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大流行”,目前已在中国之外的确诊人数已逾八万,超过中国境内了。
为什么武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摆在眼前,美国政府部门却没有行动起来?为什么他们选择无视和淡化疫情,而不是立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抗疫情?美国人口健康学家蕾妮·沃斯博士和政治学家尼克·奥布拉多维奇对此无法理解,他们3月12日在英国《卫报》刊文,呼吁美国政府赶快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同时也是一条真理。今天我们面前摆着两个选项,我们可以直接学习中国武汉如何抗击冠状病毒疫情的经验;或者,我们重复过去的悲剧,重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
到目前为止,武汉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是全球城市中最多的。但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美国现在处理方式走下去,也就是说,面对病毒的大流行,继续坚决地不做任何准备、继续漫无目的地比烂、政治扯皮、犹豫不决和软弱无能。那么不久之后,我们的城市当中,只有那些最幸运的可以和武汉相提并论。
学习武汉最近的经验,并且迅速采取行动,这是我们防止国家陷入历史性灾难的唯一方法。
武汉拥有近1100万人口,确诊病例有6.7万,仅占人口比例的0.6%。尽管在危机期间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当地调查报告证实,中国提供的数据是可信的。考虑到这种病毒(相对较高)的传播率,中国官员们是如何阻止更快传播的呢?
最初,武汉的做法是否认病毒的存在,淡化事态严重性,推迟采取措施。这种错误的做法很可能是导致病毒感染早期大量增加的原因,大量的确诊病例迅速挤垮了当地高度现代化的医疗卫生系统。
根据一位曾到访武汉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的说法,这种冠状病毒是“病毒中的韦恩·格雷茨基(世界冰球传奇人物)”。一开始,这种病毒并不张扬,似乎也不具威胁性,甚至能够无症状传播,这实际上使它的破坏非常高效,因为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传播,然后引起缓慢、长期的死亡。
当病毒蔓延到武汉的医疗机构中间,并有可能在中国席卷更大范围时,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激进的社会隔离措施,同时进行大量的免费检测,试图减缓病毒的传播。但是禁止出境、停止公共和地面交通、强制佩戴口罩、取消大规模集会、要求家庭隔离,这些措施都被证明不足以阻止病毒的蔓延。
然后是2月1日,武汉开始集中收治措施,事后研究表明,武汉最终感染人口比例如此之低,是这项措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这些强力措施的犹豫,最终证明只是导致了武汉的疫情向外扩散,政府的举棋不定导致了更多的损失。
情况本来很可能会更糟,由于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果断行动,才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封城的决定,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战胜疫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时间。
在美国,我们现在遵循的是武汉最初的办法:否认、淡化和拖延。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迹象显示,我们愿意为减缓病毒的传播采取必要的激进措施。美国官员们正在照抄中国答案——错误的那部分。很不幸,这种做法正在使我们坚定地走向重演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
我们很可能已经过了能够遏制病毒的阶段,但我们仍然可以缓解病毒的传播。不作为的情况每增加一天,我们的医疗系统被长期疫情压垮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如果现在再不行动,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谁的生命更有价值”这样的灵魂拷问。全美大多数人口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现在,零敲碎打和互相比烂扯皮都是没用的。现在是在社会、公民与政府层面出台强有力的整合措施的时候了,应该立刻对城市和地区进行封锁,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隔离检测。也就是应该去遵循武汉做法中正确的那部分。
中国应对病毒时,几乎进行了战争动员,这是恰当的。进一步逃避的代价,将会是我们至亲至爱之人数以十万计的死亡。
亲眼见过1918年浩劫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我们只能想象,如果武汉没有采取那样的行动,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几个月前,我们目睹了这场危机的开始,现在我们担心许多美国城市可能会变得像武汉一样糟糕。
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如果能做武汉人,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