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华人创业者在准备年终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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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剑龙
来源：剑龙出印度记（ID：seeindia）
接受老东家《南方周末》的邀请，在新年特刊上发了这篇稿子，写的是我的朋友和校友万洪。2015年底，他在班加罗尔创立消费贷企业KrazyBee，如今已成长为行业翘楚。这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也是一个共同体的故事，更有一个时代的影子。这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也是对我2017年的交代。祝福朋友们。
2017年12月21日，接通万洪微信时，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Barton广场，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我被一个巨大的噪声气旋围住。
这一天，他在纽约，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生产出的财富喧嚣。在趣店、和信贷、拍拍贷、信而富、融360之后，分期乐母公司乐信即将上市。“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感受下。”
除了“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私底下，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相处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把印度版分期乐KrazyBee送到纳斯达克。
KrazyBee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观。如今，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还有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究院五年后，2015年底，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两个月后，他决定离职，回到班加罗尔。
张鹏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开嘴笑”。他说，每次回深圳，这里的秩序感都让他很舒畅，但在印度却是奢侈品。而奉调回国，对在海外打拼的华为员工，同样意味着幸运。
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Hosur路贯城而过，两侧都是些驰名世界的企业。但是，在早高峰，10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费两小时。
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华为印度研究院曾在这里办公。
“当时就在研究分期乐，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模式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性。”万洪说。
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琢磨时，结识了楼下的邻居，一位分期乐的员工。他把万洪介绍给分期乐的高管。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KrazyBee，其种子资金就来自分期乐。
“为什么他们会投你？”
“其实，我们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经有人开干了。我们晚了四五个月。”
还好，万洪赶上了印度互联网金融的风口。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如今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比如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华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时遭受的“挫折”。
那时，他负责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购买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学生的月支出，少于5000卢比（约合500人民币），这意味着，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部手机。
万洪到印度银行，询问能否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银行反问他，“你怎么能相信学生呢？”
在印度大学遭受的“挫折”，也并非没有回报。首先，他对印度大学生的“痛点”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强大的资源网络。在成立近两年后，Krazybee的员工数已过百人，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职学生。
而位于班加罗尔东北部whitefield区的华为研究所，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2005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创始人雷军。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关照有加，KrazyBee最近一轮的800万美金融资，悉数来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工作。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在华为系统，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在海外，除印度外，华为还在墨西哥、罗马尼亚设立研究院。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员工，规模最大。万洪在这里工作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在我们这里，他也挺有个性的，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推着印度人往前。“
华为印度研究院的中国员工一百多人，篮球场、KTV、中国食堂等，一应俱全。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大部分华为工程师与当地社会接触甚少。
万洪是这些“理工男”里的另类。“因为我英语比较好，经常有印度企业或者什么官员来参观，都是我去接待。”他由此接触到大量印度人。
而华为作为最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积累的全球化管理经验，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者。
万洪感叹，“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两千多名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各地给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Chinda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万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组合，着实让人“眼红”。
Madhusudan和万洪共事六年，双方的家庭成员，他们都很熟悉。大部分中国创业者，来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谱”的印度管理者，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
“一天两次喝茶的时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个小时，你说怎么搞？”
“不让喝茶，有的员工就不干了。”
“经常请假。刚有人说家里结婚，请假一个星期。还没上班几天，又说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请十几天。”
印度员工的“奇葩”表现，成为中国创业者聚会时的谈资。
“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问，“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计划和战略，并和印度合伙人达成一致，然后，让他去执行。”
显然，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长期相处的经验。“印度人和中国人，某种程度很相似的。改变生活的欲望也很强烈。”他解释。
他观察到，“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以前因为种姓低，社会阶层固化，没有机会。过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印度很多低种姓人得以改变命运。”
这让万洪相信，印度受目标驱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为中国创业者效仿的对象。而在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挖掘互联网出海的中国创业者们，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者在此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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