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称，广东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深汕特别合作区机制调整工作，虽没有透露具体的信息，但仍引发市场的强烈关注。受此消息提振，一大批在合作区有地的上市公司股票集体大涨，投资客们也在纷纷打听那边的房地产行情，足见资本对深(圳)汕(尾)合作区的浓厚兴趣。
攀上深圳这个富亲戚，汕尾真的要麻雀变凤凰？
有媒体将深汕合作区誉为深圳版的“雄安新区”。二者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深汕合作区距离深圳核心区大约120公里，与雄安新区距离北京核心区的距离相当。不仅如此，两个新区都属于待开发的处女地，都涉及到跨行政区合作，都远程依附于一个辐射力超强的母体城市。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近来比较火的词——飞地经济，这是一个在国际上颇为常见的跨区域合作模式。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还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高调地力挺“飞地经济”这个在过去模凌两可的新事物。未来，这个新事物极有可能主导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一次区域格局的世纪大洗牌。
所谓“飞地经济”，即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开发实现资源互补、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合作模式。
新加坡是“飞地经济”的资深玩家。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在苏州市打造了一个占地面积达278平方公里的“飞地经济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是弹丸之地，通过数十年的填海也不过700多平方公里，通过这块“飞地经济”实验区，新加坡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而苏州也借助这个“飞地”园区，实现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其经济总量一度赶超广深。
上海也曾大胆借用“飞地经济”变身国际航运中心。本世纪初，随着长江口淤泥逐渐堆积，上海面临“无港可用”的难题，于是瞄准了悬浮在杭州湾口的两个小岛——大小洋山岛，这是一处建设深水海港的绝佳之地。然而，这两个小岛属于浙江舟山的辖区，并非上海管理，怎么办？上海与浙江在当时开创了一个中国区域合作的新模式——租赁。
租用这两个小岛后，上海火速开建了东海大桥，将大小洋山岛与上海陆地相连，随后将这两块本来无人问津的荒岛，打造成吞吐量全球第一的深水海港。借助这个深水海港，上海成功地从一个河港城市变身为海港城市，若没有这次世纪大变身，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北京也有过“飞地经济”的实验，回顾北京改革开发以来的发展史，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城市升级，都离不开“飞地经济”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为解决机场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北京在当时还归属于河北的顺义规划了一块飞地，开建了首都国际机场。直到今天，这个位于顺义区的机场仍然是一块由朝阳区管理的飞地。
本世纪初，作为一个非沿海城市，北京却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出海口，像上海深圳那样享用到海洋经济的盛宴。这一次，北京瞄准了河北唐山一个叫做曹妃甸的沿海滩涂区域，并把那里开辟为自己的飞地。作为合作筹码，北京把首钢这个巨无霸企业搬了过去，北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出海口，而曹妃甸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滩涂之地跃升为中国北方的港口明珠，唐山的GDP至今领先省会石家庄居全省第一。
今天，北京又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这一次，北京瞄准了120公里外的白洋淀，于是，雄安新区在华北震撼出场。北京要在这里大干一场，打造出一个在发展模式上前所未有的未来之城，并与北京、天津形成铁三角关系。
可以说，正是借助“飞地经济”，新加坡、上海、北京都很好地解决了土地资源紧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并据此实现了城市功能的大飞跃。
今天的深圳，同样需要一块“超级飞地”，来破解当下土地资源紧缺的难题，来实现一次城市功能的大飞跃。
毫无疑问，今天的深圳到达了它历史上声望最高的时候。文人为它妙笔生花，学人为它风流著史，投资客为它一掷千金，这种来自民间潮水般的赞誉就连北京上海也要礼让三分。
然而，隐忧也正在蔓延，看空深圳的声音不时传出，高房价逼走企业和人才的网络文章常常出现。深圳官方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此前召开的一季度经济形式分析会上，明确点出深圳面临的“四大隐忧”：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用地匮乏、人才数量质量不足、生产经营成本增加。
老实说，这四大隐忧之中真正无解的只有第二个。原始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引进大学来解决；人才方面，深圳已经很拔尖了，最多输给北京上海；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可以通过产业扶持、税费优惠来缓解，深圳有钱，在这方面的回旋余地大，但高成本归根结底还是产业用地的匮乏——没有地，才是深圳真正的隐忧。
没有地，深圳科技企业的新增产能往哪里放？没有地，深圳的地价和房价只会越来越高，老百姓如何安居乐业？没有地，深圳如何与地票充足的北上广持续竞争？
于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顺势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