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包括《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内的10部行政法规从即日起被废止。
消息一出，广为关注。虽然《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正式被废止，只寥寥几句话，但其意义不容小觑，也是朝着法治进步的方向再进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卖淫嫖娼乱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明确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可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改造。平心而论，这部“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行政法规，不仅有着良好的立法初衷，客观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其授权依据不足，以及由公安机关一家拍板定案、执行，“期限为6个月至2年”等内容，也带来颇多争议。
而今，以立法清理推动法制统一，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收容教育办法的正式废止，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诚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由此可视为立法依据。问题是，我国《立法法》明确，“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并不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事项。在《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中，也都有类似规定。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原则，作为行政法规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明显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列入废止范围，利于实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的统一，体现法治体系的严密性。其废止，更传递出严格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强烈信号。无论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处罚，都有极其严格的程序规定和处罚标准，立法目的正是防止权力被滥用，戕害公民人身权利。
而收容教育决定的作出，没有经过法庭审判，仅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便能对公民作出6个月至2年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这样行政措施虽不具有强制之名，但“强度”和“烈度”却远超20天以内的治安处罚，堪比管制、拘役等轻刑。其废止，意味着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全部归于法律范围，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法治文明的演进，是一个“人”字由小到大的过程。劳动教养、收容遣送、收容教育，这些一度徘徊在法律之外，烙刻着特定历史印记的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洪流中，逐步走到了终点。
从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到去年作出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再到这次国务院正式废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立法回应公众呼声，保障公民不容剥夺的人身自由权利，彰显了现代法治文明的价值和力量，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进步。
当然，其废止并不等于卖淫嫖娼合法化，任其贻害社会。事实上，收容教育退出历史舞台，依法规制迎来高光时刻——对此行为，轻微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法》，严重的则有《刑法》兜底，这些清晰可辨的法律底线，同样体现了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的应有态度。
而废止收容教育办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社会治理，也是迈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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