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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军事同盟社区--军政学院之轻云所发之贴,而贴子内容又是转自日本军事)
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时期的作战理论
明治初期，日本国力虚弱，经济、科技落后。统一的军队刚刚建立，根基不稳，国内也不安定，因而军事上的主要目标是镇压内乱，加强沿海防御，面对沙俄不断对外扩张的势头，还只能采取战略守势，防止和抑制沙俄东进和南下。但随着国力的增长和军备的发展，军队逐渐成为日本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野心的手段和工具。
明治维新初期，直至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队还没有海外作战的经验，此期间还谈不上日本自己的作战理论或较系统的战术战法，指导军队训练和军事行动的条令教范，主要是法国1869年颁布的、1871年译成日文并由日本陆军当局颁布使用的五卷本（步兵操典）。此后虽几经修订，但基本上还是在法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可以说是法国步兵操典的翻版，前后内容基本无多大变化。（步兵操典）的基本内容有执剑执刀法、以营和排为战斗单位、以奇袭和伏击为基本战术样式，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优势，减弱敌射击效果，压倒敌人。
1909年日本出版的<步兵操典>被认为是第一部根据日本国体、国情编纂的操典。它的核心思想强调“以进攻精神为基础的白刃战主义”，其他各兵种的教范也贯穿着这种思想。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和与沙皇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也是日本军队首次进行的海外大兵团作战。这两场战争推动了日本军事理论的发展，使日本有机会总结其军队在海外实施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修改和完善过去的条令、教范，使其逐渐体现出符合日本特点的作战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标志着日军作战理论在逐步产生和形成。
这一时期的日军基本作战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重视初战
重视初战，强调初战必胜，是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各国的作战思想和理论。这一思想对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学习普、法等国军事的日本军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军认为，初战的胜利，首先会使精神的力量“成倍增长”，从而振奋军心，高扬主气，为尔后作战的顺利实施和取得胜利奠定基础。其次，一些重要战役如果初战败北，就可能导致整个战争失败，“日本本土沦陷，不可避免地遭到中、俄等国的入侵，甚至成为西欧列强蚕食之饵，极大可能导致亡国之悲剧。”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积极贯彻打赢初战，为后续作战的胜利创造条件的作战思想，战前加紧进行阴谋策划，积极实施各方面的准备。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朝鲜政府于6月3日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6月8日清军先遣部队抵朝；而早在6月2日，日本就决定出兵朝鲜，与清军决战。与此同时迅速采取措施，一面诱骗清军入朝，一面以清军侵略朝鲜为借口，挥军入朝。6月2日当天，日军先遣队登陆仁川，其余部队此后陆续在仁川上陆，迅速抢占仁川至汉城的各战略要地。7月25日，日军联合舰队之一部发动丰岛海战，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实施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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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进行了约 1个半小时的激战，结果中国两艘军舰中的 1艘败走，l艘搁浅自沉。7月29日，日陆军第5师第9混成旅趁势向由牙山移驻成欢的清军发动突然袭击，清军大败。日本海、陆军在甲午战争的初战中获得大胜，为尔后的作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日俄战争中，日军仍然贯彻了这一作战思想。1904年2月8日，日海军联合舰队突然袭击泊于旅顺口外的俄太平洋第1分舰队，9日又在仁川击沉2艘俄舰，并不断攻击和封锁旅顺口，限制俄舰队行动，为陆军在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陆军第1集团军渡过鸭绿江后，击溃俄幸之一部，威胁辽阳俄军之侧后。与此同时，日第2集团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扼住金州半岛咽喉。日第3集团军登陆大连，进逼旅顺口。日军3个集团军很快对辽阳俄军形成了合围态势。日本海、陆军取得的首战胜利，使日军更有信心和把握把朝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也为进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创造了条件。
二、速战速决的“决战主义”
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战争潜力薄弱，经木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些不可改变的特点和条件，决定了日本在对外发动的战争中，不得不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和战法。
这一时期，日本军队的条令、操典、教范等军事教科书中，并没有深入论述日本在对外战争中采取速战速决战略战术的理论依据，但在作战计划中和作战指导上，明显地体现了强调速战速决的思想。当时日军重视以优势兵力寻求敌主力实施决战，通过一系列的会战，力争取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在日俄战争中，每次会战均呈现出速战速决的样式，但由于日俄双方向我国东北地区集中兵力受到制约，东北地区地形、气象给大兵团移动造成困难，加之后勤补给也十分困难，因而战役间隙长，整个战争进展比较缓慢，未能按日军计划的时间表、也不像日军想象的那样快速地结束战争。
如果不是俄国内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致使俄国的精力受到极大牵创，那么，战争不会很快终结日军军力将完全消耗殆尽。
三、夺取和掌握制海权
