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9日，国共两军围绕太原进行着惨烈的攻防战，战场焦点聚焦在东山牛驼寨阵地上。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炮声，随后在解放军控制的牛驼寨高地上腾起几道白灰色的怪烟，一股既像腐烂葱蒜，又似杏仁烧焦之后的刺鼻气味，很快包围了解放军的阵地。指战员们开始流鼻涕、恶心呕吐。“咋像日本鬼子的臭气弹呢？”正在老战士们犯嘀咕的时候，山下竟然传来日军“板载”的喊杀声！日本鬼子回来了？
这一幕看似荒诞，但却是1948年11月太原战役的真实一幕。
宝贵的遗产
日本投降后，无论是远处大西南的“国军”，还是正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攻城略地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都希望能够尽快接收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壮大自己。而如何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装备甚至是知识和技巧，换取自己的性命，成为摆在所有投降日军面前的最大问题。
对这同一个问题，各地日军采取了不同的选择。对于关东军而言，面对苏联红军展开的“八月风暴”，首先考虑得就是尽快逃到关内或者海上去，武器弹药全部是逃命的累赘，应首先予以丢弃。
因此，我军进入东北后，很快组织大量人员和群众一起，进行“捡洋捞”和“挖窖”两项活动。所谓捡洋捞，是指派出部队到冰天雪地中搜寻日军在溃败后遗留的各种武器。笔者曾看到一位老同志的回忆，提到他为了挖炮，手掌被磨得血肉模糊，发现火炮后又因为太兴奋就去拥抱炮管，结果在炮管上留下了两个大大的血手印。
而“挖窖”，顾名思义是指寻找日军遗留的地下军用仓库。这些仓库中仅有一小部分被苏联红军接管。在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首先打出关外的八路军是李运昌的冀热察军区部队。开国少将曾克林和唐凯这对好搭档带着队伍很快获得了苏军的支持，开始接收投降日军的装备，部队很快由4000人扩充到上万之众。多年后，时任第16旅48团副团长的董占林回忆当年他们运输武器时仍显得意犹未尽：“我没有多装！就按着一个连9挺轻机枪，一个营6挺重机枪的标准！”
但是，东北关东军的大部分武器，苏军并没有移交给挺近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据后来统计，苏军前后从投降日军手中缴获了70万支步枪和超过1.2万挺轻重机枪，但是中共方面曾克林和88旅周保中仅从苏联方面接收了数万支步枪和不到4000挺轻重机枪。而同时期关内“国军”接收了近70万支步枪和30万挺机枪。
平心而论，日军移交的这些武器装备对国共两方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在日后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东野特种兵纵队边战斗边学习边扩编，最终掌握了关东军遗留的重炮。到辽沈战役时，东野的150毫米重榴弹炮已经可以轻松击毁国民党军赖以顽抗的高耸城墙。而“国军”方面，到睢杞战役时，黄百韬第七兵团这样的非嫡系重装军团仍然以日械重炮作为主战装备。
艰难地收集
但是，日军在投降后，仍然是“狡猾狡猾地”。为了给中国军队接收武器制造困难，日军玩弄了很多伎俩。首先就是将部分武器隐藏起来。在解放战争中主管东北军事工业的何长工曾在回忆里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期间，修建了许多地下仓库，里面储存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些仓库非常秘密，存放的弹药和物资不靠墙不沾地，保存非常好。”日军在投降后，却没有交代大部分仓库的位置，宁愿让这些物资在地下逐渐腐朽。
而上海等关内的日军，同样将大量武器私藏起来。1945年中共华南局的王牌情报员华克之，就曾策动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少将冈田，将私藏的194挺机枪秘密移交给新四军。这批机枪在被移交前，就埋在冈田住所的客厅下面。
而且，日军出于恶毒的目的，同时也由于日本在战败前已经陷入油尽灯枯的窘境，大部分日军移交的重武器和技术兵器，必须要经过大修，更换大量关键部件才能使用。例如在东北剿匪和锦州攻坚战中屡立战功的东野“功臣号”坦克，就曾出现多次危险的战场故障。
随着日本投降，日军遗留的上万部机器设备，成了国共两方争夺的焦点之一。1945年9月，八路军129师解放了已经沦陷7年的河南省焦作市。晋冀鲁豫军区经过研究，决定将焦作工矿企业的部分设备和材料迅速运往形势相对稳定的山西省长治市，充实太行兵工生产基地，原则上正在运行的设备不动，停用的设备、机器和原料，全部搬运上山。
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早就盼着能够多补充一些设备和原料，很快派出人员参加了八分区司令黄新友主持的有地方工商管理系统、焦作煤矿等单位参加的协商会议。在会上经过讨论决定，首先将100多部机床运往长治，同时开始对焦作及周边相关物资进行全面清点。据亲历者回忆，这一次清点，发现了大量日伪隐藏的机床、钢材、铜材、铝材、木材、小五金和各种工具。
迥异的处理
纵观国共两方对于日本军队和整个日本国家留在中国遗产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十分值得后人玩味。“国军”作为受降主力，对于接收日械显得漫不经心，倒是对遣返在华的70万日侨和 200万军队更为上心。
笔者认为，当时“国军”并非不需要日械，而是由于在见识过火力更强，质量更好的美式轻重武器后，日制武器装备就成了“关公后面的周仓”，再也难入法眼。而共军由于缺乏成系统成规模的重工业体系，总会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武器装备，尤其重视技术兵器的获取。因此才会在获得日械重武器后如获至宝。
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军”对于大部分战区的投降日军缺乏兴趣，甚至抱着送瘟神的态度，试图将这些人尽早遣返回日本去。对于投降后的日军官兵而言，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义举，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白孟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