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吉庆 译 保守主义评论 2016-03-21
译者按：该文出自丹尼尔·汉南的《通往奴役的新道路》（The New Road To Serfdom）第八章。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专栏作家，保守党党员，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秘书长，重量级本土主义者，主张英国退出欧盟。著有：The Plan:Twelve Months to Renew Britain (2008); Why America Must Not Fellow Europe (2011); The New Road To Serfdom: A Letter of Warning to America (2011); How We Invented Freedom Why It Matters.(2013)
你可能会好奇，为何一个爱国的英国政治家会著书称颂美国——这个诞生于反英起义的国家——宪法。
答案是，当我注视美国时，我看到英国自由正在这里茁壮成长。当年的革命者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发展了自己的学说。他们吸收了数世纪以来的英国政治思想，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实践。
那些鼓舞革命者的理念最终被载入美国宪法，而这些理念在当时英国政治中已经司空见惯。大多数英国人都欣然同意：法律须经民选代表批准；未经立法机关同意不得征税；任何人都不应遭受专断惩罚或被无端充公；大臣们需要对民选议员负责；财产权受独立地方法官的保护；以及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应该分离。
美国历史学家们很少强调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不满的同情，这一点可以充分理解。后来的叙事通常将革命描述成民族起义。诚然，这是场独立战争。
然而，这种解释是对当时爱国领袖们辩论的高度选择性解读。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而是保守派。在他们心中，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他们一向认为的、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乔治三世的宫廷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试图强加一项违背古代宪法的新协议：它将导致政治天平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倾斜，从而为压迫性政府铺路。
显然，战争一打响，爱国领袖们便开始诉诸民族主义语言，试图召集更多的殖民者加入自己的事业。而且，随着战事胜利，他们更强调自己事业的这一面向，根据目前的事态重新解释既往历史。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反而不正常了。尽管如此，在1776年，美国正在与外国作战的观念异乎寻常地打动了大多数殖民者，不论是爱国者（注：在英美文化中，爱国者是指坚定捍卫自由和财产权的人）还是保皇派。
在1999年《表亲的战争》（The Cousins’ Wars）一书中，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更为真切地研究了美国革命，将其视为同一个政体内部的内战。不止如此，他还证明美国革命在许多方面是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的继续。
新英格兰的定居者大多来自英国东部郡县。他们在建房造屋时沿用了东部盎格鲁人的风格，并且用祖籍地命名新城镇：诸如哈福德和剑桥，波士顿和比勒利卡。他们所离开的英国郡县在17世纪40年代成为议会事业的心脏地带，克伦威尔正是在那里组建了东部联盟。
战斗在英国打响时，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横渡大西洋重返故土，拿起武器同表亲们并肩作战。1642年的大多数哈佛毕业生与圆颅党人共同战斗。
弗吉尼亚州的情形不大一样。许多殖民者来自贵族家庭，通常是圣公会信徒。他们的家族传承可追溯至保皇党，并且更倾向于效忠国王。
菲利普斯通过考察族谱证明，1642年绘就的战线在1776年时并未消除。一般而言，祖先曾为斯图亚特王室而战的人更有可能是保皇党；而当年议会派的后裔则更有可能是爱国者。北美革命最热情的支持者，不是新英格兰的扬基人，而是阿尔斯泰（Ulster，爱尔兰北部旧称）新教徒的孙辈。当形势对大陆军日趋不利时，华盛顿曾颇为沮丧的宣布，“如果大陆军被击败，我将带领苏格兰—爱尔兰裔人，在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继续为自由而战。”
