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
在中国航天史上，几乎每个重大项目上马之前，无一例外地都会经历一场大争辩、大论战，有的甚至旷日持久，愈演愈烈，最终却了无结果。过去搞“两弹一星”是如此，搞同步通信卫星是如此，搞“长征三号”火箭是如此，搞“长二捆”火箭是如此，现在搞载人航天同样如此，更是如此！
这是自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之后几乎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十多年来一直难以说清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
从人性的角度看，离开地球，到太空去，扩大生存空间，探寻未知世界，似乎可以理解为人类本性使然。我们假定人类就是宇宙最多情的儿子，这个多情的儿子原本来自太空，来自地球之外的某一个星球，因而人类梦想飞天，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梦想回到故乡一样自然。而飞天梦只是人类若干梦想中的一个，这个梦想与生俱来，无法割舍。人类天生就不安分守己，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已经占有了地球，还要追寻地球之外的星球。这其实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冲动，是精神的一种扩张，欲望的一种释放，心情的一种表达，梦想的一种延伸。当人类刚刚诞生于地球的时候，总是从南走到北，由东走到西，书写的是行走的历史；当人类逐渐长大之后，便走出山洞，走出茅屋，走出森林，走出荒漠，开始书写奔跑的历史。当人类逐渐壮大成熟之后，便再从盆地走向高山，从高山走向大海，从大海走向天空，从天空走向宇宙，开始书写飞翔的历史。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人类要到太空去，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宇宙被科学家们视为除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故乡。人类随着生存历史与生命经验的日益积累，渐渐认识到，宇宙较之陆地、海洋和天空更为神秘广阔、富有魅力，也更加有利可图。尤其是当人类对宇宙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后，到太空去便不再只是一种梦想，而是对未知王国的一种勇敢挺进，对稀有资源的一种刻意追求，对自然空间的一种心理统治，对宇宙地盘的一种控制占有。于是，宇宙空间成为人类欲望释放的酒吧、智力角逐的平台、权力博弈的领地，甚至是相互仇视、彼此倾轧的战场！
事实上，如果我们综观人类的历史，便会发现，像日光、月光、星光以及色彩斑斓、变化无穷的雷鸣电闪、迷雾浓云之类自然景象带给人类的决不仅仅是诗意般的浪漫想象，还有诸如馒头、大米、香肠、啤酒、电灯、澡盆、卧室之类更加具体、更加实惠的精打细算。从当今世界的科学实验来看，人类对空间利益的追逐从未停止。而载人航天是人类搞得最多的一项活动，且呈不断上升之势，原因是人类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在空间站和航天飞机上进行了有关人类医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天体物理、新材料、新工艺等多方面的大量科学实验。比如1983年11月，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将欧洲空间局的“太空实验室”带入轨道，进行了熔炼特殊合金、拍摄向日葵种子发芽、探测地球强大能源场以及人体生理测试数据等七十三项科学研究和实验。1984年4月，“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将十一吨重的“太空曝晒舱”施放到轨道上，进行了五十七个项目的实验，包括一百二十个品种的二百亿颗西红柿等植物的种子的曝晒实验。1985年4月，华人科学家王赣骏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进行了自己设计的“微重力下的液滴状态实验”。1985年8月，美国黑人女宇航员和日本女宇航员在航天飞机上进行了青蛙和青鳟鱼的产卵、孵化实验，等等。这些实验均为人类赢得了丰厚的回报。此外，人类还在太空进行了对地观测、天文探测、军事侦察以及太空生产等。比如，苏联宇航员在“礼炮”号和“和平”号上进行的对地观测，发现了里海地区煤气田等大量矿藏。美国的航天飞机在太空探测中发现了非洲沙漠下的多处水源和巨大河谷。苏联在“礼炮六号”和“礼炮七号”空间站上进行长期的空间生产试验，成功地生产出了各种合金、半导体材料、陶瓷和超纯蛋白等产品，并通过设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专门生产车间，进行了有关半导体、光学玻璃和生物制品等三百多项生产试验。美国在航天飞机上生产出标准圆球等工业产品。苏联宇航员在“礼炮七号”空间站上生产出了一种有效的流感疫苗。美国宇航员在航天飞机上四次生产出了预防突发性心肌梗塞症的药品以及十余种治疗疑难病症的昂贵药物。这些事例表明，人类飞天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要在太空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领域，从茫茫宇宙中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进而将宇宙空间变成人类新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
