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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想退休,为何退不了?

在中国这片神秘的国土上,有一种危险动物,叫:首富。

 

几天前,90岁的华人超级富豪李嘉诚正式宣布退休,拼搏商海几十年,最后成功着陆上岸,李嘉诚是华人富豪中的传奇,因为要知道,以首富之身而能避免超级风雨,自古至今都是少有的。

 

此前,最爱君曾经写过贵为帝国首富的元朝末年的沈万三、晚清的胡雪岩,再加上黄.光.裕等人,可以说,首富的交椅,还真是不好坐的。

 

而今天,我们也要来说说一位清朝中期,一位甚至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首富的帝国超级富豪:

 

伍秉鉴。

 

1:

 

1826年,这一年是大清帝国道光六年,一位不仅在帝国内部,且被当时的西方人敬奉为传奇人物的58岁的帝国首富伍秉鉴(1769—1843年),在广州宣布:

 

老爷子我,要退休了。

 

▲19世纪初期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作为一位从福建移居广州的商人后代,伍秉鉴的祖上从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广州,到了伍秉鉴本人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秉鉴的祖上一直默默无闻,一直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家才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办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钧壮年去世;也就是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哥哥伍秉钧手中,接过了怡和洋行的家业,由此开启了创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惊人历程。

 

尽管父亲和哥哥为伍秉鉴留下了一个简单的基础,但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起步,却是源自伍秉鉴的创造。

 

伍秉鉴生活的年代,清廷闭关锁国,只允许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而作为千年商港和广东的省会,广州作为大清帝国的开放门户,也成了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后来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香港,一个能诞生首富的地方,一定要讲究:

 

天时、地利。

 

1757年,清廷宣布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并且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政府所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所垄断把持,这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一度是大清帝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

 

少数几家商行,却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其中的利润空间可想而知,而伍秉鉴所接手经营的怡和洋行,作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崛起,一个帝国的巨富新星:

 

冉冉升起。

 

2:

 

商海厮杀中,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做垄断生意来得有“钱景”。

 

在联合官府进行垄断经营多年后,伍秉鉴的生意不仅在国内,且扩张到了世界范围:通过代理人,伍秉鉴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金融业务甚至广及欧美,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企业家。

 

1834年,伍秉鉴曾经提起他个人的财富,通过计算他个人在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和现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伍秉鉴说,他拥有多达2600多万白银的资产,而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才4000万两白银。

尽管富可敌国,但他的生意,却始终以品质和诚信为重。在当时,广州十三行中也有其他行商经营茶叶贸易,但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出品的茶叶,只要贴上“怡和行”的标志,立刻会被外商定为最好的茶叶,且价格也水涨船高。

 

对于生意伙伴,伍秉鉴也讲究共赢共富,由此赢得了行商们的一致敬重。有一年,他从洋商处获得了一笔百万大单,正当大家都在议论怡和洋行又要狠发一笔的时候,伍秉鉴却将广州十三行行商们请来一起吃饭,然后宣布,这笔生意要和大家一起做、一起发财,引得其他行商震惊不已。

 

对于老外,他也颇有情义。美国商人索萨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000多银元,由于无力偿还,索萨也被清廷禁止离开中国,听说这件事后,伍秉鉴主动找来索萨,并当着索萨的面,将欠条当场撕毁,伍秉鉴说:你是我的好友,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人生总有起伏,我不要你的钱,你快回国去吧。

 

由于诚信经营,待人厚道,伍秉鉴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大,并且他的商业口碑也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

 

▲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贸易,伍秉鉴积累起了超级财富。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对此表示,“到1834年,伍浩官(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专辑,统计了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而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说了,刘瑾作为明代的巨阉太监,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宋子文作为曾经的国舅,可以说,国外公认的古代中国六个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鉴一个人,是彻底的商人出身。

但要注意的是,他虽然是首富,但他仅仅,是个商人而已。

3:

 

在中国几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士农工商”的垫底阶层,商人永远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哪怕你贵为首富和超级富豪,也是如此,因为帝国的生态,不会因你而变。

 

2013年,就在李嘉诚在国内“撤资”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李嘉诚特地邀请了国内的南方报业到香港进行专访,意图“澄清”所谓的“撤资”(尽管他说一套做一套)。

 

最爱君的同事采访回来后,对最爱君讲了一个细节,说在李嘉诚的办公室,李嘉诚特地亲自给每个记者派发名片,表现非常谦虚,并自我介绍说:

 

“您好,我是长江实业的李嘉诚。”

 

在今天广为人知的一张全景照片中,大家可以清晰看到李嘉诚在办公室中所挂的清代左宗棠的一幅对联: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最爱君的同事回来后跟我们说,李嘉诚在接受采访的整个过程中,表现非常谦虚,但最爱君想说,李嘉诚的这种谦虚,正是来自于他对古今政治生态的透彻观察:

 

商人,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那个阶层。

 

▲李嘉诚的谦虚,渗透着中国式的哲学智慧。

 

同样,伍秉鉴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对于大清帝国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和政治生态前的卑微地位,欧美人的观察非常透彻,伍秉鉴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约翰·巴罗说:

 

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英国人岱摩,对于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观察得更为仔细,对于当时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们,他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国的富豪和商人们,在官员们面前,眼光仅仅只能到达他的“第九粒扣子”,而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国商人们的卑微感,哪怕你贵为首富,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4:

 

超级财富来自垄断性的贸易,而垄断性的贸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贸易地位、继续当上十三行行商,大把撒钱,自然是伍秉鉴的第一选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而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在政治和官员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个特点,就是都喜欢捐钱买个虚职的官衔,然后穿下官服过过瘾,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伍秉鉴的画像,都有他穿着官服的样子——通过捐钱,伍秉鉴买到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所谓“商而优则政”,不仅仅是一种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现,更是一种寻求政治加持和保护的密码。

 

这个秘密,中国商人信奉的经验是:“平常人我不告诉他!”

