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有点惊悚，但值得每个人提高警惕的事情。
最初，我以为这是他们90后的手游或桌游新宠，可在听了小伙伴的科普后，我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凉。
原来，这不是王者荣耀或狼人杀的同类，而是一种真实的，正在让一个又一个玩家殒命其间的死亡游戏。
“蓝鲸游戏”诞生于俄罗斯，仅在过去的半年，通过社交网络，它就已导致了数十例相关的自杀事件，死者多为青少年。而且，它正在向更多国家传播，英国、阿根廷等国都有青少年因之自杀。据权威媒体的消息，“蓝鲸游戏”最近也已侵入了中国的社交网络。
究竟是谁设计了这个死亡游戏，又怎样布下陷阱让一个又一个生命自主走向终结？为什么受害者多是青少年？
有网友说，玩这个游戏的孩子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脑残，但书单君在查阅了多家外媒的相关报道后发现，“蓝鲸游戏”绝没那么简单。
尽管话题比较惊悚，但出于引起警示、防止更多青少年沉溺的目的，书单君觉得有责任把我的观察和思考分享给大家。
魔鬼的陷阱
有人将“蓝鲸游戏”比作一头“吞噬生命的猛兽”，书单君深以为然。这头“野兽”不仅凶猛，而且有组织、有计划。它四处搜捕脆弱的灵魂，再通过一系列暗黑的设定，促人自杀。
参与者接触蓝鲸游戏，往往是从网络上一个带有自杀群组链接的恐怖图片或是视频开始的。加入游戏相关的社交网络群组后，就会有管理员不断地向游戏者下达指令，要求他们每天完成1个任务，直到第50天步入死亡。
这些任务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在凌晨4点20分起床，看恐怖电影；
在胳膊上切出三道浅口；
如果你准备好成为一条鲸鱼，就在腿上刻几个口子；
一整天不和任何人说话；
自己说出自己的死亡日期，并接受它；
之后每一天都是凌晨的4点20分起床，自残并和鲸鱼说话。
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了防止游戏参与者退出，管理员会有意识地收集参与者的真实信息，包括家庭住址、裸照等。曾有一名参与者想要退出，结果收到恐吓：“你妈妈明天走不到公交站”。她大惊，因为自己的母亲就是乘坐公交车上班，于是不得不继续玩下去。
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发现，“蓝鲸游戏”的设计者一定是个擅长心理操控的高手。
比如，为什么游戏规则会要求参与者在凌晨4：20起床？因为据心理学家研究，这个时间段正是人一天中精神最脆弱的时刻。起床后看恐怖片，更是加重了这种精神状态。
比如，游戏任务的难度是由易到难，缓缓升级的。这应该与人类心理的“锚定效应”有关。前一天的任务会成为今天任务的“锚点”：昨天已经在胳膊切了三个浅口，那今天在腿上刻几个口子也就不是不可接受了。像走台阶一样，参与者就这么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
再比如，参与者加入游戏前，管理员会要求他们提交裸照、家庭住址等私密信息，一旦参与者想退出，便以扩散裸照、伤害家人为威胁。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恐吓手段有足够的威慑力。
但书单君认为游戏最险恶的地方，在于它对管理员的设置。
据自由欧洲电台的报道，只需缴纳60欧元，就可以成为“蓝鲸”游戏的管理员，享受一个个生命在自己引导下走向死亡的快感。重要的是，管理员是不需要自杀的。
这让书单君想起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西法效应”。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中，他挑选了一些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作为受试者，并将他们随机分为狱警和犯人两组，给狱警配以警棍、哨子，为犯人剃去头发，置于模拟的监狱环境中。
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狱警和犯人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狱警”对“犯人”进行暴力管制，而“犯人”也仿佛真的犯了罪一样，默默承受一切。
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扮演狱警的大学生已经变得残暴不仁，而扮演犯人的大学生们已心理濒临崩溃，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津巴多说，在特定的社会角色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
“蓝鲸游戏”的管理员，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狱警，掌握着游戏规则赋予的权力，便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引导参与者完成一个个自残任务，最终自杀。
也许你会以为，设计出如此险恶游戏的人，必定是老辣恶毒、面目狰狞之辈。然而2016年10月，当“蓝鲸游戏”的创造者Philipp Budeikin落网时，警方发现，他竟然年仅21岁，是一名被驱逐出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学生。
Budeikin有着典型的反社会人格。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母亲无暇顾及他，他也没有朋友，性情孤僻，整日泡在网上，花了5年时间完善“蓝鲸游戏”的心理控制流程。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狱中，这名多起自杀案的幕后黑手竟收到了不少少女的表白信。
“蓝鲸游戏”的心理操控性确实很强，但为什么成年人很少陷入其中，受害者多是青少年？那些给Budeikin写情书的少女，又为什么会爱上想要夺取人们生命的人？
青春期的痛