从民族特性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梦想离开地球、飞向太空，由来已久。从嫦娥到万虎，从远古到今朝，无数飞天勇士、超人奇才梦断天涯，魂荡苍穹！然而飞天的梦想千古不变，永梦不醒！尤其是1961年苏联的加加林在太空第一次代表人类留下自己的身影后，一批具有特殊性格的中国航天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飞翔的梦。在这些追梦者看来，一个民族幻想有一天在太空留下自己的身影，如同一只鸟儿向往有一天在天空作一次漂亮的飞行。因此他们要向世人证明，嫦娥的儿女、炎黄的子孙、龙的传人既不是一帮只知道在地球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夫，也不是一伙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围着灶台只对油、盐、酱、醋感兴趣的俗人，而是一群有着高远目标、广阔胸襟而又脚踏实地的登天勇士！他们要到天上去，开辟一块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地球人类的疆土，为民族的发展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为子孙的生存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同时也顺便换个角度，看看祖祖辈辈生活的地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究竟是个什么德性。于是向宇宙进发，飞向太空，既是他们的梦想，也是国家的战略。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高级的机器人，想要上天，发射一个机器人，或者发射一颗侦察卫星，不就得了，干吗非要花那么多钱把人弄上太空呢？
是的。机器人不仅能从事机械性、重复性的操作，还能在真空中工作，比人更耐热、耐寒、耐辐射，不需要复杂昂贵的生命保障设备，就能去人不能去的方，做人不能做的工作，而且计算速度比人还快。但机器人毕竟是机器，它无法从根本上代替人的作用———也永远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的作用，有些活儿适合它干，有些活儿则不适合它干。因为再好的机器人也是人造的，并由人操纵、控制的，它自身无法解决人想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侦察卫星在军事上的作用的确很大，它可以在天上侦察到地面的种种军事设施，包括一栋楼、一座山，一间房、一辆车，一门炮、一杆枪，甚至一个人、一棵树、一条蛇、一只鸟，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但侦察卫星也是按人的种种假想设计的，它上天后也只能按人设计好的程序办事，一旦现实超出了程序假想的范围便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所以，无论是机器人也好，侦察卫星也罢，就其功能系统而言，都没有智慧，没有预见性，更没有创造力和应变力。而这些，人类却有。比如，人如果上了天，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调整、改变计划与策略，处理各种具体细节和意外事件，分析、识别、判断种种复杂现象。尤其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既可随机应变、灵活处置，还能与地面及时沟通、共商对策。而这些都是机器人和侦察卫星无法做到的。从这个角度说，人是非凡的，超物质的，不可替代的。
另外，从根本上讲，搞载人航天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进入太空。因为宇宙空间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神秘领域，人若不亲临其境，就无从感受，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宇宙空间的秘密与奥妙。唯有通过人的亲自考察、探索，才可能让宇宙空间成为人类活动的舞台，从而真正带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所以载人飞船问世以来，颇受各国青睐。
也许有人会问，搞载人航天风险很大，搞不好人死了连尸骨都找不回来！冒这么大的风险，值吗？
是的。人类为了登天，为了探索太空，截至2003年，已有二十三条生命永远留在了太空。在探究大自然的征途上，人类要往前走哪怕一小步，都得付出代价，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翻开人类文明史，在“进步”一栏里，看到的肯定有“牺牲”二字。回溯历史，陆地寻路死了多少人？航海探险死了多少人？航空飞行又死了多少人？别说飞天，就是登山，沿途掩埋的忠魂烈骨也不计其数。甚至我们平常出门远行，探亲访友，或者上班骑车，出门散步，游玩公园，上楼下楼，一不小心还会摔上一跤，不是闪了腰杆，就是崴了脚脖子。那么是不是因为怕摔、怕闪、怕崴，就不出门了呢？
也许有人还会说，载人航天被吹得天花乱坠，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呢？现在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谁知道将来是怎么回事儿啊？
是的。在梦想尚未变成现实之前，潜藏着无穷变数，许多事情在前期是很难看清前景的。那么是不是因为潜藏着变数，我们现在看不清楚，就停止探索的脚步，甚至干脆放弃呢？一百年前刚搞飞机的时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问：搞飞机有什么用？多危险啊！后来人们坐上了飞机，翱翔蓝天，心旷神怡，并知道了从中国到美国坐船要一个多月，坐飞机却只需八个小时。现在还有人会问，搞飞机有什么用吗？
