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寿光本地的蔬菜受疫情影响，运输不出去，许多菜农只能自寻出路，或将熟透的蔬菜瓜果倒掉，“为什么想卖菜的卖不出去，想买菜的买不着。”一名菜农向本刊表达自己的困扰。
价格大幅下跌
孙晓明四十岁，半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活跃在他的直播帐号上。他的目标很简单——找人和卖货。他家在山东寿光的一个村子里，生活全靠家里的5个蔬菜大棚维持。这段时间，正是他家的黄瓜、圣女果、甜瓜大量上市的日子。如果不是3月下旬寿光突然开始的疫情，孙晓明此时应该忙着在大棚里摘菜——他有两三个长期合作的外来客户，这段时间他们会从外地到寿光收购，孙晓明大部分的蔬菜都卖给了他们。他脑子灵活，自己还开了一个网店，两个渠道下来，能将家里的这些菜卖得七七八八。
由于寿光前段时间的疫情，今年这两个收购商都没有来，其他收购商也是。孙晓明只得另寻渠道卖菜，可现实很快打击了他。他几乎每天都在直播平台更新，可并没有给他带来销量——他只有290个粉丝，不少还是朋友，或者同命相连的菜农。找人带货是他想到的第二个办法。他的想法也很直接：找网红，找收货的老板，他关注了快600人，挨个给人发私信，希望别人帮他卖菜，没人回应他，“其实从2020年开始，我们受疫情影响了好几次，但今年尤其严格。以前收购商路上会被耽搁时间，但还是会来。”孙晓明的话中满是焦虑，大棚里的圣女果、黄瓜等一茬茬地成熟，然后坏掉。而距离成熟季末期，还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纪录片《蔬菜改变中国》剧照
李静的焦虑不比孙晓明少。他是寿光一家合作社的员工，这段时间，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合作社每天都在亏损，我们每天都报账，但没人愿意去统计这段时间的亏损总量。”李静是90后，初中毕业就到了目前所在的合作社工作，工作也有10多年了。合作社有1200多户农户，以往这个时候，合作社每天往全国各地运输的蔬菜产量在10万多斤，现在只能送出去6万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求量的减少。”就在接受采访前，李静刚刚研究了一下全国疫情地图，他发现，全国不少封控区、管控区域内，都有他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涉及酒店、档口、学校工厂餐厅等，每种类型客户的用菜量都在三分之一左右。如今他们许多都关闭了。现在销售的总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滞销最大的表现就是在价格上。往年此时，合作社向农民收购蔬菜，黄瓜价格能在3元/斤左右，西红柿能到4元/斤，后面的时间段里，蔬菜的价格会随着市场行情略微波动。“比如黄瓜刚开始收购价在3元/斤，等大量上市价格就跌到2.5元，最少也有2元。现在黄瓜的价格只有9毛钱一斤。”李静告诉本刊，合作社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将农民的菜收购并运送出去，中间赚一个差价。“你像西红柿我们4元/斤收过来，加上泡沫箱、冰袋、包装纸以后，卖出去的价格在4.3-4.4元/斤，排除成本一斤赚1毛钱，主要靠走量。现在西红柿的价格已经跌到1元，我们1毛钱的抽成也不提了。”
跌的最惨的要数“特菜”。“特菜”简单来说就是新颖的蔬菜，比如说樱桃西红柿、金皮西葫芦、七彩椒、根芹等。在李静的记忆中，从10年前他开始工作时，寿光就已经有特菜的种植，这些菜种植面积少、品质高，主要供应给一些高档餐厅和酒店。“这些菜也有一个缺点，需求量不稳定，有市场时一斤八九元，需求量少时就几毛钱。”为了促进特菜种植，李静所在的合作社跟农民签订了收购条件，即使市场行情差，每斤的收购价格都不少于1.2元，高出市场价格的部分由合作社补上。但现在，整个合作社每天“特菜”的产量在15000斤，“我们刚开始还能将中间的差价补齐，但现在量太大，补不上了。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李静说，很多种特菜的农民只好把蔬菜拉到街上卖，但当地人对特菜的认识度不高，不接受，只能降价再降价，“一毛钱、两毛钱一斤。”