相反，最容易成为托利党的人，其祖先通常是英伦诸岛（British Isles）的保皇派：如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人，威尔士人，苏格兰高地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
起义领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层关系。他们将战舰命名为克伦威尔号和汉普登号，并且有意使用当年内战的词汇，把美国的保皇派称为“大害虫”（inimicals）。乔治三世也看到了这层联系，颇为伤感地把起义称为“我的长老会战争。”
这一断层线在当时的英国也清晰可见。辉格党人，一般是内战时圆颅党人的后裔，相信殖民地人民的不满诉求正当且合理。托利党人，内战中骑士党人的后代，则认为乔治三世必须行使其权威。伦敦及周边郡县、苏格兰低地以及清教徒的工业城镇，一般而言，都支持美洲人的反抗。而英国的保守阵营，则大体上都支持武力平叛。爱尔兰几乎完全按照教派分裂成两大阵营，南部的天主教徒支持国王，而北方的新教徒组建了民兵，厉兵秣马准备效仿他们弗吉尼亚州和费城的表亲。
当时英国最著名的议会派都支持起义领袖。美洲的事业，几乎成为团结埃德蒙·柏克（现代英国保守主义之父）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辉格党领袖）的唯一议题。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讲都出自美洲殖民者的英国盟友之手。
“我对美洲人的抵抗表示欢迎，”老皮特在1766年反对《印花税法案》时声称，“300万人若是对自由麻木不仁、自愿为奴，我们这些人离奴役也不远了。”
“让我们以获取美洲帝国的方式，去获取美洲的财源吧，”柏克1775年捍卫“无代表不纳税”事业时说，“美洲所以有今日，是因英国的特权（即自由权），美洲若得有明天，也惟有靠英国的特权。”
1780年美洲革命事业大局已定时，福克斯告诉下院，“倘若内阁剥夺美洲自由的阴谋得逞，英国本土的自由也会走到尽头。”
这类演说比内阁的官方政策更能反映出真实民意。我们不能用选举结果来估量当时的民意，此时大不列颠对选举权有着苛刻限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报刊发行量、呈送到议院的请愿书（不论是支持高压还是支持和解）以及少数下议员——在当时拜占庭式选举规则下，他们代表了广泛的民意——的立场，这一类可量化数据做一份有依据的估计。根据这些信息，历史学家推测大多数英国人同情美洲殖民者。实际上，英伦诸岛舆论的天平和北美相一致，托利党人大约只占三分之一。显然，这种不同在于，更多的美国人享有投票权，故而殖民地议会更能代表当地民意。
2010年3月，我在时尚的自由党小城布赖顿（Brighton）组织了英国茶党的开幕仪式，许多英国左派人士——以及一些困惑的美国人——问我为何借用这个当年反叛英王的象征物。我提醒诸位听众注意到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民意。我谈到最初的茶党人继承了英国遗产。我向他们回忆道，触发美洲革命的纳税人起义，（今天）在大西洋的这边也启动了：七年战争的开支将税负推高至每个英国臣民20先令，与之相比，每个殖民地居民只承担6便士，正是英国政府打算将部分税负转嫁到北美，由此引发了争执。我补充道，尽管如此，我们（这些茶党）并不是美国人：我们喝我们的茶，而不是将它们倾泻到英国海峡。
我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贬低美国爱国领袖们取得的成就。确实，英国政府在作战时只是半心半意。许多官员拒绝下命令，执行命令的人也不过是出于职守而非热情。同样真实的是，考虑到当时还要与波旁王朝作战，英国政府镇压自己宗亲的意愿并不强烈。尽管如此，战争毕竟是战争，殖民地领袖们的意志还是带有些英雄色彩，毕竟他们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
我描述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强调一点，而这一点被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遗漏。在正式决裂前、后，英国和美国享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他们都将自己的政治血缘追溯至光荣革命及至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美国人可能比英国人更看重这份文献。《大宪章》的签署地，在我的选区兰尼米德（Runnymede），1957年美国律师协会在此树碑纪念之前，这里一向不为人留意。
毫不奇怪，这对敌人不久便恢复了亲善关系。当时，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的独立，约翰·亚当斯成为美国首任驻英大使。他向乔治三世递交国书时所做的演讲，是如此大气、感人，值得全文援引：
