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队是二战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恐怖势力，他们是日本军队中军事警察的精英兵团，成立于19世纪晚期，随后逐渐演变成了一支令人畏惧的帝国警卫队，他们的职责也远远超出了监督军队。
强制征兵是宪兵队的一大职责，这项制度刚刚推行时也在日本遇到了一些抵制，在那些抽调年轻男性导致农民家庭陷入困境的偏远地区遇到的抵制尤为强烈。
宪兵队同时也会从事间谍与反间谍活动，他们有时就像东京间谍站一样培养间谍。当时来自间谍站的“思想警察”严厉打击日本境内的颠覆活动，逮捕了苏维埃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及其间谍组织的成员。
哪怕是在其他情况下，宪兵队的权力往往也在东京间谍站和平常警察部队之上。日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许多违法乱纪的事都被置于宪兵队的管辖之下。
1万多名宪兵队军官和士兵在战时日本执行命令，对平民百姓及军人进行严密监视。朝鲜半岛、伪满洲国、中国部分地区和中南半岛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也处于宪兵队比国内更为严密的掌控之下。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一手促成了这次扩张，而在他于1941年成为日本首相之前，伪满洲国的宪兵队就由他指挥。
“在被占领地区，宪兵队里的军官有着绝对的权力，包括有权逮捕、判决和处决平民中的可疑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日本人当成外敌扣押——以及那些不听从司令官指挥或试图逃跑的战俘。”
宪兵队的成员有权利滥用各种酷刑，其中就包括“用脚踢、严刑拷打以及任何折磨肉体的方式”。按照这本手册上的说法，本来只有在“其他任何手段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酷刑，但宪兵队通常很快便会对可疑分子实行酷刑，直到他们认罪为止。一位被关押在日本设于苏门答腊岛女性拘留营里的荷兰平民，就因被控试图组织逃跑而与其他几位女性一同拘禁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脏乱牢房里。第二天早上，她被带到了监狱一端的一个房间。
“两个宪兵队员在那里等着，”她之后指证说，“我看到一个桌子上放着各种武器，有短棒、皮带和鞭子，地板的中间放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盆，铁刑具就放在里面烤。我立马意识到自己被带到了刑讯室。其中一个宪兵队员指着这些刑具威胁我说，认罪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当她表示了拒绝时，她的手被绑到背后，然后被一个滑轮掉了起来，两只手“都快被拽断了”，她仍然没有丝毫退却，于是又被推到行刑队面前，不过最终没有被枪决，重新回到了监狱。
不过对于在日占区落入军事警察之手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人被挥舞着刺刀的宪兵队军官斩首——后者算得上是武士道最坚定的拥护者。武士道的行为准则起源于日本武士，它不仅要求日本士兵为他们的帝王战斗至死，也对企图颠覆或违抗帝国政权的人实施处决。一般的日本军官也信奉这种行为准则，甚至对那些选择投降求生而不愿战斗至死的盟军也相当严厉。不过，宪兵队是日本帝国的终极执法人员。
他们迫使被占领地区的女性成为日军的慰安妇，并把一些平民和战俘当成实验对象，用于危险的医学实验。日本宪兵队发挥的作用，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在纳粹占领国实施的行为很像，但他们的权力范围更广。因为他们监督着军队以及军事威权下的平民百姓。他们可以逮捕军衔比自己高的军官，并利用自己手中的势力确保日本军队严惩他们囚禁的战俘以及他们奴役的普通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