搞得好像你和她们坐在客厅里促膝长谈一样呢？当然，当你的客厅里有3万人左右的时候，你必须做些改变，但这就是基本模式。
尽你所能，为股东总结他们公司的情况；在不过度妨碍业务本身的情况下，尽可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在他们离开后，处理正式的必要事务（选举董事、核准审计人员）。如果你能对你的伙伴说一些笑话、俏皮话、略微犀利的话来活跃气氛，那就一定要这么做。毕竟，这是在客厅里的谈话，试着成为一个得体的健谈者。当然，永远不要忘记，和你谈话的人可能会对其他人重复这段对话。同时也要记住，表扬要对人不对事，批评要对事不对人，这是最有效的。
如果你能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就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如果你和你的30 000名投资者在一起，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当中的数千名成了百万富翁；如果你拥有六七十家公司，经营业务从内衣到钻石手镯，从房屋到飞机……那么，为什么你不让他们尽可能容易地买到这些产品呢？如果你有一点中西部风格的表演才能——我想到了电影《欢乐音乐妙无穷》（The Music Man），假设哈罗德·希尔（HaroldHill）这个角色是完全真实的，那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这正是年会之所以是这个样子的原因，它不是精心策划出来的“奇思妙想”。巴菲特的天性让他每年都达到一个新高度，与伯克希尔有关的所有事情也一样。当然，在年会这个“舞台”上，巴菲特的助手卡丽·索瓦（Carrie Sova）和她的团队确实做了大量的策划，这是举办这样一场盛大活动的必要准备。然而，伯克希尔年会能成为如今万众瞩目的活动，不是最初策划好的。
为什么其他公司不像伯克希尔这样开股东大会？
这样的努力值得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具体取决于你怎么看。对于巴菲特、芒格和伯克希尔来说，保持伯克希尔的文化和光环是否值得？那是当然的！对于另一家公司，比如对摩根大通或高盛来说，是否值得尝试实现这一目标就另当别论了。就像是有一个积极的正反馈循环，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年会放大了致股东信的影响力，致股东信又放大了伯克希尔的形象，而伯克希尔本身也放大了下一次年会的影响力。若是另一个有着不同形象的公司——或许更“建制”，更传统，更形式主义，可能会发现这种尝试正在破坏它的文化。
这些差异并不一定会让伯克希尔比更传统的公司做得更好，它们只是不同而已。诚然，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差异是讨人喜欢的，但最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太在意我们的组合投资是否“讨人喜欢”。如果伯克希尔没有取得如此巨大的财务成功，其他讨人喜欢的品质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当一位奥运金牌得主被问及她最喜欢的奥运经历是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获胜。”
如果伯克希尔的努力是值得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公司这么做呢？嗯，这个问题问得好。的确如此，而且这些公司（至少其中一些公司）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年会的基本要素（严肃的讨论，高级行政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明智的问题做出反应）很可能会被其他公司仿效，而且在许多时候，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巴菲特和芒格都是在有过成功经营合伙制投资企业的经历后进入伯克希尔的，在合伙制投资企业里与投资者的认真互动（实际上是将投资者视为“合伙人”，尽管只是有限合伙人）比在公司环境中更为规范，而这无疑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在2018年，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经营着形势严峻的公司。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从年会中学到经验教训。巴菲特和芒格通过致股东信与年会等手段与股东建立的融洽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给他们留出了偶尔犯错的余地，而在其他公司中，同类的失误有可能不被股东所容许。
伯克希尔的很多做法都可以被其他公司效仿，并带来盈利，但就像巴菲特和芒格做出的许多明智的决定一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连串事情。一旦一家公司决定开始做这些事情，就不容易停下来，而且很可能没有什么即时的反馈。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明确的回报。2018年前后的年会模式是在40年前设定的，当时的会议规模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多可以销售产品的子公司。当时，对大多数观察人士来说，年会给公司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甚至对巴菲特和芒格来说可能也不明显。
但这是对待把钱托付给你的投资者的正确方式，巴菲特和芒格一直都重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鼓舞人心的核心认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当演员离开舞台后，伯克希尔的演出还会继续吗？
在今天的演员离开舞台后，演出还会继续吗？我们被告知过，也相信，当巴菲特和芒格的“航海”生涯结束时，“伯克希尔”号这艘巨轮仍将驶向遥远的未来。（就目前而言，我将简单假设巴菲特和芒格会一起离开。）他们已经准备好让一名或两名新船长掌舵了，而且在新时代的第一年，无疑会召开一场与我们现在经历的类似的年会，哪怕只是为了让股东们有机会说声“再见”和“谢谢”。股东们需要以这种方式表达不舍和感激之情。
（一种假设是：巴菲特和芒格随时都可以决定在离开舞台之前结束演出。不少专业人士都会选择在他们事业的巅峰时期退休。对我来说，洛杉矶道奇队的桑迪·库法克斯一直是榜样，在打了27胜9负的赛季后，他于1966年退休。类似的退休，或者至少是退居幕后，在伯克希尔并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毫无疑问，这将使下一任CEO的日子好过一些。）
在后巴菲特时代，第一次年会将是怎样的呢？看来年会的基本原则应该会延续下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高层领导（尽管可能会超过两个人）应该会在那里继续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他们应该继续把股东视为所有者或合伙人。他们可能不会像巴菲特和芒格那样，时不时迸发出节奏轻松的火花，释放出别具一格的幽默感——除了百老汇和好莱坞的人，没有多少人做得到。但这对年会是否成功并不重要。任何一家公司的新管理层都需要找到一种让他们感到舒适的节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伯克希尔，开放、诚实和耐心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的装饰只是点缀而已。
如果伯克希尔的新管理层不能承担起与投资者保持与此前一样的关系的任务，我就会认为，巴菲特的选择是个错误。这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巴菲特和芒格在言辞中并不避讳自己犯下的错误，但他们并没有犯太多错误，而且风险越大，他们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小。假设当那遥远的一天到来时我还健在，我还是会计划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来到奥马哈——那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验。
作者介绍：西蒙·洛恩（Simon Lorne）是纽约市千禧有限合伙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法律官，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长期投资者，也是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的前合伙人，并担任美国另类投资管理协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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