由于日本所处地理环境及其国情特点，在对外发动的战争中，实施海战，夺取和掌握制海权极其重要。海军主事山本权兵卫竭力主张，“无论多么精锐之陆军，如用之于海外，必依重于海军，得保其海上安全，”因此，“先以控制海上权为第一要义”。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受到日本当局的重视，并在此后制定的作战计划中突出强调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性，认为制海权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决定着日本的命运。例如，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的基本作战方针就是紧紧围绕如何夺取和保持制海权问题来确定的。即，第一，海战大胜，夺得黄海制海权时，陆军长驱北京城；第二，海战胜负未决时，陆军固守平壤，舰队尽力夺取朝鲜海峡的制海权，并担负输送陆军之任务；第三，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撤出朝鲜，海军防守沿海。从日军的这一作战方针可以看出，制海极左右着整个战争的进程。甲午战争的实际进程也表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重创中国北洋舰队，控制了黄海制海权后，日本陆军作战获得了自由，兵站负担也大大减轻，可以说战争大局基本已定。
鉴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经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也特别重视和强调夺取和掌握制海权。为达此目的，开战前，日军先机制敌，突袭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迫使其不敢出动，从而初战便掌握了黄海制海权，确保了陆军海上输送的安全。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陆军便占领了朝鲜，进而，为其陆军向中国东北地区进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日本海战的胜利，最终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四、倡导白刃战，强调进攻精神
1882年，日本翻译出版的法国（步兵操典）中的“战斗法”，强调决定战斗胜负的依然是靠在密集突击中使用刺刀进行搏斗的战法。因而在防御中，强调连、营一级以阻止敌进攻，见机转入攻势为原则；在精神方面过多地强调进攻的有利点。1887年经修改的（步兵操典）更加强调攻击精神。当时日军的主要火器是步枪，通常采取的战法是以散兵的齐射来压制敌人，然后发起冲击。散兵的间隔比较密，以此来增大步枪射击时子弹的密度。在战术上，受法、德影响较深，加之当时武器技术落后，因而靠“白刃战”决定战斗结局的战法受到日军极大重视，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06-1907年日军<步兵操典修改草案>强调，“步兵的战斗手段是火力战和白刃战，白刃战是决定战斗胜负不可缺少的有效战法”。后来正式出版的这部操典，其倡导的根本思想和理论是：通过强调进攻精神，把精神力作为战斗力的主体；以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的决胜，即“以肉搏战制胜”。这种思想和理论的主要根源是，当时日本的财政和资源、工业能力低下的国情决定着它不可能企求物质战斗力的优势。为此，在日俄战争中，第一线日军官兵只得被迫进行“尸山血河的肉搏战”。
日俄战争后，在日军参谋本部编纂日俄战史时，不少高级指挥官就编纂方针问题议论道：“实际上，日本兵在战争中有精神力很不强的特性，但把这种情况写到战史里很有弊害。所以，战史中应写些好的事例，强调精神力强的方面，并在将来的军队教育中，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作战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约30年的时间里，即从日俄战争以后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时期，日军作战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主要表现在，逐步淡化西方国家军队的影响，在作战理论上日益表现出其独立自主的倾向；其次，通过此前的数次大规模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根据自身和各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国及军队的具体情况，努力研究、探讨作战理论发展的新特点，逐步形成并不断充实和发展了日军自己的作战理论，从而产生了日本近、现代作战理论体系。但从另一方面讲，日军以往作战理论中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例如进攻至上，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等等，并没有变化。
基本战略和作战思想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把俄国的势力赶出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同时从俄国手中攫取了南库页岛。从此，日本的势力范围迅速得到扩大，对外侵略野心日益膨胀。这一时期，日本仍然认为，俄国是个强大的国家，不会放弃侵略东亚的野心。为防止俄国对日报复，日本仍以俄国为主要假想敌国，积极扩充军备。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标志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自认为其军事力量日趋成熟和强大，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和野心，基本上能得到军事力量上的保障，因而，一改过去基本取守势的军事战略，逐步向攻势战略转换，加紧了向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当时的日军当局认为，日本应该“在海外拥有保护国和租借地，而且在结成日英攻守同盟（1905年8月签订）后，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以守势作战作为国防的基本方针，必须以攻势作战作为国防的主要着眼点。”当时的参谋部高级参谋、后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就是上述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和鼓吹者。他在其著书《随感杂录》中鼓吹：“今后的政略应摆脱过去岛国的处境，要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去寻求国家前途，战略也不能与此背道而驰。”“日本国军的作战应把俄国定为假想敌国，由守势转换为攻势。”1907年制定的《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正式把这一思想确定下来。该方针指出：日本的国防以攻势为其特点；头号假想敌是俄国，然后是美、德、法各国。但这一国防方针并未统一日本陆、海军的思想。日本陆军把军备的重点置于对付头号敌人俄国身上，而海军则把美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陆军认为与俄国再战的可能性很大；而海军则认为此种可能性很小，正是美国企图在亚洲扩张势力。日美关系在日俄战争以后急转直下，由合作转向对立。