 

或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觉得太累了,从1801年33岁时接过怡和洋行的家业;到1826年58岁时宣布正式退休,伍秉鉴本以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风顺地经营下去,然而他还是太低估了,人生和政治的风雨。

 

▲穿着官服的伍秉鉴,帝国的商人,无不需要政治的加持。

 

就在伍秉鉴宣布退休后的第三年,1831年,作为大清帝国和英国商人中介代理人的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受了英国人的委托,前往清廷请求,表示英国商馆希望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但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在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将伍受昌处死,这把作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浑身哆嗦,当场就下跪磕头求饶,而当时一起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时收了伍家不少好处,也帮着一起求饶,对此伍受昌才逃过一劫。

 

或许是在商海和政治的博弈中并不如意,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已经退休五年的首富伍秉鉴,在63岁这一年,饱经了丧子之痛。

 

不得已之下,伍秉鉴选用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作为接班人,而自己也在宣布退休后,却仍然不得不经常为家族的生意站岗、撑腰。

 

一个首富,哪里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5:

 

前面说过,一个首富的诞生,必须拥有天时、地利,再加人和;然而,伍秉鉴和他的家族,却正在失去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得益于鸦片战争前清廷闭关锁国,以及广东“一口通商”,和伍家的怡和洋行垄断经营等有利因素,伍秉鉴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然而在他退休后,随着欧美商人对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越发不满,一场超级政治风暴和战争正日益迫近,并即将无情的裹挟伍秉鉴的首富家族。

 

伍秉鉴退休后,先是儿子伍受昌死亡,然后,这个大清帝国的首富,又迎来了鸦片战争的前奏:

 

虎门销烟。

 

作为大清帝国和外商的中介代理人,十三行行商们,平时也需要为自己所负责对接的外国商人们,在华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而为了牟取暴利,19世纪初开始,大量外国商人夹带鸦片入华售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此情况下,由林则徐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也即将拉开帷幕。

 

▲剧照:林则徐虎门销烟,是伍秉鉴家族衰落的象征。

 

在此情况下,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自然将作为广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崇曜(商名伍绍荣)进行了开刀问责,并要求伍崇曜必须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进行销毁。

 

但洋商们哪里肯?无奈之下,伍崇曜求爷爷告奶奶,让洋商们交出一些鸦片做做样子,加上自己又从洋商手里买了一些,这才凑了1037箱鸦片上交给清廷,希望能结案了事。但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行商们,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十三行行商的大佬、怡和洋行的少东家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强势进行销烟,尽管在上下各路打点下,加上林则徐也认识到了行商们所处的尴尬地位,伍崇曜最终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也一落千丈。

 

捐钱买了个三品官衔的伍秉鉴,终于认识到了,他一生极力想触摸,却又始终遥不可及的:

 

政治威力。

 

6: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封锁了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记载道,在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后,已经72岁的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伍家及广州十三行行商们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终于失败,然而能成为首富的商人,自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在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挽回后,伍秉鉴迅速捐钱出力,鼎力希望清廷能够获胜,因为他明白,一旦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开放门户后,广东“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以及十三行行商们所赖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也必将崩溃瓦解。

 

18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为了阻止英军,奉了清廷广东当局之命的伍崇曜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谈判,最终双方签署了《广州和约》,并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向英军交出600万元赔款。而在赔款中,200万元由十三行行商出资,其中伍秉鉴家族出资最多,共出了110万元。

 

尽管参与“议和”,但伍秉鉴及其儿子伍崇曜,也从此戴上了“汉奸”的帽子;1842年,清廷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并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条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须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为了筹措这笔巨额赔款,清廷勒令伍秉鉴,逼他交出了100万元帮助向英国人赔偿。

 

▲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发生大火,据说以致海量白银融化成了河水。

 

而首富家族的灭顶之灾,才刚刚开始。

 

与被“勒捐”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清廷的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在英国人的要求下,在广州的基础上,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商从此可以跟任何中国人做生意,无需行商做中介了),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商业垄断特权,伍秉鉴的首富家族,也开始被迅速打下神坛。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写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在宣布退休多年后,这位大清帝国乃至当时的世界首富,在政治和战争的风雨中,已经心力交瘁。

发出这封信半年后,1843年,75岁的首富伍秉鉴,最终在大清帝国的风雨飘摇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逐渐崩溃瓦解,他本以为退休后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没有到来。

因为即使贵为首富,他也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和帝国中,一朵浪打的浮萍,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十三行故事:富可敌国的伍秉鉴家族的兴衰》

周雁翔:《中国最早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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