其实，在该不该搞载人航天、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早就有过激烈的争论，而且意见从未有过统一。比如苏联和美国，刚开始搞载人航天时对其“好处”和“意义”同样也没有想清楚、弄明白。之所以要搞，基本是出于国家领袖的某种心理需求，或者换言之，为了在国际政治赌场上打出一张好牌！因此各方拼命争抢的，都是“第一”。后来，经历了最初的狂热与成败后，这才向着寻求军事意义和经济价值方面转变。但随着苏联、美国载人航天的步子越跨越大，不少人士对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搞载人航天究竟意义何在等问题又纷纷提出了疑问与批评。
我曾查到一份资料，这份资料说，每个国家的科学院都是反对搞载人航天的。这个说法未必一定准确，但国外有不少专家反对搞载人航天，却是事实。比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克劳萨默在198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对美国的载人航天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在以错误的方式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的不应该是我们的身体，而应是我们的头脑———配备着火箭的腿和机器人的眼睛。……从务实的眼光看，‘阿波罗’登月飞行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花了十年时间把人送上月球，但他们做了什么呢？开车转转，捡几块岩石，打打高尔夫球。只需用十分之一的费用，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上述工作———当然，可能打高尔夫球要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的M.班克斯教授也曾撰文批评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发展的载人航天，仅仅是考虑国家威望而非根据科学技术因素作出的政治决策。”而苏联一部分相当有权威的生物学专家、医学专家和心理学专家也认为：“从生理和心理学角度讲，航天因素对于人的机体是不可接受的。”苏联著名火箭总设计师瓦西里·米申院士也说：“我看不出‘能源号’和‘暴风雪号’系统在今后几十年中有什么用处。”特别是后来苏联在载人航天发射中出现种种失误后，这种争论更是异常活跃，甚嚣尘上，甚至有的还到了故意散布谎言以攻击对手的地步。
于是有人据此认为，苏美两国发展的载人航天所带来的国家威望，并未起到类似战略核武器所起到的威慑作用，有核国家仍然依靠战略核武器实现战略威慑，而空间军备竞赛只是核军备竞赛的延伸，空间军事化的发展至今并未使核威慑理论过时。因此载人航天仅仅是考虑国家威望、根据非科学技术因素作出的政治决策，当属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发展领域。对美国耗资二百五十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在美国航天界更是非议多多。有人将“阿波罗登月计划”抨击为一次“突击性飞行”，一次“绝妙的政治杂技表演”，一种违背科学技术固有的发展规律的“头脑发热”的行为。美国宇航局还常常收到公众或纳税人的来信，他们对载人航天进行种种质疑。甚至有一位在非洲的美国修女还这样质问过美国宇航局：
我们所在星球上的问题够多的了，特别是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诸如污染、灾害、饥饿、贫困、失业、吸毒、犯罪、住房、医疗，不是比用成百亿美元去发展载人航天更需要倾注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投资去研究与解决吗？
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从北京蔓延到全国，观点很多，内容不少。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派：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一派认为中国没必要搞载人航天。为叙述方便，我姑且将这两派称之为“主战派”和“反对派”。在这两大派中，“主战派”占多数，“反对派”占少数。
“主战派”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点：
其一，载人航天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从国家战略地位的角度来看，有人在太空和没有人在太空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有没有“两弹一星”大不相同一样。如果说当年搞“两弹一星”是为了打破国际核讹诈和军事封锁，保卫新生的共和国成果，那么今天搞载人航天，则是为了全面提升和带动航天工业及相关科学领域，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科技全球化的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造福于全人类。
