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金融圈，有一个神秘派系。
他们要么在巨头公司身兼要职，要么自己创业打天下，还有一些，成为传统金融机构创新部门的核心高层。
派系被称为“第一黑帮”，因为成员都是从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归国的精英。
他们大多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他们对数据和逻辑“宗教般的信仰”。
两年时间内，他们如何夺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半壁江山？
01半壁江山
近两年，中国信贷市场觉醒，消费金融强势崛起，成为互联网金融中势头最猛的主力军。
从那时开始的，上百位Capital One精英陆续归国，经过两三年的渗透，圈下互联网金融半壁江山，很多巨头公司风控、产品等核心部门，都被“第一黑帮”把控。
他们进入巨头公司，如蚂蚁金服网商银行风险的负责人余泉、百度的副总裁黄爽；
他们也在互联网金融领跑者中担任风控要职，如小米金融信贷业务负责人陈曦，宜人贷原CRO潘奕婷、拍拍贷COO章峰、陆金所原副总经理姚志平等；
还有一批，成为创业者，很多公司的估值已高达几十亿，如融360的创始人叶大清、挖财总裁顾晨炜、量化派的创始人周灏、明特量化CEO李英浩、读秒CEO周静。
“第一黑帮”50人精英团
而“第一黑帮”成员的身价，也在水涨船高。
猎头Lisa，最近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美国Capital One的总部。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都点名要Capital One的华人，开价一个比一个高”，Lisa称，对于经验丰富能担任CRO的人，目前价格已开到年薪200万到400万，另外，还分干股。
一个人曾在Capital One做了一个月实习生，回国后成为某金融公司的首席风险官，结果公司估值生生涨了一个亿。
“第一黑帮”在国内的势头惊人，不论是公司，还是投资人，对贴上Capital One标签的人，都充满了狂热。
刚开始，Lisa也觉得这种追求有些“迷信和夸大”，但等她仔细研究过Capital One的发展历程后，才参透背后的逻辑。
在全球的消费金融发展史上，Capital One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
时光回到1988年，创始人理查德·费班克觉得自己太过超前了。
他提出了“数据驱动一切”的理念，而此时的信用卡业务，依然用着“经验评分模型”。
理查德遭遇的，都是不屑和质疑。
只有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地区银行Signet，下面的信用卡部门，决定冒险一试。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部门，将成长得枝繁叶茂、势不可挡，一路过关斩将，沿途出现的几十位竞争对手，要么被它斩落马下，要么被它直接收购。
如今的Capital One，在世界500 强公司中排名112 位，员工人数47300，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金，成为全美第二的消费金融公司。
数据来源：Wind、宜人智库
这段传奇的进击之路，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消费金融经典案例。
从1998年到2003年监管危机到来之前这6年，Capital One飞速扩张，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产品，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黄金六年”。
而经历过这6年时间的Capital One华人，正在成为“第一黑帮”的中坚力量。
02精英天堂
至今李英浩都还记得，出了机场发现一辆“加长林肯”在等待的场景。
2000年，正在佐治亚大学就读应用经济学的李英浩，通过了Capital One校招前的两轮笔试，并飞往总部，参加正式面试。
等待他的，还有几轮恶战。上午，现场几十个人进行持续3个小时的笔试。
“题目很有意思，有点类似奥数题目，但更偏数理逻辑”，李英浩回忆，最有趣的是，还有性格测试题，比如，如果你的团队中有两个人反对你，你该怎样办？
下午场的面试，几十个人就只剩下几个人，面试官拿着一套案例题，让李英浩当着面解答。
他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做完，甚至最终答案也是错误的，“其实面试官并不在乎答案，只是想看你思考的过程，推导答案的方式”。
现在已是百度金融副总裁的黄爽，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面试官不停“诱惑”她，试图让她把答案画成“图表”。
一天的车轮战面试，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可能不到5%。
而对于1996年更早进入的顾晨炜来说，严苛而有趣的面试流程，甚至是他选择留在Capital One的直接原因。
当时的他，手上已拿了微软和投行的offer，Capital One的面试，不过只是体验而已。
“考试就像闯关游戏，充满了智力挑战”，顾晨炜说，早期，Capital One的面试更为严苛，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7场面试，飞往总部三次。
最后一次面试，出题人是创始人理查德，做完以后，顾晨炜就趴在桌上开始睡觉。