阁下，美利坚合众国委任我为驻英全权公使，并指示我向陛下递交国书，其中有委任证明。遵照我国政府的命令，我有幸向陛下担保他们一致的意向和请求，希望贵国的臣民能够和我国公民进行友善、自由的往来，并且他们向陛下及王室成员的健康、幸福表达了最美好祝愿。美利坚合众国向贵国委派大使，将开启英、美两国历史的新纪元。我认为自己有幸能以外交官的身份，首次立于陛下的宫廷，确实比我的同胞更为幸运；而且，如果我能使我国蒙受陛下的仁慈厚爱，能有助于如今隔海相望、生活在不同政府下的人们恢复信任和好感，或者再乐观一点，重拾那些古老的美德与善念，那么这必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无论如何，我们两国人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一个上帝，有着相同的血缘。我恳求陛下，让我再补充一句，尽管之前我也得到过政府的委任，但在我一生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过。
国王本人显然被打动了，并且慷慨（在近来的冲突中，这份慷慨早已不见踪影）地应允：
先生，我希望你能相信，并且希望美国能够理解，在过去的冲突中，我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但出于对人民的责任，我本责无旁贷去做。很坦率地说，对于两国的分离，我是最后一个同意的；但是分离一旦成为无可避免的现实，我以前说过，今天再说一次，我会成为第一个接受美国友谊并将其视为独立国家的人。此时此刻，我注意到贵国的感情、立场以及对我国的偏爱，此时此刻，我想说，让语言、宗教和血缘的因素发挥出它们自然的、完全的作用。
就这样，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篇章。不过，这种友善关系并不是即刻实现的。英国的托利党人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从情感上接受他们早已在法律上接受的现实：即美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在英国甘心丧失管辖权前，打了这场战争，尽管是无效的和荒谬的。不过一旦接受了这一现实，便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盎格鲁—美利坚统治权（Anglo-American imperium）。整个19世纪，门罗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且被执行，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拜英国皇家海军所赐。在20世纪，英国和美国并肩作战，首先对抗普鲁士独裁统治，其次是纳粹主义，最后是苏联共产主义。
这一系列战斗及其胜利，并不单纯是基于“语言、宗教以及血缘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基于共同的政治遗产，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认同。
就像其他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我有时也会被欧陆的同事们冷嘲热讽，我们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看齐的意愿，他们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the Anglo-Saxons）。他们嘲笑道，英国投靠美国了。难道我们不该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吗？
我试着解释，由于我们（和美国人）有着共同的文化，所以面对相同问题时，我们的反应也相似。我告诉他们，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一系列事情上相似。我们会交流彼此的看法。我们尊崇我们的法律和议院。我们瞧不起不义行为。我们讨厌无赖。我们不轻易动怒，但是一旦发作起来，绝对会让人恐惧。
正如吉卜林（Kipling）所言：
“撒克逊人不像我们诺曼人。他的举止谈不上优雅。
但是一旦谈到正义和权利，他会变得相当较真。
当他如公牛站立于犁沟之上，一双愠怒的眼睛盯着你，
并嘟囔着，‘这不公平，’我的儿啊，赶紧离他远远的。”
让我们回到卡根（Kagan）的隐喻，如果说美国人来自火星（Mars），那么，英语民族也有着自己的火星轨道，而不像来自金星的欧洲（Venusian Europe）。看一看那些第一时间调兵遣将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你将会一而再地发现是它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国并不必然在欧洲化和孤立之间做选择。还有其它的选项：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不像欧洲人通过法规和官僚政治的方式追求和谐，我们应该偏重于自由民族间有机的、完全自愿的联合。不是国家的一体化，而是让我们致力于公民个体间的合作，商业，以及其它活动。不是政府间的统一，而是让我们追求价值观的统一。
直到晚近，国家仍然被其地理位置界定。战后，区域性集团的出现似乎合情合理。美国将自身与所在半球联系起来，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它就在这么做。而英国加入了欧洲海关联盟（European customs union）。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在南太平洋负起责任。