其二，载人航天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载人航天象征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面对21世纪，中国只有搞载人航天，才能保持航天发展的势头，提高国际地位，同时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刘纪原说，我认为中国最牵动人心的有两件事：一是体育，二是航天。因为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航天领域一座新的高峰，代表了当今世界最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有了卫星、火箭，下一步就该搞载人航天，建立自己的空间站。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在国际上就没地位，就受人欺负。我常常想起当年外交部部长陈毅说的话———当了裤子，也要把导弹搞上去！中国要保持大国的地位，在世界航天领域就必须要有一席之地，否则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要对你实行制约。持这一观点的还有航天部某局局长张宏显。他说，1986年我去法国参加一个国际空间会议，苏联、美国和法国的航天专家被邀请在会上作报告，会后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被人团团围住，问这问那。而到会的中国专家却被冷落一旁，没有一个人理睬我们。那种滋味是非常难受的。我们这么一个科技大国、科技古国，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冷遇，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感到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如果中国人上天了，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其三，载人航天可以促进和带动国家高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此，刘纪原有切身的感受。他说，搞载人航天，必将突破许多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又可以带动很多新的学科、新的工业、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比如国家在“863计划”中设定了七个研究领域，而航天技术就覆盖了全部领域。另外，载人航天利用太空来作实验。比如，人在失重情况下是一种什么状态？生物种子经过太空培养后是什么情况？只有把人和种子送到太空进行试验，才会得到科学数据。航天专家范剑锋也说，载人航天一搞起来，就能带动别的技术。例如，飞船返回进入大气层时，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是摄氏一千八百至两千度，那么你用什么材料才能耐得住这样的高温呢？就得研究。这一研究，材料技术就前进了。再有，飞船的飞行高度，我们设计的轨道只有三百多公里，太低，燃料消耗太大。如果轨道能再高一百多公里，燃料的消耗量就会减少三十倍。要是我们掌握了这些技术，就能促进通信技术、材料技术、电磁技术的提高和发展。现在飞船利用的是太阳的能量，还不是燃料电磁。将来还要搞燃料电磁，一搞这个，就可以促进燃料科学的研究，带动民用燃料技术的发展。现在民用燃料存在很多问题。另外，不要老问搞载人航天有什么用。卫星刚上去时，就有人问有什么用。后来通信卫星上去了，大家看上电视了，就知道有用了。搞载人航天也一样，不上去不知道，上去就知道了。就像一个小孩，还没出生，老问他将来能干什么，那怎么说得清楚呀？要先把孩子生下来，等有了孩子，再慢慢培养干什么嘛！
其四，载人航天有极大的军事价值。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强国空军的“太空战”大演习，已经展示出空天一体作战的雏形，标志着大规模的海、陆、空、天四维立体战争时代的到来。即是说，当国家利益伴随着人类进取的脚步，沿着由陆而海、由海而空、由空而天的轨迹不断拓展时，空天战场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场。所以在空天领域中国不能缺席，也不该缺席。未来战争很可能就是打太空战，太空早就成了苏美在军事上争夺的重要地盘。航天部科技司司长张成玉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张成玉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搞载人航天，对今后的空间对抗有很大的军事价值。空间站对今后的空间大战是绝对有意义的。飞船可作为空间大战要走的第一步，它的技术绝对可以带动其他技术。它可以作为通信中继站，可以建立反卫星装置，可建立反击体系，既能进攻，也可防守。载人飞船搞成后，将来一扩大，就是空间站了。要是将来有一天世界空间战爆发了，战场摆在了天上，要在天上打仗了，一旦对方向我们发起攻击时，我们就可以在天上拦截对方的导弹。但如果你没有像飞船或者空间站之类的玩意儿，就只有等着挨打。因为对方打来的是什么导弹你都不知道，只有等导弹实实在在地掉在了你的头上，你才清楚。现在都说人类是一家，但人类是一家吗？现在是一家吗？美国和伊拉克是一家吗？布什和拉登是一家吗？
其五，载人航天能促进中国火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长征号”火箭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具备了发射飞船或小型航天飞机的能力。如果不搞载人航天，中国的火箭下一步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中国“长征号”火箭在国际商业市场上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已经发射了近二十颗国际商业卫星，但中国的火箭总不能老是只发射卫星。张成玉说，就像一个人开始时做豆腐，总不能一辈子都做豆腐，总得往前发展呀！所以从中国火箭发展的角度看，只有走载人航天这条路，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何况中国是火箭和嫦娥的故乡，自然不能在太空缺席。
