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和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 1996—2000年就职于华尔街高盛集团等投资银行。2000年回国加入证监会，任战略规划委委员。2001年至2005年任基金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至今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兼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
各位领导、各位学员，下午好!
首先感谢中组部的组织和北京大学的邀请，使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一些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感谢今天这么多同志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今天在座的都是各个部委的领导同志，应该说，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是我们证监会的任务，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共同的使命，为什么?因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舞台，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和销售额已经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比达到43%，这个比例还会不断增加。因此无论各位所从事或领导的是哪个行业，都不可避免地要跟这个市场打交道，因为你要跟中国经济打交道。在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这个舞台的重要性只会愈发显现，有一点像我们生活中的空气和水。
今天我选取的题目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副标题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希望把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放到中国经济转型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去探讨，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国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引言：邓小平与华尔街】开场有一个引言。我最近在读一本书，《邓小平时代》，郑重推荐给大家。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厚重，它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邓小平的描述，回顾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不仅仅是30年，可以说是中国过去将近100年从屈辱走向复兴的过程。尽管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过去30年历史的亲历者，但是从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的视角去全面梳理一遍这段历史，对我们仍然不无裨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是很难割裂的，往往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判未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这本书里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特地摘录在这里，与各位分享。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着名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论断。“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华尔街在星期天都关门歇业，邓小平还是让下属把他带到了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有一个印象”。
1974年的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高度封闭，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华尔街闻所未闻，当时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处于高度禁锢的状态，去资本的象征华尔街看看无疑有一点离经叛道，但邓小平却坚持要去。为什么?该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认为，邓小平凭其惊人的直觉洞察到，美国之所以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傲视全球，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可能正是来自于这条长不足500米的小街。
将近20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南巡时，讲过这么一段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市场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是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他的政治勇气和判断力，使得当时刚刚踉跄起步的中国资本市场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再过了一个20年，今天，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公司在这个市场挂牌上市;每天中国社会有超过一亿人在这个市场进行交易，每个人身后是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市场的涨跌影响到中国社会近1/3人口的财富和福祉。无疑，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主舞台。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我想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第二部分，就正在推进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和认识;第三部分，探讨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大国的兴起与衰落，并由此探讨中国社会未来中长期的发展。
第一部分：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时代
2011年底，在一次内部的论坛上，我做过一个发言，后来论坛的主办方根据录音整理了文字稿，我起了个题目叫《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网上可以搜到。当时对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些研判：一是欧债危机，用了一个“糟”字，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二是中东局势，用了一个“乱”字，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三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用了一个“险”字，没有最险，只有更险;四是中国经济转型，用了一个“难”字，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一年半后的今天，有些情况被不幸言中。
【英雄迟暮】一年后的欧洲形势怎么样了?我选了几张关于欧洲的图片，因为图像给人的印象超过语言的很多倍。第一张是我们去年年底到意大利访问时，在米兰的街上邂逅了罢工的人群，发现他们优哉游哉，“胜似闲庭信步”，你实在是很难想得起来，这是一个深陷危机的国家，不禁感慨，欧债危机，至少暂时无解;第二张图片上是卡梅伦和默克尔在对话，卡梅伦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庆幸他的前任的前任做了一个英明的决断，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另一方面他仍然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英国要不要退出欧盟，而一旦英国退出欧盟，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再遭重创;第三张图片上是美丽的地中海小岛，这个风景如画的国家叫塞浦路斯，近期濒临破产，正在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最新的一块多米诺骨牌。
我们一直认为，欧洲的问题至少是三个维度的。首先是高福利主义，高福利主义的问题不只是增加了社会的成本，最要命的是它上去了就下不来;其次是欧元问题，欧元问题的本质是大锅饭问题;而从中长期来看，欧洲真正的、最大的问题是竞争力问题。欧洲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一方面因成本过高而面临新兴国家的冲击，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创新能力又无法与美国抗衡。在世界大家庭中，曾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领先于世界的欧洲，似乎步入了英雄迟暮的不归之路。
欧洲问题的出路，可能只有依靠“改革开放”，也就是进行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并实现对外开放。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往往恰好相反。在今天的欧洲，任何福利的降低都遭遇大规模的抗议，任何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并购都遭遇百般阻挠。为什么?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一次甲午海战，一次抗日战争，还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据此来看，欧洲的觉醒还要假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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