然而，技术变革使地理的邻近变得无关紧要。互联网消除了距离。按钮一触，资本便在全世界流动。将商品销往其它大陆变得和销往邻县一样容易，有时候甚至更容易。我所在的选区，其商业活动比起与欧盟的交往来，与英语文化圈的公司反而更好打交道，这些公司间有着共同的语言、法律系统、商业实践和会计准则体系。
美国不必为了证明自己的国际信用，签约加入超国家组织。也不必为了国家间礼让，牺牲掉自己的主权或民主。相反，它应该以榜样的方式鼓舞其它国家，坚守自己的宪法准则，并且为接受这些原则的国家一伸援助之手。
让我再次回到托马斯·杰斐逊，当我写这些字时，他的半身像正耸立在我的书桌上。杰斐逊预测，旧世界将会有大批人涌入新世界，当然少数人可能会重返故土。显然，他的预测以波澜壮观的形式实现了。但是，把杰斐逊自信的基础弄清楚大有必要。他并不以为美国的土壤、河水或基因库有多么神奇。（的确，他曾稍嫌跑题地告诉过一位法国友人，“我们的天空一向澄澈，而欧洲则总是多云，”这种说法要么是出于旺盛的爱国之心，要么是出自18世纪气候的迥异。）毋宁说，他相信美国的天赋在于它的政府体制，其它按照共和原则安排公共事务的国家，也能像美国一样幸福、繁荣。
鼓舞人心的是，巴拉克·奥巴马在芝加哥的获胜演讲中，也曾清晰地说过类似的话：“今晚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我们强大的武器，也不在于我们雄厚的财富，而是在于我们的理念：民主、自由、机会以及永不言弃的希望。”
的确如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希望你们能坚守住这些理念。这些理念使你们富裕、自由，不仅惠及你们自身同时惠及他国。请你们允许我作为英国政治家，有一份额外的自豪感，当我说你们的理念来自我们时，我是指英国自由的最高概念已经交付到费城古老法庭的文献中。
我对本国目前的状况不满。美国的爱国领袖对汉诺威暴政的恐惧，回过头来看，恐怕过于夸张了。联合王国并没有成为绝对主义国家。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下院。实际上，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政治发展，同样也出现在英国，显然，两国的起点相似。
真正的分歧是晚近产生的。而这源于英国的权力正逐渐地从议院转移至半官方机构（quangos），从地方议会转移到中央官僚机构，最具毁灭性的则是从西敏寺转移到欧盟。最重要的是，正是欧洲一体化，将权力集中到白厅和布鲁塞尔官员之手。欧盟的每一条新指令，新规章，正像金星的万有引力拖着英国远离火星轨道。
结果，二百多年前美国人对乔治三世的不满，正是今日英国人的写照。巨额资金未经议院授权，即被政府征收，用于救市或国有化。法规正在以所谓“现行命令”（Standing Orders）——这种策略允许大臣们不经议会同意而制造法律，通常是为了执行欧盟标准——的方式逐年增加。选举的意义消退，参加选举的选民逐年减少。市政委员会放弃自己的特权，向中央政治组织屈服。首相以君主特权（Crown prerogative）——这意味着不需要议会的同意——的名义缔结外交条约。对日益增加的国家工作人员群体——半官方组织——的任命，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如果英国人民今天使用《独立宣言》中掷地有声的话反抗自己的统治者，他们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那将会十分合宜。
自从我投身政治生涯，我便竭力将杰斐逊式民主应用到英国政治中，并试图重新恢复英国自由，现在这些自由在美国比它的本土更繁盛。从那时起，我就打算把我们的革命遣送回国。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感受，尤其是当我看到美国正在犯英国已经犯下的错误：扩张政府，管制私人商业，司法集权化，打破纳税和代议制之间的关联，放弃自己的主权。
美国不仅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国家。正如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前往第一处定居点时，向同船人所说的那样：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神正与我们同在，我们中的十个人可以抵挡住一千个敌人；人们对后续的种植园感慨“愿上帝使它像新英格兰一样，”那时上帝会给我们应得的称赞和荣耀。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们。如果他们看到你们正在与过去决裂，放弃那些引领你们走向伟大的东西，变成另一个国家，他们也会痛失一些东西。
最后，让我用一句衷心的祈求来结尾，它发自一位爱国的英国人之口，对象是那些依然相信美国的美国人。你们要荣耀国父们的天才。要尊重这部人类智力所能设计出来的最崇高的宪法。要深信设计宪法的目的是使你们独立。要保护好你们有幸获得的——这份出于好运和上帝恩典的——国家的自由。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