其六，载人航天可以带动和培养一大批高科技人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航天队伍人才大量流失，以致青黄不接，出现人才断层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位航天专家在80年代末做过一个统计：中国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四十岁，年龄最大的逾九十岁！这种年龄结构对一个要搞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肯定是太老化了！但年轻的又太年轻；中年科技人员因“文革”原因，又出现了断层。中国如果再不搞载人航天这样的大工程，60年代参加工作的一大批技术骨干很快就要退出工作岗位，航天队伍状况将继续下滑，其结果必将是人才大断裂！刘纪原说，中国航天界现在人才断层很厉害。现在吸引不住人才，一般都认为是待遇低，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事业自身的吸引力不够，年轻人看不到吸引他们的事业和前途。年轻人大多数看得远。在他们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年、二十年中能干些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他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决策缺乏长远的眼光，决策出来的东西吸引不了他们，没有像样的工程让他们搞，就无法带动、培养年轻人才，也难以留住人才。一旦真的出现人才断档、技术断档、经验断档、管理断档，甚至文化断档，那中国航天必然后继无人，已经取得的成绩根本无法“保值增值”。别说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就连现有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
那么“反对派”又有哪些说法呢？
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
说法一：中国不能跟着苏联、美国跑。苏联搞载人航天，美国搞载人航天，不等于中国就一定要搞载人航天。中国不能和苏联比，更不能和美国比，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而不能别人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50年代中国跟在苏联的后面跑，现在再也不能跟着苏联跑了，得走自己的路。
说法二：中国要多务实，少务虚。先把地上的事情干好了，再说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都干不好，怎么干得好天上的事情？中国航天本来就搞早了，把国家搞穷了。现在国家的经济上不去，就是当年搞“两弹一星”给搞的。中国现在急需解决的是吃饭、穿衣问题，油盐、酱醋问题，是地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载人航天可有可无，与其徒有虚名，不如脚踏实地，先老老实实地干好自己身边的每件事情。
说法三：载人航天是科学事业，不能搞政治化。中国不能老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不要一提载人航天，就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争光又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苏联那么多宇航员上天了，展翅腾飞了，翱翔太空了，结果又怎么样呢？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不照样在地球上挣扎吗？飘扬了六十九年的苏联国旗不照样从天上落到地下吗？中国曾经历过“大跃进”的年代，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该忘记。中国再也经不住折腾了，再也不能搞“洋跃进”了，再也不能操之过急了，如果再折腾下去，国家会越搞越穷，人民的日子会越过越苦！
说法四：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不能打肿脸装胖子，硬充富人。中国目前国力有限，经费有限，应该把有限的那点钱用在刀刃上。现在贫困山区的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花冤枉钱搞那玩意儿，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去援助失学的儿童，救济下岗的工人，支援贫困山区，或者多修几个水库，多建几个电站，多盖几栋楼房，多搞几个医院，或者干脆给大家长一级工资，也好买一辆小车，住上宽敞些的房子。日子过好点，比什么都强！若真要搞科学试验，送只猫、送只狗或者送只大猩猩上天，不就得了，干吗非要花那么多的钱，费那么大的劲，把一个大活人送上天？完全是多此一举，吃饱了撑的嘛！
“反对派”中，除少数科技人员外，大部分是其他行业的人士和普通公民。采访中，我曾有意和持不同意见者交谈，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真心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虽然有的言辞激烈，观点偏颇，但内心深处却饱含着对国家的另一种忠诚。特别是有的专家，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态度明朗，旗帜鲜明，从不动摇，坚持如一，既不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这类科学家，我充满敬意。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最终是否发现了真理，而在于不断地探索问题、提出问题。科学精神的本质，也并非总说“是”，还要敢说“不”，尤其在权威、权势面前，更要敢说“不”！