所以海军大力宣扬日美必战，其中也有企图以此作为政策动力，推动以美国为目标加强海军军备，发展海军力量，提高海军地位的打算。这样，陆海军在一个国防方针下，各吹各的号，各自为政，矛盾日趋尖锐而难以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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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日军特别重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在作战理论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很深。此前，日本曾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努力地、逐步地摆脱作战理论上的法德模式，探索适合日本特点的作战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又对其作战方法及理论进行了若干修正。在修正过程中，曾发生过各种争论，当时日本军事学术思想也比较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数年后，才逐步得以统一。纵观这～时期日本的军事备战活动及日军当局制定的国防方针、用兵纲领和军事学术界对战略。
战术思想的研究探讨情况，可以认为，日军的基本战略和作战思想是：①尽管总体战在今后的战争中很重要，但鉴于日本的国力和国情，必须尽一切力量打赢初战，贯彻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避免持久战。②攻势是作战的根本，必须集中兵力，大胆机动，积极果敢地发起歼灭战，以迅猛的攻势歼灭敌之有生力量。③集中发挥无形战斗力即精神力量的威力，以高昂的士气，不断攻击的精神压倒敌人，摧毁敌人之战斗意志，这比日益进步的物质技术更加重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军作战理论的影响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都是在“攻势第一”的用兵思想指导下参与战争的，而且力图以短期决战结束战争；但出乎各国的预料，战争呈现长期战、持久战的样式。这是一次参战国综合国力的较量。这次战争，也是超出日军当局想象的物质技术的总体战，促使其认识到“国家总动员”的总体战的重要性。为了总结和汲取战争的经验教训，日军投入了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大量收集、认真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关情况。这次战争对日本产生的军事上的影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为研究新的战争样式、战争形态，日本于1915年12月就在陆军省设置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派人到海外收集军事制度、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所有军事方面的情报，向国内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况和经验教训等，出版38卷（欧洲战争丛书），到20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版（欧洲战争研究资料）等，介绍大战的战略战术上的经验教训。例如，1916年底，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中将在< 偕行社记事>上发表题为（欧洲战争在战略战术上给我们的教训）的评论文章，宣扬德军在战争初期，总是先发制人，迫使协约国军队始终处于防守地位，主要原因是其“攻击精神旺盛”，认为“如果德军统帅部缺乏攻击精神，退缩保守，必使在兵力上强大得多的协约国军队获取外线作战之利，而德军早就屈服投降无疑。”田中义一的这种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均强调攻势的观点，对日军后来的作战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日军更加强调“攻势作战的必要”，把“攻势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21年，偕行社出版了欧洲战争丛书特第11号（歼灭战），这也是一部通过列举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个时期的战例，强调进攻精神，主张实施歼灭战的书。这些主要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著作和论文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被当时及其以后进行修改的（战斗纲要》等主要条令、教范所采纳或吸收，对后来日军作战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日军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战术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力图建立起适合日军特点的作战理论。然而，由于日军当局以唯心主义的立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抱定积极向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大陆政策”不放，不顾日本的国情、国力等特点，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而，往往机械地、形而上学地去总结和学习战争中的某些特殊经验，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使其作战理论在创立和形成过 程中产生谬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军界对此发表评论认为，当时日军虽然研究出了大量欧洲战争的经验教训，但为什么对 德国曾在战争中占据优势而最终归于失败，协约国为什么取得胜利，研究得并不充分。他们所重视的主要是德军的战略战术，而忽 视物质战斗力的威力，从而在研究和总结的过程中，把德军的所谓“以强烈的意志和精神实施的包围歼灭战”的经验，当作日军未来作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当然，在研究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没有物质战斗力的军队，打不赢未来战争。但这种观点并未引起日军当局的重视。结果，对年代末期的（统帅纲领）、（战斗纲要）等，都突出地强调以攻势、进攻、包围，在战场上歼灭敌人。这种作战思想，成为日军后来一直推行的坚定不移的作战上的信条。