理查德略显不悦，当他知道顾晨炜已把题做完之后，颇为惊讶，本来20分钟的面试，他们聊了40多分钟。
第二轮面试，是Capital One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当着他的面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正是这一幕，让顾晨炜放弃了微软和投行，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公司，“它给了我某种期待，感觉在这里，有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
“你进入这家公司后，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如此相似”，李英浩身边的同事，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几乎具有完全相似的特质：阳光开朗、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
而在经历上，这群人也有共同点，他们曾遭遇挫折，并迅速站起来。
“每一个人都特别好沟通，大家特别聪明，是同类人，如果你跟不上大家，你就会自惭形秽，而选择离开”，黄爽称。
仿佛是一个漏斗，Capital One刻意搭建出一个精英天堂。
而这套精密招聘系统的形成，全部来源于他们多年用人数据的沉淀。
“他们会给人贴标签，再根据表现，决定这个标签的权重和配比”，黄爽称。
比如，哈佛毕业的员工，如果他们表现不尽人意，那么“哈佛”的标签权重会降低。
Capital One这种对于数据近乎神明的崇拜，一度让陈曦难以理解。
有一次，陈曦的部门要招一个管理者，看简历，已完全匹配，但招聘部门还是要求考试，“HR在公司特别强势”。
黄爽称：“就连招个COO，都需要考试。”
不论出身，不论国籍，不看过往简历，只看你的资质和潜力——就是一个英雄不论出处的地方。
除了招聘外，任何职位的升迁，当事人也要经历考试，且分数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在多个场合中，理查德不无骄傲地都说过一句话：“拿我们公司前10%的人和别的公司来比，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拿前80%的人来比，那简直高出好几个档次。”
03数据崇拜
在Capital One，“数据驱动”贯穿了所有的毛细血管，不论是人员招聘，还是组织架构。
而所有产品的推出，更是将“数据说话”，推到了极致。
当时刚毕业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静，也被公司内部系统所震慑——整个公司，就如巨大的创新机器，每一个小部门，就相当于是内部创业的小团队。
“只要你有idea，且有数据论证可行，就可拉动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开始推进”，周静称。
而基于数据的测试和学习（test and learn），是Capital One这个创新机器内部，轰隆作响的发动机和心脏。
“我们几乎每个月就将全美国人的数据，刷一遍，去找潜在客户，开发新产品，或迭代原有产品”，黄爽称。
上一个新的产品之前，Capital One会将同一个客群，分为数百组，针对不同组的客户，营销不同价的产品，来测试接受度、坏账率以及利润，从而选出最优方案。
“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万组这样的测试在进行”，曾在Capital One担任统计部资深总监的刘志军称。
测试的细节，细到什么程度？
“你发信的时候，是粉红色的信封还是粉蓝色的信封，给客户的邮件，是需要签字还是不要签字等等，都要去测试，看反馈的数据来决策”，周静称。
一旦产品被数据反复验证后，就进入“审判”阶段。
在一个偌大的会议中，台下坐着Capital One整个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你要像律师一样上台，用事实和雄辩去征服他们”，黄爽将其称之为“上庭”。
这个过程让黄爽感觉无比刺激，同时紧张万分，“你的产品要有漏洞，在台上会被问死”。
一旦通过了“审判”，公司这个创新机器就会全力发动，调配所有资源，唯你所用，推动你的产品。
这简直是一场场的智力赛跑。
“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公司可以为你的失误买单，不需要接受惩罚”，陈曦称，但你要承受无法“仰望星空”的压抑和自责。
在这里，激情四射的竞争文化，浇灌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而对试错的包容，让他们肆意成长。
而正是靠着这群人的反复试错，Capital One诞生了非常多的创新产品，比如信用卡返点——任何消费的刷卡，都有2%的返点。
“每单刷卡都返点，怎么可能赚钱？当时所有的银行都想不明白，因为刷卡的手续费都比2%要高”，刘志军称。
但Capital One怎么可能做赔本买卖？
“其实是可以挣钱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当月还清，有一部分会因为还不上而产生利息”，刘志军称，Capital One通过大量数据测试，计算出其中“还不上人”的概率，从而设计出这款产品。
“在Capital One，对数据，是如宗教般的信仰，根深蒂固到每一个细节，每一条毛细血管”，李英浩称，这是Capital One遥遥领先的基因密钥，也是其一次次躲过危机的潜在原因。
创业就如最危险的棋局，每一个棋子都落对，“几乎从未犯大的错误”，不可能都归结于幸运。