因为卖不出去，许多菜就只能搁在冷库里。李静告诉本刊，冷库本来的作用是给蔬菜降温，“夏天收了菜放进冷库降温4个小时再发出去，能延缓蔬菜的腐烂程度。”如今，冷库的作用变成了仓储，当天运不出去的菜，就放进库里。“有许多菜最后都倒掉了。”
货物运送不出去
一个多星期前，李静所在的合作社调整了上班的时间。以往，为了保证蔬菜最大的新鲜度，员工每天凌晨2点半就要到合作社开始收菜，中午吃个饭后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物流发出去以后下班，“要熬夜，又要称菜、包装、搬运，虽然很辛苦，但是工资是高的，每月能拿到一万元左右。我们当地平均工资也就是四五千。”李静告诉本刊，因为蔬菜运送不出去，他们最近已经调整了工作的时间——凌晨4点上班，到晚上6点半下班。白天的许多时间，他们都在联系物流车辆——物流车辆的缺乏，是蔬菜卖不出去的又一个原因。
在谈到物流问题时，几乎所有在寿光的采访对象，都会提到3月25日寿光出现的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病例。这个病例出现后，寿光当地的疫情管控变得更加严格。李静说，自己所在的合作社每天都在强调只能工作上班两点一线，不能去别的地方，“出问题责任太大了，我们自己也会跟家属说除非特殊情况，不要离开村子。”
3月25日出现的这名病例是一名货车司机，吉林人，从吉林拉玉米到寿光，卸完货后又去了寿光农产品(6.810, -0.42, -5.81%)物流园附近。3月24日他去做了核酸检测，在他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之后，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很快关闭——2021年，物流园总经理助理国明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物流园共有1500余名大货车司机，每天将蔬菜从寿光运往全国各地，物流园每天的蔬菜交易量近万吨，去往20多个省市。
就在病例出现的同一天，《寿光日报》公众号发布了寿光交通运输局关于对应急物资运输车辆加强管理的通知，通知里提到，外地物资运输车辆进入寿光，需要持车籍所在地交通运输部门开具的货物运输通行证，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车辆，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含电子证明）；健康码、行程码为绿码；提前联系接收货品的寿光企业，让企业向所在镇街报备；在检查点等待，需寿光货品接收企业人员到达检查点登记确认后方可入寿；入寿后要落实点对点闭环运输。在寿光物流从业者的感受里，对物流园实行封闭管理和对外来车辆进行加强管理后，运力开始紧张起来。
这一规定对于货车司机来说，执行起来很难。一个滞留在寿光的货车司机告诉本刊，很多司机都不知道如何跟所在地运输部门联系，有人联系了，也没有拿到通行证，对方不给开，可能怕承担风险。司机们只能寄托接收货企业能够帮助自己报备，“收货企业还好，为了货物是会去做报备的，但是如果是他们有货品要运输，即使找不到车，他们也不愿意找外地车，也是怕承担风险，而且过程复杂。”一名物流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现在大多数企业，只愿意用“寿光人、寿光车”。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菜更难往外运输了，“我们以前往外发车，用9.8米的货车，要用五辆，其中只有一辆是当地车，其他全是外地车。”李静告诉本刊。
4月13日，当李静和孙晓明在着急的时候，货车司机宋玉兰的车正停在寿光高速服务区，她拿着手机在焦虑地寻找货源。宋玉兰今年43岁整，开卡车已经24年，常年在寿光拉菜，拉的都是茄子、辣椒等蔬菜。她总是拉菜去乌鲁木齐区域，因为这个路线她熟悉——对于货车司机来讲，熟悉意味着更大的安全性。从寿光到乌鲁木齐3000多公里，按照正常的速度，50个小时就能到，卸货后再找一个返程货物，最晚一周就能回到寿光。可是现在距离她上次从寿光出发已经过去了20天，“也是因为疫情，一路被检查，不停地做核酸，耽搁了两周。”