近现代作战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近现代作战理论产生的催化剂和助产主。如果说日俄战争促使日本认识到根据那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制定适合日军特点的条令、教范等的必要性，从而着手修改过去从法、德翻译过来的操典、条令、教范，那么，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比较认真总结大战经验教训，统一大战以后数年间混乱的军事学术思想，创立近、现代作战理论体系的开始。为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从1921年起，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修改操典、条令和教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统帅纲领）。这是日本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为高级指挥官指挥大兵团作战提供准则的一部“兵书”，完成于1914年，1918年又根据第～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作了若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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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随着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在充分研究和吸收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花费了2年时间对（统帅纲领）作进一步修改，于1928年3月作为“陆军统帅的指针”予以颁布。
这部书是日本人在吸收和消化了几次大规模战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之后，在对西方作战理论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写成的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作战指挥的纲领，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准则和依据：统帅、将领、作战军队编组、作战指导要领、集中。
会战、特种作战、陆海军协同作战、联军作战等。其中很多重要原则和观点，至今仍被日军所推崇。
2．（战斗纲要）。1926年日本颁布（战斗纲要草案》，1929年作为正式的（战斗纲要顺发全军。其主要内容包括：战斗指挥、进攻、防御、追击及退却、持久战、以骑兵为主的诸兵种联合战斗、阵地战及对阵状态、特种地形的战斗等。这部书是日本对现代战争研究的成果，是诸兵种共同的教范。在此之前，虽然也有（野外要务令》、（阵中要务令）等各兵种共同的条令、教范，但制定日军共的作战原则、战术战法尚属首次。
3.其他操典、条令和教范。 1909年和 1910率先后修改了（步兵操典）和（野战炮兵操典）、《辎重兵操典》，1912年和1913年先后对（骑兵操典）、（工兵操典）进行了修改。1914年制定《阵中要务令》。总之，这一时期陆续着手对各兵种的操典、教范等进行修改。
4．<海战要务令>。被称为海军作战的“圣典”。甲午战争后不久，海军当局根据战争经验，对过去的做斗教范草案》进行修改，更名为（海军演习教范），此后几经修改更名，于1901年以秋山真之编写的（海战纲领》为兰本，制定了（海战要务令），它所倡导的基本作战思想和原则，与陆军如出一辙。例如：鼓吹进攻至上，大舰巨炮主义的舰队决战，重视初战、突袭等等。
上述日军条令、教范及这一时期主要军事学术著作所反映的日军基本作战思想、作战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突出强调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
日俄战争以后，日军开始突出地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认为过去的条令，教范是法德模式的翻版，有不少地方不符合日本的“国民性”，为发挥日本民族的特长，必须重视精神因素。l909年（步兵操典）经修改颁布后的第二年，日军教育总监大岛久直在向全国步兵旅、团长等介绍操典修改过程和修改的指导思想时说：“最近的战争已明确证明，无形的武器能破铜墙铁壁，军人精神所至之处，必能以寡破众。”“在充分注重有形教育的同时，更应铸造精魂充沛之军队。”日陆军参谋本部在l907年（野外要务令修改理由说明）中认为，日俄战争日军胜利的最重要原因是，“天皇的圣德和将士的忠勇”，“被我军人精神之优劣”，“我国特有的武士道精神之发挥，将来必须进一步发展武土道，振奋大和魂。”
这种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出现日益强烈的‘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的情况下，急欲摆脱军事上的外国模式，创立“日本独特的战术战法教育训练方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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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认为，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在同各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技术不断发展的竞争中，日本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加之现代战争日趋残酷，因而，“最好的对策”是强调拥有一支“以一当十的军队”，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向前，向前”的精神，“攻击精神的结晶——刺刀突击，白刃决胜。”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1928年颁布的（统帅纲领），更加强调精神因素的无形威力。日本军界在评论（统帅纲领）时也认为，“它的最大特点是鼓吹精神因素”。尽管这部纲领也承认现今物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可轻视物质的威力，但它更强调，精神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认为“战斗只有在官兵团结一致，表现忠君至诚，发扬以身殉国的气节，土气高昂至极点，以致使敌人产生溃灭的畏惧心理时，才能达到目的。”1929年颁发的（战斗纲要》，在鼓吹精神因素方面比（统帅纲领）有过之无不及。它进一步宣扬“训练有素、信念坚定、军纪严整、攻击精神强烈的军队，能压倒物质的威力，大获全胜。”这种思想和理论的盛行，导致日军轻视“物质战斗力”的重要性，把在“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对兵力数量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取得的暂时胜利也归结于“精神因素的优越”。
二、强调以进攻行动夺取主动
