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更曾是世界闻名的商业城市。14-15世纪威尼斯达到全盛时期，成为意大利最强大和最富有的海上“共和国”、地中海贸易中心之一，并且引领了欧洲文艺复兴潮流。15世纪初，威尼斯城邦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其年财政收入几乎与当时的中国明朝相当，要知道，当时明朝的人口可是威尼斯的几百倍！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威尼斯悄悄衰落了，到了今天，威尼斯老城仅有5.5万人常年生活于此，它也只剩下“历史文化名城”这个称号，只为旅游而存在，它的经济活力、商业精神早已湮没于历史之中。
战争、瘟疫与竞争
威尼斯的衰落从它鼎盛时期就开始了。15世纪时，来自东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多次袭击欧洲的地中海沿岸。15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控制小亚细亚和希腊大部分地区后，与控制东地中海诸岛及其沿岸地区的威尼斯发生冲突。从那之后，双方陷入两个半世纪的战争之中，对交战两国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威尼斯共和国在战争中陆续的失去其在地中海上的重要基地，因而失去了地中海强权的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奥斯曼帝国获得了胜利，却也因此长期地消耗了人力物力，其最后占有的地中海航路也失去传统的商业价值，最终也陷入衰落。
祸不单行。14世纪中叶，从中亚带来的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威尼斯也不能置身事外。黑死病在1348年肆虐威尼斯，并在1575-1577年间卷土重来。在这三年间，威尼斯高达5万人死于黑死病，城市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
15世纪末期，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大航海时代来临，大西洋开始取代地中海成为贸易来往的海洋。大西洋霸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崛起，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其他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威尼斯东方贸易所受的打击，首先来自16世纪初的葡萄牙人。威尼斯人的东方贸易主要是香料贸易，13世纪开始兴盛，每年输入欧洲的香料多达350万磅。当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和占领了经由大西洋、印度洋通往东方的新航道后，威尼斯这一传统贸易便受到严峻挑战。17世纪，荷兰和英国商人使用更坚固的船只，并组成以资本为驱动力的股份公司。他们经印度洋、大西洋从东方进口到欧洲的香料更便宜，使威尼斯和地中海地区雪上加霜，在国际贸易活动上的重要性降低。
瘟疫、战争，加上愈发严峻的贸易竞争，使得威尼斯人口不断流失，经济日趋萧条。到了文艺复兴末期，威尼斯开始失去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也走向衰微——威尼斯的衰落已经命中注定。
商业精神在威尼斯
而在威尼斯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导致这个曾经繁荣无比的共和国无法自我革新重新崛起。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威尼斯崛起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
威尼斯当时有10多万人口，仅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而且，威尼斯本身除了造船之外，工农业都不算发达。但是，威尼斯人的商业精神、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使它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威尼斯人宁愿做粮食的转口商，趁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丰歉、粮价有波动时盈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威尼斯称霸地中海数百年之久，不能不归功于这种强烈的商业精神。
制度的实践也是威尼斯强大的因素之一。威尼斯一手发明和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和会计制度，同时建立了一套富有特色的金融制度。在这个金融制度下，资金困难的商人可以通过“海上融资”进行短期借贷。另一个更关键的制度，是“限定合资”，在这一制度的保障下，钱少或没钱的人也可以和资本家合作经营互相分成，由此优化了闲散资金的流动配置，更重要的，是鼓励了无数年轻人投身海上冒险，在创造一个个白手起家的财富故事同时，构筑了威尼斯的辉煌历史。
威尼斯的造船厂完全可以称作现代管理的雏形。它在当时就采用了流水作业，在安装舰船时实施了类似于现代装配线生产的制度，生产效率很高。它建立了早期的成本会计制度，能追踪并评价所有的费用，进行管理控制。它的管理制度还包括部件标准化和部件储存，这有助于实行装配线作业和精确计算存货，节省时间和劳力，加快安装船只的速度，等等。
威尼斯建立了世界最早的船运固定班次制度，由此将各个贸易节点织成了一张快捷高效的物流网，货物的起航和运抵都可以精确预测，因而风险和收益也更容易评估计算。与物流系统相匹配的，是威尼斯建立了现代的外交使节制和最早的使馆情报系统。通过派遣常驻大使，不仅可以及时协调所在地矛盾，维护威尼斯商业利益，更可以源源不断的在使馆掩护下搜集各种情报，定期汇报回国。
进取精神与包容制度的双重衰亡
然而，15世纪之后，威尼斯所赖以壮大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意志逐渐消失。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都没有……最后，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逐步丧失，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的口岸而流到大西洋沿岸。
此外，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日渐僵化。威尼斯议会经过多年的运作之后，开始慢慢变质，变得日益封闭和保守，不仅逐步停止了新成员的提名，更倒退到将指定制变为世袭制，好好的议会变成了几大家族自娱自乐的权力游戏场。
政治的封闭必然带来经济的封闭。为了维护几大家族的利益，压制新贵阶层的产生，曾经鼓舞无数威尼斯年轻人扬帆冒险的“限定合资”等一系列开放政策被一个接一个的禁止。由此，商业和社会的流动性开始干涸，为了进一步垄断利益，掌权者们开始将威尼斯的贸易国有化，个人必须支付极高赋税才能参与其中。自此，后来者白手起家向上晋升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慢慢成了真正的“神话”，整个社会不再朝气蓬勃，最终变得死气沉沉。而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者们无需再冒险远航，他们逐步丧失了海洋精神，并把目光转向内陆，玩起了土地买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合著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一书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