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方式叫抱团养老，我们也想约上老同事、老朋友，找个地方尝试一下。”重庆市民文芃告诉记者，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他第一次从外公的口中听到了“抱团养老”这个词。
老有所伴的新追求
“家里人当时都有点懵，不管是长辈还是平辈，之前都不了解什么是抱团养老。”文芃说，外公外婆年纪都接近70岁了，平时他们由三个儿女轮流来照看。后来，因为儿女都要去照顾孙子，照看不过来便为外公外婆请了保姆。“但老人家始终觉得家里有个陌生人不自在，而且保姆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是那么了解，以致于保姆换了好几个都不满意。”
“外公说，抱团养老是自己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也询问了几个平时走得较近的老同事，大家都还觉得不错。”文芃回忆，“外公觉得，这种方式挺好，既不会让儿女两头忙不过来，也能和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住在一起，相互关怀，老有所伴。”
“抱团养老”概念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丹麦，之后推广至瑞士及荷兰，最后在欧美各地流行起来。
“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不依靠子女，离开传统家庭，搬到同一个地方搭伴居住，共同承担生活成本的同时，也慰藉了精神上的空虚——这样的模式可以作为国内养老思路的新探索。”一位学者告诉记者，虽然“抱团养老”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大面积流行，但模式背后的价值不能被忽视。
有助于克服失落和孤独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盈华对上述观点也表示认同，她提到，国内养老模式一直有“973格局”的说法，即家庭养老90%，社区居家养老7%，机构养老3%。但根据调查发现，社区和机构养老比例其实很低，家庭养老比例甚至高达98%。“抱团养老可以缓解老年人入住养老院难的问题。”张盈华说。
也有专家认为，“抱团养老”不失为破局目前国内传统养老模式的新举措。重庆市护理学会秘书长余永玲就表示，“抱团养老最大的好处在于，志趣相投、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相互合得来的老人住在一起，满足了老年人对精神慰籍的强烈需求。”余永玲说，老年人由于年老和退出工作岗位，加上相当大部分老年人的子女不能长期在身边，很容易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对精神慰藉的需求非常强烈。我国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主要来自家庭成员，但这显然是不够的。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部分专家学者极为支持的“抱团养老”，也并非赢得满堂喝彩，“相聚易，相处难”便成为质疑这种模式的反对声。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表示，“未来一段时期内，家庭、社区、机构三种模式仍然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主流养老模式。”殷骏称，“抱团养老”的理念看上去很美好，但不能掩盖很多客观现实问题。“几十年的老朋友平时约聚，肯定没问题，但天天住在一起，生活的各种细节肯定多少会滋生矛盾。比如生活费用如何平摊？简单的AA制吗？有人生病了谁来照顾？谁负责采购？谁负责做饭？饭菜口味众口难调怎么解决……这些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殷骏直言，“抱团养老是极易发生散伙的一种群体结构，而且还有可能让几十年的友情产生隔阂。”
门槛比传统养老高
记者注意到，真正要实现“抱团养老”，门槛也比传统养老模式更高。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居住空间，那么房租价格自然不低，这其实对老年人的经济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即便是有这样的空间住所，多半也是远离城市中心，生活配套、医疗配套、出行配套等很难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家住在重庆市南岸区的吴婆婆采访中就谈到，前两年她都会去广西住上大半年的时间，她选择的养老模式有点类似于“抱团养老”，几家人共同租下一栋农家小院，起初大家还很和谐，但时间一长，很多生活琐事导致一些成员互相埋怨，最后大家都纷纷退租。“现在我们几家人还是会相约去广西养老，但都是各住各，相隔不远，既方便互相走动，也避免了一起生活的矛盾。”
那么，“抱团养老”这种新的模式，是不是在国内就行不通？也有专家学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抱团养老”可以看作是破解“中国式养老”困局的一种新思路，但想要真正“立起来”，还是应该和传统模式多融合。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平之前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抱团养老”可以和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需要从实践中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而是严肃的社会组织形式。仅仅依靠朋友、同学、战友之类的旧情很难长久维系，需要靠契约精神帮助成员们明确界限，才能够更和谐地共同生活。”王平强调。
重庆社科院长期关注养老领域问题的许志远称，首先，公共服务部门要对“抱团养老”行为进行及时的信息采集及动态关注、需求评估及资源转介，排除管理盲区；其次，当地政府尤其是社区服务部门对老人所在活动场所可能出现的安全管理问题、意外伤害、法律纠纷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干预；最后，公共管理部门应尽可能为这些相对集中的老人开辟服务通道，如医疗照护问题以及上门服务、老年精神文化服务等等，多为老年人提供一些服务项目选择。
(责编：马昌、岳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