19世纪即年代之前日本翻译出版用于军事院校教育的法国条令、教范中认为，在战略上取攻势比取守势有利，攻势可获行动自由；守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为未退敌之进攻，预有准备，不得已地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在战斗中却未必如此。新式武器大大地增强了阵地的强度和防御的韧性，任何勇兵都要受到挫折，兵员再多也未必取胜，所以，战斗时取守势有利。自1883年起，日军对攻防关系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当时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授部兵学科编纂的全5卷（兵学教程讲本）竭力鼓吹进攻，认为“以守战胜攻战”是“不顾固有之志气”的空论。1885年修改的（兵学教程）中完全不再提及防御之利了。这种在战术上也否定“守势”、“防御”的思想的产生，与法国1884年修改的操典中所出现的强调进攻、贬低防御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后，日本军事理论界也像法国一样，产生了不把战略、战术加以区分的思想，认为这样区分无意义。于是，把步兵战术步兵操典中的“攻防”思想逐步加以扩展，直至引申到作战、战略领域。1887年及其以后修改的<步兵操典>更加强调攻势和进攻。当时日军一些决策人物也著书立说，鼓吹进攻至上主义。1916年，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在《借行社记事》上发表题为《欧洲战争在战略战术上给我们的教训》的评论文章，文中说：“攻势作战之必要，无人持异议。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欲达战斗之目的，都不能不取攻势，这是本次欧洲战争之前各国已形成之共识，各国国防大方针无不采取攻势作战。”1921年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编写的3卷本《从欧洲战争的经验看战术发展趋势》中称：“在西欧活跃的运动战不久停顿下来转为阵地战时，当敌我双方在所进行的进攻战中只能付出巨大损失时，有人便认为应取代代价高昂的攻击战法，即以防御战法，以逸待劳，以乘攻者精力消耗殆尽之危。但此后的战争经验证明，‘取胜之根本在于进攻’之格言更放光彩，实为永恒之真理。”1928年的《统帅纲领》和1929年颁发的〈战斗纲要〉都强调“作战指导的根本目的，在于采取攻势迅速歼灭敌人。”“进攻是摧毁敌战斗力、压倒歼灭敌人的唯一手段，除迫不得已的场合外，均应果敢实施进攻，即使主动机一时为放所掌握，也应尽一切手段，断然采取进攻行动，挽回战局。”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军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由于火力日益强大，“防御之利日增”，主张加强对防御作战的研究，做好防御作战的思想、物质和理论上的准备，但这种观点并未占上风，盛行于日军的“攻势、进攻至上”的极端理论观点和倾向丝毫没有改变。
三、强调会战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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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开始重视大兵团作战理论的研究。（统帅纲领）和（统帅参考）可以说是日军研究大兵团作战指挥的具体成果的体现，也是高级指挥官指挥大兵团行动的军事法规性作战理论文献。这一时期，以（统帅纲领》、（统帅参考》等为代表的论述大兵团作战行动的条令、教范和学术著作及文章等都强调实施速战速决的大兵团会战，压倒和歼灭敌人，使敌人无喘息机会，以确保自己的优胜地位。为达到会战目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攻势，甚至在主动权一时为敌方所掌握，也要求“以卓越的指挥夺回主动权，以果敢的攻势挽回战局。进一步将会战引向胜利。”会战的胜利取决于“坚定的信念”。“先发制人”，“洞察和利用战机”，“上下互相信任”，“各兵团的协调行动以及集中兵力”和“完善的补充补给”等等。“第一次会战对尔后的作战指导具有重大关系，其成败对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因此，要求初战必胜。在决定主要决战正面和方向时，要求根据作战企图，考虑敌我战略关系、特别是后方联络线的方向、一般的地形、敌军配备及其特点，兵团的素质等等。当主要决战方向选在敌之一翼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必须大胆进行机动，迅速形成大规模包围，在不便于机动的作战地域，包围的规模越大，效果越显著。在敌我双方战略态势、一般地形等情况不利于包围时，强调以主力对敌实施正面突破，“先将敌军突破截断”，然后实施包围。突破时要求使用足以达到突破目的的兵力兵器，经过周密计划和准备，大规模、迅速果敢地坚决实施，以保证突破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国民总体战的理论在日本盛行。当时日军当局认为，实施大规模的会战，其成败决定着总体战的命运。因而特别强调和重视会战的准备、组织、实施及作战指导等方面的研究。< 统帅纲领> 、< 统帅参考> 等用大量篇幅专门论述会战问题。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四、强调陆海军密切协同
如前所述，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首先必须实施渡海登陆作战，必须依赖海军运输兵员、物资等，必须依赖陆海军的密切协同。
但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陆海军在旅顺口要塞战中，并没有很好地协同配合，使日军损失惨重。鉴于日俄战争的教训，日本在1907年4月决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中首次明确强调陆海军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并把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作为一章明确写人 1928年制定的（统帅纲领）之中，把陆海军的紧密协同看作是“日本国防的首要问题，是遂行战争的首要条件。”强调在陆海军协同作战中双方各级指挥官必须思想统一，相互谅解，利用一切手段建立迅速、准确的通信联络。陆海军直接协同的作战主要有登陆作战、海岸附近的要地及要塞等的攻防战、海岸附近的陆战及沿大江河作战。在登陆作战中，陆海军指挥官根据最高指挥官的意图，在乘船前或在集合地就有关协同作战细节，特别是诸如登陆地点、时间、海上护卫、牵制佯动、登陆部署、运输船队在登陆地点的行动、登陆掩护、卸载作业时的支援、陆海军航空部队的协同、通信联络等达成相互协同配合的协议，规定必要的事项，付诸实施。在海岸附近的要地或要塞实施进攻作战时，要求根据进攻该要塞或要地的方案，陆海军主要在航空兵的活动、突袭部队的行动、攻坚咆及舰炮射击等方面的任务区分和协同动作达成协同配合的协议；防御时则根据防御的一般要求，就海面警戒、防御、防空等方面为任务区分和协同动作达成协同配合的协议。在海岸附近的陆战中，海军对陆军的支援程度取决于敌我海军力量、战场附近的地房天候、气象等情况。在沿大江河作战时，海军有时为陆军的输送和登陆进行护卫，支援陆军的各种行动。
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作战理论