当然，一部分人反对搞载人航天，还有一个不便说出的原因，那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私心。因为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在求生存，都在伸手要钱，而国家就那么大块“蛋糕”，要是航天人的胃口太大，先切走一大块，其他行业就只剩一小块了，甚至连一小块也吃不上。
上述两派意见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无论主张搞载人航天还是反对搞载人航天，都是学术观点问题，而非政治观点问题，更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科学场如同股市场，只有成与败、输和赢，没有是与非、对与错。有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是好事，是幸事，也是科学民主精神的最好体现，对载人航天的决策利多弊少，有益无害。
但什么时候搞，又成为专家们争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同样可以概括为两派：一派是“现在派”，即主张现在就搞，而且越快越好；一派是“将来派”，即主张将来条件成熟后再搞。
“现在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航天尽管一直受到国际上的控制甚至封杀，但始终在发展之中，现在具备了搞载人航天的实力。“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既奠定了技术基础，积累了管理经验，又形成了一支可靠的队伍。尤其是作为运载工具的“长二捆”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已经成熟。因此无论在研制、生产还是发射、测控等方面，中国都具备了搞载人航天的基础和条件。二是载人航天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晚搞不如早搞，既然早晚都要搞，为什么不早搞呢？就像做生意摆地摊，去晚了，说不定就没地盘了。因为空间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等人家都占领了，我们再搞，一切都晚了，想上也上不去了。刘纪原副部长说，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将来会不会搞一个太空条约，来限制中国和其他国家？这是很有可能的。我有，你没有，我就限制你。如果你也有了，他想限制也不好限制了。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控制着世界，过去搞核垄断，后来又有控制太空、海洋的野心和计划。如果中国不搞载人航天，一旦将来太空被美国控制，想搞也来不及了。所以中国应该抓紧搞。
“将来派”的理由主要也有两点。一是国力有限。中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可以先把有限的经费投放在搞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上，等将来国家经济条件好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搞载人航天也不为迟，没必要现在就急着把人送上天。二是存在风险。载人航天是高投资，高投资就有高风险。中国某些现有的技术尚不成熟，客观条件也不理想，如果匆忙上阵，一旦有误，上百亿的人民币便会付之东流，到时如何面对全国父老？怎么对得起人民的血汗钱？
“将来派”中，有的是航天专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和身居要职的高官。如后来出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就是“将来派”的代表。沈荣骏胸襟开阔，心怀坦荡，采访中，他对自己当年的立场观点毫不遮掩，敢于说出历史的真相。沈荣骏说，不少人说我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初的积极推动者，其实不是，这是一个误会。搞载人航天这事一开始我并不积极，是个反对派。历史就是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乱说。当然，后来中央作出决定后，我还是很积极的。搞载人航天，当时大家没有太多的异议，但什么时间搞，却有不同意见，有争论。一部分人主张尽快搞；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先把重点摆在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上，载人航天可以往后放一放，缓一步再搞。我呢，就是主张把载人航天往后放一放的人。主要理由，就是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得有主有次，不能一块上！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多数专家认为，中国载人航天应该现在就搞。至于其他问题，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争论下去了，要尽快进入实质性问题的探讨和论证，即：中国载人航天到底怎么搞？对此，张成玉司长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张成玉说，载人航天不应该再有争论了，如果再这样争论下去，搞不好弄了半天，还不知道人在天上到底是什么滋味。就像有人在那儿哭了半天，却不知道谁死了一样！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搞不搞载人航天的问题，而是怎么搞的问题。
（选自本人《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