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是“一直谈恋爱，就是不结婚”、认为最舒服的状态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像黄光裕、褚时健、周正毅、张文中、牟其中等商业奇才，却曾因触碰红线而身陷囹圄。红顶商人胡雪岩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故事更是声声入耳，醍醐灌顶。对于政商关系的发展，我们今天简单的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呈现，希望对你更多的启发。
商业的本质始于交换，在文献中并没有记录第一次商业活动，它遥远得可能是用具和粮食的交换，如同它的遥远，当时并没有先知对这个行为进行定义。直到商朝，“商人”这个特定名词的发展才开始，概念经过变化和延伸，才接轨到现代文明。
商业行为对中国以农业支柱基础这个事实而言，对旁支别系通常只会寥寥数笔记载，如管中窥豹，通过经典的语句能够忖度当政者对商业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而这个心态如同整点的钟摆，时而左，时而右。
春秋--不追不放的儒家思考
在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政策，从字面便明 了，政府把控山和海的资源，从而控制铁和盐的专营。政府把控两个常用的民生物资归根到底是为了变相增收，税收如果过重导致民怨四起，便通过铁和盐的专营专 价作为税收的补充。在后面的各个朝代，生活常用物质的把控专营将不断持续，扩大品类到树木、煤炭等，而在近代则转为国有企业专管，品类不断发生变化，如水 电油气等。
“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来自《论语·先进》，这是孔子对两个学生的评价，翻译为：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投机囤货的商业行为已经出现，春秋时期儒家仅作为百家争鸣中其中的一家，汉朝董仲舒提升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对中华文明的构造和影响最为深远，当时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对子贡的商业行为定义是“不安本分”，却对颜回这种“商业盲”评价是高德无能，这个奠定了中华民族对商业的不追不放的基本思想。
战国--战时法家的重农抑商
战国时期，战乱频繁，粮草是否充足和从军人数的保证几乎决定了谁能够战到最后，秦国能实现统一全国，结束奴隶制，也离不开这个法则。而最大的功臣，已经被贵族的高头大马分尸了，的确，改革者从来没有好的下场，这个最大的功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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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头衔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除此之外，他还是外来户，卫国人，来秦国上班，提出了《垦草令》、其中在商业和农业的侧重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了下来。“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重农抑商的维稳法则对于战争时期的确能够提供很好的战时储备，但是这个法则绝不适合盛世年间，这个法则在后面盛世年间将发生由下而上的推动而变化，左农右商的天枰上，砝码会随着底层的经济、当前的政治格局不断调整，直到最舒服平衡的状态。
唐朝--暧昧的政商关系成为趋势
对于唐朝，最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以肥为美的杨贵妃，因此促生了宽松阔口的唐装唐服，另一个是海外的唐人街，见证着唐人走出了华夏大地。唐朝的皇帝为了炫耀业绩，也开始喜欢在自己的年号上添加“盛世”两个形容词，包括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
当政者对胡商（非汉族一律称为胡人）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既认可、鼓励和保护胡人来华经商，又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排斥、歧视胡人。聪明的胡人以雄厚的财力，交结王公百官甚至皇帝，以求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厚利。
如玄宗年间，“有胡商康谦者，天宝中为安南都护，附杨国忠，官将军。”这是商业财富积累后，政商关系变得暧昧或融合的趋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明清时期晋商将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一个怪异的综合体。
元朝--重农抑商变成重商轻农
“党同伐异”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党锢传序》，在现代，它的替代词“站队”更为口语化。蒙古游牧民族作为少数民族，去统领以汉族人口居多的地区，“维稳”就成了一个从朝代建立到灭亡的终极使命。
在权力阶层，统治者需要跟色目人“站队”；在基层，则任命汉人地方官员。基因驱使，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注重商品交换。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
在当时，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垄断形式不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 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因此商业活动异常活跃，牌照收费、资源垄断、国家专营发挥到了极 致，因此，也必然的滋生了腐败。
明清--商帮兴起，政商合体
明清时期，商帮兴起，商人既然能形成帮派，可料其社会地位之高，从“士农工商”的末位在历朝历代的发展竟然走上了与“士”逐渐平等的位置。在十大商帮中，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晋商、徽商和潮商。
徽商的标签是“贾而好儒”，意为徽商不但爱做生意，还爱学习，这种积极的态度仅仅是为了提高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因为较高的文化素质能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
而晋商则却觉得“商友”的关系百密却难防一疏，它的标签是“学而优则贾”，在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更有甚者，为了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官商结姻。在晋商看来，这种亦官亦商的综合体加上帮派精神的驱动，可长续灯火，永葆富贵。
中华民国--四大家族下的政商一体化
结束封建帝制后，历史把之后的历史统称为近代史，而能够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江苏海门人张謇当之无愧，他是清末状元，却提出“实业救国”，工业作为一个新事物首次被提出。
发展到民国时期，重要的工商业却没有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取而代之的是通货膨胀，贪腐不止。当时军事、政治、经济的命脉控制在四大家族手里，四大家族分别指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他们通过姻亲，兄弟关系去深化利益关系，政商合体，政为商伞，商为政稳。
改革开放--民营资本在刀刃上跳舞
1978年真正的太阳应该是藏在恐惧的雾霾之中的，南京大学教师
在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未经上级审批刊登在《光明日报》，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这种恐惧的雾霾一直到5月19日
认为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胡福明才算是走出鬼门关。
第一次宏观调控在1978年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了，由于民营私企、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公司出现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邓小平思路是力保国有企业，而对财政紧急刹车。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民营资本越发蓬勃，终于，枪打出头鸟，已经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在温州柳市叫了起来，“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
不久，以“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为罪名全国通缉“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和“电机大王”胡金林，合称“八大王”，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这个事件直到1984年才被翻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博弈从未间断，民营资本最后能够与国有资本如何同存，将是一个共同的命题考验着当政者和企业家，这一幕幕的博弈如同刀刃上的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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