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侵华战争前，日本军队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历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中都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这就使日本越发陶醉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从而头脑发胀，忘乎所以，不能正确认识战争及其国防的实际，更加助长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气焰。日军的这种经历和倾向，给侵华战争至大平洋战争期间的作战理论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丰富的战争和作战经验教训，客观上为其作战理论的不断充实、完善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其次是膨胀的侵略野心和以“天皇直率的军队”为自豪，以“武士道”、“大和魂”为精神支柱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主观上为其作战理论在许多方面脱离实际，走向谬误理下了祸根。
军事战略思想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陆军长期以苏俄为主要假想敌。尤其“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加关心和重视苏联的军事动向。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由于苏军从1933年开始迅速向其远东边境地区增兵，使远东苏军兵力大大增强；而日军在这一地区连同侵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为此，日军认为，日苏战备上的均衡被打破，“重建大陆国防成为当务之急”。日军当局还认为，在与远东苏军兵力对比上，日驻我东北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这种认识充分反映了陆军以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 的思想。然而，海军对此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已经到了“必须着手加强在国防上可充满信心的海军军备”的时候了。因此，日本应确立“北守南进”的方针，即北方维持现状，把日本将来的发展方向指向南方。陆海军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了一个折衷方案，这一折衷方案规定：“鉴于帝国国防之本义，帝国之国防以同我发生冲突可能性最大，且有强大国力，特别是有强大军备的美国、俄国为目标，同时应防备中国和英国。”虽然陆海军基本达成妥协，但主要假想敌国还是未能确定为一国，而是确定为美、苏两国。而苏美两国的先后顺序问题，仍是陆海军争执的一个大问题。最后还是商定，以美国、俄国的记述顺序，“并不表示国防目标的重要与次要”，才使问题暂时得以解决。这样，日本便最后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陆军作战计划中的主要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1939年度陆军作战计划中设想了两种情况：一是在侵华战争进行中爆发日苏战争；一是在日苏战争期间发生同美英等第三国的战争。而海军则始终没想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进行战争准备。但随着对美、英、荷、中四国的战争危机的迫近，日本陆军的作战重点也转向了美国。因而，直到1940年末，陆海军才正式着手制定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此时日本的国家战略方针在一两年间几经变化，充分说明日本军政当局内部矛盾重重，意见尖锐对立，难以调和。此期间，日本为避免两线作战，曾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日中之间的战争问题”，以便以主要精力考虑“南进”的措施。然而，事与愿违，在日军大量兵力被长期牵制在中国战场的情况下，日本使加快了“南进步伐”，并最终作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对美开战的抉择。
尽管日本陆海军为争得发展本军种的优先权和确定本军种在日本国防上的主导地位而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但最终在确定主要作战对象的问题上仍能暂时达成妥协，其主要原因是，日军认为，俄国仍是战争潜力雄厚、军事技术先进、对日构成威胁的大国。但俄国十月革命后，忙于国内事务，无暇顾及其他，日本可将原来对付俄国的部分军备和精力转向南方；美国和俄国都是日本称霸亚洲的最主要竞争对手，而中国尽管是资源大国，但军力虚弱，无力与日本抗争。但日本要同美俄争霸，对美俄开战，必须以资源丰富的中国大陆为基地，否则，日本的一切对外战争都不可能进行。为此，日本始终把中国看作是其对外侵略战争的首要目标。但日本又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无需把其当作第一位的假想敌。由此可见，日本所确定的假想敌顺序的真正含义，是其军事实力强大得对日构成真正威胁的程度。所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在不能以速战速决来结束对华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继续与中国作战，同时严密防备苏联，以主要力量指向南方，对付美国，最后侵占整个亚洲。
基本作战思想
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日军的作战思想和作战理论，仍然继承了1929年之前颁布的（统帅纲领）、《战斗纲要》、《海战要务令》《步兵操典人《阵中要务令》等的衣钵。虽然1938年颁布了《作战要务令》，但其基本思想和理论与以往没有实质性变化，主要还是以白刃突击、进攻精神为主，在运动战中把敌人“包围歼灭”在战场上的思想和战法。排战要务令》尽管是日本陆军师及其以下部队作战行动和教育训练的条令法规，视野也较窄，但它的颁发，标志着日军作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是在《阵中要务令》和《战斗纲要》的基础上编纂的，是陆军基本战术的总结、日军基本作战理论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日军作战理论是以《作战要务令》和（海战要务令）为核心，以《统帅纲领》及各兵种操典为补充而系统化、体系化的。纵观这一时期日本军事法规、条令条例、教范及军事学术界主要观点和作战行动实际，其基本作战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作战和战略独立于政略
作战独立于政略和政治而不羁，以及作战至上的思想在日本军队及高层军事决策者中很深蒂固。从大正时期直至昭和年间的《统帅纲领》，具体地论述了把“政略”和“战略（统帅、作战〕”置于对等地位的“战争指导”观念，而且日甚一日地强调战略、统帅权的独立性，认为作战是进行战争的最重要手段，“因此，作战不但不能单纯追随政略上的方便，而且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保持完全独立而不受制约。”