在回答对“蓝鲸游戏”的看法时，一位知乎网友匿名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十年前初中，父母不和，双方都想让我出局。我的消极情绪达到顶峰，就和另一个家境相仿的同学相约自残，那时候我俩用按键手机，一到晚上就互通短信汇报进度。当时觉得没人容得下我心中的痛苦，一点皮外伤根本算不了什么。
如果那个时候有蓝鲸游戏，我想我会毅然决然地跟着做。对当时的我，这个游戏会成为指路明灯。
今年2月，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乌斯季伊利姆斯克，两位女孩——15岁的Yulia Konstantinova和16岁的Veronika Volkova——双双从14楼高的公寓上跳楼而死。
Youlia在自杀前曾在VKontakte（俄罗斯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终结”的状态。此前，她还发布了一张蓝鲸的图片。
而Veronika则在个人页面上写道：“感觉陷入了迷失…终结”。此外，她还经常在网上发布消极、阴郁的内容，比如，“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越来越没用？”、“我就是个幽灵”。
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在《亲密行为》中提出过一个观点：人类对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有三种要求，即“抱紧我—放下我—别管我”。
3岁前，孩子需要通过不断做坏事，来确认父母对自己的爱，所以这时他要的是“抱紧我”；
进入儿童期，孩子一方面需要帮助和灌输，另一方面又开始探索外界，所以这时他需要“放下我”；
而在青春期，孩子有了隐私、独立等需求，所以“别管我”。
像Yulia和Veronika这样的孩子，正处在“别管我”的阶段。发展心理学研究指出，青春期孩子的重要心理特征，就是寻找“自我”。他们极度渴望独立、自由与认同，渴望从同伴和集体的认可中获得自我的确证与归属感，在他们的眼中，这比成绩和家长表扬，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这让书单君想起了一部德国电影，《浪潮》。
它讲的是一场发生在学校的“七天变成法西斯”的社会学实验。
在这个讲求人人平等的名为“浪潮”的“法西斯组织”中，“边缘人”蒂姆最为狂热。
他父母亲对他极其冷漠，在班里不受同学待见，经常被混混欺负，他对周围没有归属感，也没有连接感。当“浪潮”成立，一切都变了。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班上有同学主动来帮助他对付欺负他的混混。
可以说，“浪潮”给了他温暖和归属感。他烧掉了自己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饰，只穿“浪潮”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当组织需要，一贯懦弱的他，甚至有勇气爬上城市的高层建筑物，在高空喷上“浪潮”的标志。
“浪潮”对蒂姆来说，就像溺水之人抓住的一根稻草。他不在乎这个组织有多么专制，也不在乎它有多么排外，他只想要组织的温暖。当“浪潮”宣布解体时，蒂姆无法接受，他掏出枪，向着人群怒吼，“没了‘浪潮’，我什么都没有了”。
在打伤一名同学后，蒂姆饮弹自尽。
那些参加“蓝鲸游戏”的少年，正如溺水之中的蒂姆。他们苦闷，孤独，缺少真正的关注，“蓝鲸游戏”的出现，便像是那根救命稻草。创造“蓝鲸游戏”的Budeikin被捕时说：“那些人都是劣质人种，我是在清理社会垃圾，否则他们也会危害社会。他们死得很开心，我给了现实中他们没有的东西：温暖、认同和沟通。”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在《心理学原理》中写过一段话：
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
要不了多久，他心里就会充满愤怒，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
某种程度上，“蓝鲸游戏”让参与者获得了久违的关注与认同，但这代价来得太过沉重。
也许在当时，生命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人生的迷雾与阴霾总会散去。
那位年少自残的知乎网友还写了他后来的故事：
“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是个神志正常的人了，怕痛怕到要死，格外珍惜生命。我已是个可以自我治疗的成年人，但若回到过去，身为一个绝望的未成年人又怎能抵挡住披着‘救赎’外衣的蓝鲸游戏呢？”
对于脆弱的心灵，“蓝鲸游戏”好比恶魔般的存在。但这场邪恶中，还站着嗜血的看客。
17岁的俄罗斯女孩Rina Palenkova在铁轨边发布两张自拍后，卧轨自杀。这一行为不仅让她成为蓝鲸玩家效仿的偶像，也吸引了闻着血腥而来的看客。
Rina自杀惨烈的照片、沾满血迹的衣物，甚至是死前的聊天记录，都有着旺盛的地下交易需求。
如果说“蓝鲸游戏”的参与者与操控者都是病态的，那这群买家与看客又何尝不是呢？他们两眼放光地盯着屏幕，浑身散发着猎奇与腐朽的味道。
在写作过程中，书单君一直在想，我们能为阻止这场变态的游戏做些什么？
打击“蓝鲸游戏”，各国政府已经出击；关注问题青少年的心理状况，重视他们对归属感和同伴关系的需求，是各个家庭和学校应尽的责任。但在检索资料时，我却发现很多旁观者的态度实在有些不妥——
有人在骂游戏的参与者是脑残，有人表面在出谋划策，其实更像是调侃揶揄，“4点20分起床，干嘛不背些单词？”，“有这闲工夫，看来是作业布置少了”。而每条这样的评论，都能获得数万的点赞。
我想，毕竟人命关天，作为旁观者，如果没能意识到事件背后的复杂问题，至少可以少些轻佻的评论，以免把不该被娱乐的事娱乐化，把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推得更远，推向蓝鲸游戏布下的陷阱。
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中提到过，我们每个人，不论穷富，不论是否有心理疾病，都在追寻爱，都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