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正在做房贷的Capital One监控到数据异常，“尽管市场对于房贷，已疯狂得一塌糊涂，但数据不会撒谎，公司果断卖掉了房贷业务”，李英浩称，正是这个举动，让Capital One避免次贷危机的致命伤害。
正是靠着“数据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过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
04回国浪潮
这群年轻人享受着Capital One带来的冲击和成长，但很多人在这里待上5年之后，就陷入困顿。
Capital One招聘了太多的精英，但晋升的职位有限，导致后来有大量的人员流失。
“公司发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确的，但后来就要收敛一点”，黄爽称，聪明的人，野心同样不小。
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的金融公司，极难升到很高的职位。
“因为那代出国的中国人，都太谦虚，不善于表现自己，因此，他们更擅长分析岗位，却不善于需要谙熟美国文化的管理型岗位”，李英浩称。
金融危机残酷的洗礼之后，这代已成熟饱满、吸收了Capital One精华的精英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
2013年，余额宝降生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到来，风云激荡，万物生长，机会丛生，金融换轨，驶入科技的高速车道。
此时，百年难遇的机会就在大洋彼岸，向他们挥手。
他们纷纷踏上了归国之路，试图将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带回中国落地。
“你为什么要回国？”
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会略有不同，但核心逻辑，都是中国的市场太值得期待。
“在美国，你能看到已知的未来，但中国的未来，是未知的，太值得憧憬”，这是黄爽的答案。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批海归精英，就渗透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Capital One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充分开发了次贷人群”，陈曦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核心服务对象，正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没有触达的“次贷人群”。
而这片土壤，甚至比美国更大。
在美国，信用卡渗透率高达80%，而中国，只有30%，大量的金融空白，等待开垦。
市场巨大，前景可期，但要把Capital One的精髓提取，因地制宜地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还需漫漫征途。
“对于数据驱动的理念，很多公司表面接受了，但内核还没有松动”，陈曦称，暖化冻土的春风，才刚刚吹来。
早在2009年，顾晨炜回到中国，做了一家名为“信策数据”的公司，试图将Capital One的数据驱动理念，落地到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数据和反欺诈服务。
顾晨炜一家家银行去磕，做了两年，“我们期待做成金凤凰，结果养了一只老母鸡，不亏钱，但也看不到未来”。
这些理念实在是太新了，即便是三年后，陈曦回国创业，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他尝试给传统金融机构做咨询，去讲“数据驱动”理念，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相信。
最开始，陈曦给银行的负责人说，在Capital One，信用卡的审核，已完全自动化，脱离了人工。
“对方就不信，认为我在吹牛”，陈曦不得不改变策略，说在美国，已经可以做到只用20%的人工审核。
创业者如此，成为公司高层的人同样如此，在公司内部推动“数据改革”时，“困难重重，质疑太多”。
这批雄心勃勃的归国者，在刚回国的前两年，都要经历痛苦的磨合期，来接受本土化改造。
“模式不可能照搬，需要一些中国化改良”，陈曦称，要读懂这里，要因地制宜。
“第一黑帮”正在努力，孵化和改良Capital One的基因。
陈曦加入了小米金融，成为了信贷业务负责人。
周静成为了PINTEC旗下读秒的CEO，在个人信贷业务上延续Capital One的全自动化。
顾晨炜创业项目和挖财合并，他也成为挖财的总裁。
李英浩创办了明特量化，正在C轮融资。
而黄爽，加入了百度，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再造金融传奇。
“我们产品和理念，都延续了Capital One的基因”，李英浩仍在寻找当年模板的人：沟通能力强，经历过挫折，并能迅速爬起来。
而顾晨炜遇见特别看好的面试者时，他就会对副手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第一黑帮”经常聚会，他们如大学校友般谈笑风生。
拍照时，他们就会伸出一根手指，举在胸前——这是“第一”的标志，也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老的一批人，他们刚适应了中国土壤，渐渐开花结果，而新的一批种子，刚刚埋下，等待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