日军的这种思想渊源于19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毛奇，也有日本旧战争观的影响。毛奇主张，开战和情和是政府的事，应遵从政府，但战争一旦爆发，作战和战略就应是独立不羁的。德国毛奇思想的继承者施利芬的为了作战而毫不迟疑地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心和思想，以及鲁登道夫“政治应服务于战争”的“国家总体战”思想较深地植根于日本军队之中。日本江户中、后期的政治家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和史学家赖山阳的根本外史冲反映的历史上的公家和武家对立及武家兴衰史中的战争观，以及把武权和文权看作一辆车的两个车轮的日本武学和武教观，都是日军上述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基础和根源。1882年的《军人敕谕》就援引了《日本外史》卷一中的文字，宣扬日本军队必须世世代代是天皇统率的“皇军”，统帅权是神圣的，文官不能介入统帅等等。因而日本军队中在作战问题上拒绝政略的指导和影响的倾向日趋严重。明治维新以后，直至日军在二战中惨败的整个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时期中，日本军部和政府间时常在国防方针、军事战略及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发生龃龉，正是双方激烈争夺领导控制极，把自己凌驾对方之上的具体表现。
二、强调达成突然性，实施“闪击战”
出敌不意，达成突然性，以“闪击战”的方式力求在首次打击中致敌于死地，是日军作战理论的核心。《统帅纲领》中认为，“出敌不意，对于奠定胜利基础和取得战果都极为重要。因而必须具备独创的见解和锐意进取的精神才能战胜敌人；必须不断钻研作战经验，洞察未来发展，经常进行必要的有关训练，采取完善的对策，以便先发制敌。”《战要务令》、《海战要务令》均强调“出敌不意”和“先机制敌”的重要性，要求部队必须以旺盛的斗志，神速的机动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占据主动地位。为此，必须隐蔽企图，利用复杂地形和恶劣天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敌人，使之措手不及。
达成突然性，实施“闪击战”，必须具备诸多因素，创造诸多条件。例如隐蔽行动，选择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等。但日军认为，其中重要的是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并与积极的欺骗行动相结合；其次是使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手段。以此来搅乱敌人，给敌以心理上的打击。
日军历来强调对敌实施突然袭击，打敌措手不及，在敌人还来不及做出有力反应之前，就给故以致命打击，使之丧失续战能力。
日军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更得意于突然袭击，以出奇不意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发起“问击战”，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奇袭珍珠港就是上述思想和理论的具体运用，它曾使美军遭到重大损失，而使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处于主动地位。
三、以积极果敢的运动战和包围歼灭战消灭敌人
如前所述，达成突然性，速战速决是日军作战理论的核心。为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而“给予这种打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包围敌人，实施歼灭战。”这种思想在大正末期，即20年代中期以前便已形成。1920年日本出版（欧洲战争丛书佛34号（对战争爆发前德军作战计划及马思会战之研究），该书在最后的“结论”中认为，“决战只能依靠运动战”。翌年，在偕行社出版的（歼灭战）的小册子中极力主张日本陆军在作战乃至战略上应采取“歼灭战战略”，而且“在战斗实施的具体手段上，除应实施歼灭战外，别无选择。’他就是说，不论在军事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都必须实施“包围歼灭”。这些观点和论述，对此后日军教范、条令的制定，对B军作战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昭和时期，即20年代中期以后，日军更加强调实施运动战和包围歼灭战，设想“在东亚大陆展开运动战，按施利芬的理论打一场包围歼灭战。”“运动战”、“包围歼灭战”成为日军的一种教义，神圣不可侵犯。1938年颁布的《作战要务令》，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和理论，认为“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在战场上。”在果敢的正面进攻把敌兵力牵制在正面而使之无暇顾及其他的情况下，用于翼侧包围的兵力越大，其包围的成果会越明显。担任包围的部队，必须隐蔽企图，神速果敢地行动，不给敌人以采取对应措施的时机。同时实施两翼包围或实施一翼和背后包围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所以，只要情况允许，就要果断大胆地实施包围。即使在正面进攻中，也要求各级指挥官尽一切手段实施局部包围。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企图在中国战场上以包围歼灭城消灭中国抗日军队。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作战中，往往遇到在广阔的水网稻田地内依托坚固筑垒的村庄实施防御的中国军队的勇猛抗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转为阵地战，在缺乏弹药和火力支援不充分的情况下实施肉搏式的阵地进攻，付出巨大损失和代价，包围歼灭战的企图和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在太平洋战争的马来亚和缅甸等战役中，日军均采用过快速推进的迂回包围战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战争中、后期，日军不顾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和战场实际情况，仍要顽固坚持和推行这一战法，只会自取灭亡。例如在1944年上半年的因帕尔战役中，日军用3个师的兵力把英军第14集团军迂回包围于因帕尔地区，对英军构成极大威胁。在英军得到加强后对日军发起反击。 日军终因缺乏口粮，后勤补给断绝而陷入困境，对英军的包围歼灭战也宣告失败。
四、强调进攻是摧毁敌战并力的唯一手段
日军历来突出强调进攻，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一切手段，断然采取进攻行动。“情况迫不得已需要防御时，也要抓住战机，果敢地进攻，给敌以决定性打击。”实际上是把进攻行动绝对化，把进攻作为至高无上的行动。
