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西方主宰，可能语气上听起来有些强硬，毕竟，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西方”自1840年以来，西方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运作一个世界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你可能还记得，1975年美国人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西贡（今天的胡志民市）撤兵，以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厂将他们的西方对手挤出行业。很多人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购之物皆是中国制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100年终，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那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相互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这样交流。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记者马丁的那样：“我穿着你们的衣服，说着你们的语言，看着你们的电影，连今天是什么日期都是你们说了算。”
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18世纪，是英国企业家释放出蕴藏在蒸汽与煤炭之中的无穷威力。工厂、铁路和舰炮给予19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统治全球的能力，而飞机、电脑和核武器则使他们20世纪的接班人巩固了这一统治。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1839年义律舰长没有迫使首相墨尔本插足发兵，英国可能不会在那年攻打中国；如果钦差大臣林则徐更注意加强海防，英国军队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得手。但这确实意味着，不论时机何时成熟，不论哪位君主在位，不论谁赢得选举，不论谁领兵打仗，西方终将在19世纪操的胜券。英国诗人和政治家：西莱尔。贝克在1898年总结的恰到好处：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西方为什么会比东方最先发展处工业革命？进而造出西洋火器制服东方？为什么不是东方先？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到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就像温士顿丘吉尔所说：“你越能回溯历史，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
其实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琢磨中国文明史，面对东方文明的悠久和先进性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也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但他们并不效法除此以外还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我觉得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欧洲人的主动精神，毋宁说是1750以后，“东方的衰落”。事实上，中国自从宋以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每况愈下，社会底层的活力得不到释放，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不思进取，反而变本加厉的在丰富那拙劣的治理体制，导致社会不进则退。
有许多西方的学者试着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来剖析东西近500年发展的迥异。我觉得有点片面，应该放开历史的尺度，从两个文明起源、发展的全过程去看它的走向。
人类从采集社会到农业革命经历了数万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时程表。如果单看某个部落，可能早于集体进程很多年就开始了农业革命，而这个部落很有可能就是某群人，甚至某几个人的好奇心，思索着那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直到他们有少许成果后，周边的人才纷纷跟进，文明就是几个人的带动影响一个部落，再到周边部落，形成区域性领先发展数万年。为什么非洲大陆直到今天还停留在采集时代也就是这个原因。
研究两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大抵可以用三个工具模型来解释。
生物学、社会学、地理
生物学定理告诉我们：一个群体中任选两个个体，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比如一个更好奇、更有创造力，另一个更有繁殖能力、更会哺育后代。但如果两个超级群体比较，差异就会变得很少，他们都拥有同样多的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的人们。
社会学定理：
我们先给历史来个定义：历史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活在堕落边缘挣扎。
那是什么导致社会变化，社会变化有带来了什么？有创造力的人群在一起思考，而创造力并属于那些只知勤奋不知变通的人，往往是哪些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才有动力去寻找更简便易行、获利丰富、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
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令自己满意的平衡，就不可避免会陷入发展的天花板。在社会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发展悖论”。即成功带来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新问题会层出不穷。一旦不能突破，社会就陷入停滞或倒退。中国古代的铁器应用是最早的。在耕田、打战、车马上都得到快速运用，但要继续往前推进，就需要解决动力问题，由于这一天花板无法解决，所以中国2000多年的发展一直停留手工阶段，无法进入自动化的工业时代。
动力系统就是东方世界的坚固天花板，社会无力应对，甚至也没有人想要应对，始终保持在舒适区，如果此时遇到饥荒、瘟疫和战争，就会导致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暂且叫“社会灾难性基因突变”。突变有两种结果，一种灭亡，一种重生。
地理学：（人类地理学或经济地理学，而非物质地理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