宋玉兰告诉本刊，最近十多天，由于很多司机被耽搁在了路上，物流价格涨得很快。她开一辆13米长的货车，去乌鲁木齐的运费已经从12000元涨到了17000元，“以前低的时候9000多元我们也拉。”宋玉兰说自己原本想到了寿光拉了菜赶紧走，但她是青州人，虽然距离寿光就40公里，也不被允许进入寿光市。“我的行程卡不带星，核酸检测也阴性，但就是没有企业愿意帮我报备进去。我们青州隶属于潍坊，我起码还进入了潍坊，很多外地车连潍坊都进不来。”宋玉兰说，如果接不到单子，她也不能回青州，因为回去很可能被隔离14天，“不能干活，那损失就大了。”4月13日这一天下午，宋玉兰终于找到了一单活——从青州拉白菜去乌鲁木齐。
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能用的货车司机和车辆越来越少，货运的价格越涨越高。从北京到寿光不到500公里，在以往，一辆13米长能装33吨的货车，运费在5000-8000左右，但4月10日左右，去往北京有中风险区域的地方，车辆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四五万，“虽然价格看着很高，但是派单并不容易。大家心里都害怕，担心万一被传染了。而且如果去了不小心被隔离，大城市吃穿用住都花钱，还耽误干活。”上述物流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以往，每月他经手的物流车有200多辆，平均每天六七辆，现在只有三四辆。
送上餐桌不容易
即使克服了前面所讲的一切困难，要想把蔬菜送到需要者的餐桌也不是那么容易。从上海疫情开始，在拿到通行证之后，安徽的一家农产品区域品牌田园徽州一直在为上海提供物资供给。每天发往上海的货车有10多辆，都是9.8米长度以上的大货车。“送的物品以蔬菜肉类组合为主，两三斤肉，还有鸡蛋和蔬菜等。我们是所有人分拣打包成一份份成品，然后送到上海去。”田园徽州的采购部总监程怡骥告诉本刊，当时他们是考虑到上海处于疫情之下，可能分拣力量比较薄弱，所以进行物资供给时公司就做了这样的设想。
上海盒马线下店的场景
果不其然，当物资运送到上海以后，就有司机开始向他反馈，到达上海的定点区域之后，分拣的人手很少，“昨天司机还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下货点，只有三个志愿者，三个人卸三车货。司机师傅说后面感觉小姑娘都累哭了，心里不落忍。”程怡骥告诉本刊，司机师傅想帮忙也没有办法下车，在进入上海的高速口，货车会被贴上封条，一直到卸完货离开，司机都不能下车。“司机师傅压力也很大，他们会跟我们反馈说，觉得被用成了货拉拉，一车货并不是一个点全部卸完，而是会被指派到不同的区域，有时一天要跑30个点。”程怡骥说，为了缓解司机的压力，他们专门建了一个群，时不时开个玩笑让他们放松一下。这也是他们一直呼吁供应企业在发货前进行分拣的原因，“如果到了在分拣，时间耽搁太久，菜可能就烂了。”
另一家供货企业告诉本刊，他们最初只是给上海供给食品类，但到了后期，他发现与他们合作的上海企业在不停地提出新的要求，有时让他们带a4纸，有时有要求剃须刀，甚至是一次性内裤，他们都给配过货，“或许是因为封在家里太久，储藏的物资都用完了。我们本来是一家食品公司，后来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商贸公司。”
2022年3月30日，上海市黄浦区，工作人员为市民将蔬菜装袋。
山东寿光另一家合作社的员工一直在关注上海疫情的新闻，他说合作社的人看着卖不出去的菜，希望能够捐给上海，但是他们向相应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后一直没有消息。“为什么想卖菜的卖不出去，想买菜的买不着。”一名菜农向本刊表达自己的困扰。合作社的员工李静自己家也有20亩大棚，种的是黄瓜、西红柿、辣椒，他家没有跟合作社签订协议，又没有人来收，最初父母就开着三轮车去街上卖，李静不让去，因为怕去了有感染风险，影响家里人和自己的工作。可父母还是开着摩托三轮执意去了，一个街上全是卖菜的人，热闹得恍惚像被关闭前的寿光物流园，买菜的人没有卖菜的多，价格只能低了又低，后面还不够人工钱。后来再摘下来的菜，李静的父母只能倒掉。“他们都50多岁的人了，我看着觉得很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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