日军“进攻至上”的思想和理论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①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假想敌面前，日本的国力虚弱，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都比不上苏联，因此，日本认为，必须以高度的训练、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为国捐躯的精神来弥补兵力和装备之不足。为此，对军队更加强调精神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的进攻作战中屡屡取得胜利。进攻中国军队这个“弱敌”而取得胜利的作战经验，更加助长了日军“进攻至上”思想和理论的发展。②当时参与编纂日军条令、条例和教范的人，都受到“进攻精神”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他们坚信“进攻和攻势绝对有利”。他们从日俄战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是：精神力和肉搏也能战胜强敌；物质战斗力不足是日本的宿命，不可改变。所以，日军自始至终一直顽固地坚持“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和把进攻绝对化的“进攻至上”的作战思想。为此，日军也对进攻作战行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各种条令、教范中对进攻作战作了具体、详尽的论述和规定，强调进攻的坚决性、不间断性；进攻中的高速度、兵力的广泛和快速机动；超越复杂地形的能力；为夺取和保持主动而实施的第一次打击的坚决彻底性；在行军中的快速性和吃苦耐劳精神；在恶劣天候下发动进攻的能力等等。
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前期，日军确实在进攻作战中取得了令其鼓舞的战果，但在后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时，由于长期奉行和坚持重视进攻、轻视防御的作战思想，对防御缺乏精神、物质和技术准备，因而难以有效地组织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成功的防御作战，在这种不得已的防御中，往往不切实际地贸然发动反（冲）击或实施“全体玉碎”式的拼死进攻，更加速了其全面溃败的进程。
五、重视夜战，但慎重实施大部队夜间袭击
日军真正重视和强调利用夜暗发动进攻，奇袭敌人，始自日俄战争。在旧日军各种条令、教范，尤其后来的《作战要务令冲，十分重视和强调利用夜暗接近敌人，占领进攻出发位置，可隐蔽企图，达成突然性，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日军特别重视和强调团以下小部队，主要由步兵用军刀和刺刀实施白刃格斗。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团以下小部队利用夜暗发动进攻，对敌实施突然袭击，已成为日军惯用的战术。日军认为，夜间袭击最重要的是周密地准备，对进攻路线和敌阵地弱点预先进行周密详细的侦察，对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行动时如何克服地形障碍，以及在迷失方向或遇到其他意外情况致使作战和战斗无法按计划进行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都必须做好充分的计划和准备。夜间袭击即使暂时取得成功，也有可能在天明以后遭到对方的反冲击而最后失败。因此，尽管为不暴露企图，原则上进攻发起前预先不实施火力准备和炮火支援；但炮兵必须预先对目标进行周密侦察，与步兵进行周密协调，预先做好天明时进行炮火支援的计划，预备队做好抗击敌反冲击的准备。
日军还强调慎重实施大部队的夜间袭击。认为，大部队夜间袭击难以隐蔽企图和行动，通常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很容易在敌猛烈的反（冲）击下陷入混乱，最终遭到失败。为此，必须根据 当时、当地的具体作战情况，例如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敌阵 地情况、敌戒备程度以及对整个作战的影响等，慎重决定是否以大部队实施夜间袭击。一旦定下决心，为保证夜间袭击取得成功，必须进行周密侦察，预先进行充分训练和预演，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力求一举成功。在旧日军对多年的历史中，陆军只在1904年8月日俄战争中实施过一次成功的师规模的夜间袭击。此后，直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基本上再未实施大部队的夜间袭击，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在美军开始大规模反击，日军全面败退的形势下，日军开始滋生侥幸心理，不顾甚至违反以往的慎重实施大部队夜间袭击的作战思想，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孤注一掷地以师规模的兵力对美军实施过一次夜间袭击，最后以失败告终。
六、强调无形战并力的威力，鼓吹“精神万能”论
总起来说，鼓吹精神万能，过分强调无形战斗力在战争和作战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根深蒂固地贯穿在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之后数十年的建军史中，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这种思想在其作战中表现得更明显，也更有所发展。
日本历来认为，精神力量属于一种无形战斗力，过分强调以精神力量为基础的勇敢的进攻，以血肉之躯实施的白刃战，指挥官的意志，统帅之妙和高昂的斗志，是战争和作战胜利之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思想渊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顽固和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民族主义思想，即所谓日本是“神国”，是“优秀民族”，灵魂是“大和魂”，可得到“天助神依”，“神风相助”，使之“无往而不胜”。二是所谓的“宿命论”，即认为其国力弱，资源贫乏，技术落后，无法同欧洲列强相比，靠物质的战斗力难以取得战争和作战的胜利，只能发挥所谓日本自身在精神上的“固有优势”，才能弥补有形战斗力之不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统治阶级大力强化思想统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军队中灌输“武士道’精神，“忠君爱国”思想。在太平洋战争中、后期的作战行动中，极不现实地强调人的精神作用，甚至鼓吹精神万能论，而轻视防御，贬低物质战斗力的重要性和威力，忽视基于科学判断的作战计算，在兵力兵器等物质战斗力明显劣于美军，完全无取胜希望的情况下，更狂热地鼓吹为天皇效忠、献身，“宁可玉碎，决不后退”，积极组织特别攻击队、敢死队，鼓动士兵以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坦克、军舰和飞机。
在过分强调精神力量而轻视物质力量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日军总是企图靠侥幸和偶然性取胜。尽管也偶有成功之例，取得一些令其鼓舞的战果，但这种没有坚实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只能奏效一时，而无法成为挽救其失败命运的永恒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