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李嘉诚投资越南，以及疫情防控带来的暂时低迷，关于产业链外迁东南亚的讨论又火了起来。本文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是经济、资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如何去把控调整，考验的是国家智慧。我们应全面、理性看待。虽然对外贸易相对兴旺，但越南的贸易主要嵌合于美国的消费网络，而生产主要嵌合于中国的生产网络，因此越南极易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以及通达世界市场的“中介”。
近年来，关于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的讨论热度不减。这批国家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要素相近，越南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分析样本。由于美国对华大幅增加进口关税，中国制造业确实出现了加速向越南转移的现象。
值此之际，越南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试图争取“世界工厂”地位，并在203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后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戈登·汉森（Gorden Hanson）公开表示，如果一定要选“下一个中国”，那就是成长最快的越南和孟加拉国。
于是，这一话题在世界范围内越炒越热。如今，许多越南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在十年内赶超中国。可让人诧异的是，中国国内也有个别人，为越南制造唱起了赞歌。其论调包括“三星原来在中国有2亿部手机产能，但现在都转移到了越南”等等。对于这一议题，有必要明确的一个观点是：越南要成为“世界工厂”，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另外，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本质，是国内供应链规模及生产网络不断扩大后的“溢出”，而且在“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背景下转移的主要是低端制造业。
越南，下一个“世界工厂”？
首先，越南的国家资源有着天然上限。历史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先后有三个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即英国、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时的共同基础条件包括：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力充足以及市场庞大等。反观当前的越南，只在人口体量上勉强过关，缺乏足够的自然基础要素支撑“世界工厂”级的规模。
其实，越南对应的模板应是日本。狭长的国土、接近破亿的人口，让越南确实像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的日本。但是，即便日本在制造的巅峰时期，也未曾达到过“世界工厂”的层次，只是在部分高技术制成品领域取得过领先优势。所以，越南制造与其说要取代中国，不如先将当年的日本或者韩国作为对标对象。
其次，越南的工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正如格申克龙准则所总结的，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重化工业必不可少。这是因为，重化工业约等于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制造了大量原料、材料和工业器件等生产资料。然而，越南现有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重化工业占比非常少。
纵观全球，后发国家重化工业往往依靠国家支撑，难以在自由市场中发展起来。中国、韩国与日本就都是在“大政府”推动下，才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越南如今的改革和发展路径，貌似早已投入了所谓“自由化”的一套体系之内，并不具备不计成本推动工业化的决心与魄力。只要这一局面无法改变，越南的工业发展就只能嵌合在美欧主导的经济秩序中。
最后，越南缺乏自主而完善的产业链。目前，越南制造业的主要运行模式，呈现两头在外的“半体外循环”状态，即零部件、半成品供应主要来自中国，制成品主要销售市场在美国。这使越南的产业发展异常依赖外贸，在“半体外循环”模式下，越南发挥的主要作用仅是组装、制造成品。因此，越南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取的价值非常低。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越南制造业增加值为431.7亿美元，仅为中国的1/90。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相对获得产业链上的更高附加值，是因为产业运行模式类似树状的“双循环”结构。基于完善的产业结构、丰富的国家资源及庞大的市场，这种生态模式孕育了全球最大的供应链网络，既可以实现“无孔不入”的专业化分工，又能彼此配套及生产不同产品。
由于先天资源和后天建设发展的局限，越南显然无法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既然如此，为什么三星、索尼、耐克等外国企业还要把在中国的产能转移到越南呢？
越南承接制造业产能有自身的限度
伴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较往日已大不相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成本快速增长，以及产业升级趋势愈发明显等。这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制造产品的成本优势逐渐被“稀释”。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电子企业迅速崛起也大大冲击了外资品牌。比如，三星在2013年登顶中国手机市场后，就遭到一众国产手机厂商包夹围攻，并迅速沦落至国内二三线地位，最终其在中国仅剩不到1%的市场份额。既没有市场，成本又在上升，三星再在中国生产手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于是，三星就瞄准了在经济发展、政策优惠、人口红利和地理位置上有一定优势的越南。那越南的具体优势是什么？在经济方面，近20年来，越南几乎一直是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吸引了日本、韩国等国许多企业前去“淘金”。
在政策方面，为了吸引外资，越南多次修改了外国投资法，将企业税率降至20%，同时对部分企业实行“两免四减半”等政策，即头两年全免、后四年缴税减半。
在人口方面，2010年越南人口数为6200万，而如今人口为9875万，十余年暴增3600多万。当前，越南全国人口的中位年龄是30岁，35岁以下青壮年占一半以上，劳动力充足。
在地理位置方面，越南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距离珠三角地区也很近，这使它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国制造和产业链的利益。
经过十余年精心耕耘和布局建设，三星已经在韩国本土之外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越南基地”。目前，越南三星拥有涉及手机、电脑、显示器等产品的8家工厂和1个研发中心，产值占三星集团总产值近30%。从越南角度来看，越南三星的产值占越南GDP的25%以上，三星产品出口额占越南出口总额的1/4。在韩国有句流传颇广的话：“韩国人一生逃不开的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如今，想必这句话也适合放在越南人身上。然而，仅仅“吞下”一个三星就成这样，越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
结论可能并不乐观。可以做一个假想：东莞的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越南一半以上，而且工业占经济结构的比重远远高于越南。如果东莞地区的制造业在短时间内都转移到越南，结果很可能是越南制造业迅速膨胀：土地价格暴涨，人力成本大增，同时大量热钱也会涌入，从而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人民财富被洗劫一空，最终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等。
这样的“经济高烧”，恐怕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因此，越南制造承接的“容量”有着难以突破的自身局限，势必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越南对外经贸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阮德成曾对外表态：越南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国。虽然这位越南专家的表述比较谦卑，但定位还算准确。
既然越南无法成为“世界工厂”，也无法承接中国制造的巨大体量，那么国内热炒的“制造业外流”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制造业外流”的核心本质，实际上是国内供应链规模以及生产网络不断扩大后的“溢出”。从工业增加值的巨大差异来看，中国真正转移到越南的是部分制造流程中的简单生产和组装环节，即对人力成本较为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无可厚非，因为资本会遵循“冷酷”的成本计算规则。但是，中国其他高技术制造业或环节，比如高铁、大飞机、核潜艇、半导体等几乎不可能转移出去。此外，虽然对外贸易相对兴旺，但越南的贸易主要嵌合于美国的消费网络，而生产主要嵌合于中国的生产网络，因此越南极易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以及通达世界市场的“中介”。基于此，长远来看，越南制造业之于中国制造业并不会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优化配置以及协同发展的模式。
第二，低端制造业向越南转移，本质上也是中国持续多年产业升级的结果。早在2012年，中国经济虽然仍在持续飞奔，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已经日益凸显。此后，随着中国开启“腾笼换鸟”“清理过剩产能”等产业政策调整，不少外企纷纷将低端产能转移到海外，同时加码国内高端制造业的布局。比如，三星2018年年底关闭天津手机工厂后，随后立即宣布投资24亿美元在天津新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生产线。与此同时，三星西安存储芯片工厂二期如火如荼。这一项目投资总额达150亿美元，建成后将使西安成为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除此之外，很多迹象显示，对三星等众多国内外企业而言，中国正在从低端的劳动力工厂，转变成承接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地区。
第三，中国制造向越南等新兴经济体转移，也是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区域交流合作加强的产物。早在2008年，深圳国资就在越南海防市倾力打造了中越经贸合作区。经过十多年联合推动，目前中越合作区内已有多家中国行业龙头入驻，涵盖电机、安全气囊、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了对越南的相关投资。这使中国成为越南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
面对低端制造业外溢考验的是国家智慧
无论如何，中国部分制造业正在向越南等国转移是既定事实。在具体产业门类方面，中国的家电、家具、纺织、制鞋、电机、电子元件以及通信设备等行业企业均有在越南投建产能。这些相对低端的产业越来越多地向越南等国转移，中国应该如何审慎对待？
目前，中国中西部仍有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体。相比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廉价土地等资源。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有利于促进当地就业、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链完善等，从而改善国家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订及推进，国内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作为有担当的大国，中国在产业转移上“达则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推进中西部发展，属于多维议题。
综合来看，中国正在发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是经济、资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如何去把控调整，考验的是国家智慧。
至于中低端产业转移是否会倒逼产业升级，或许只有通过实践才有答案。在本质上，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是一个赛跑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做的是减缓产业链向外转移步伐，以及加快相关核心技术研发；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尤其是完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生产成本。
另外，在当前日趋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中国还应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减少国际政治因素引起的低端制造业外流，以及保护高端制造业不被迫迁出。毕竟不少低端制造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等仍有不小贡献，高端制造业则一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诉求。
从历史上看，近一两百年全球发生了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即从英国到美国，到日韩，再到中国，而且基本是从低端制造业转移开始。
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但在部分低端制造业外流的情况下，一味渲染越南等国的威胁、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开启，或者一味强调中国制造的优势，都不可取，而应该将眼界和格局放在全球、全产业链层面，更加冷静客观、立体动态地辩证看待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
至于谁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正如前文所述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戈登·汉森坦承：这仍是一个谜题。但一种可能是，“中国将取代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将分散到中国其他地方；抑或“中国+1”战略兴起，即一些公司继续将大部分制造业留在中国，而部分业务分散至越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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