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凡夫俗子话财经（ID：eric_fuzi）
作者：凡夫俗子
房租的话题火了，生育的话题也火了，可国人的热情却没火起来。原因很简单：收入增速越来越赶不上居住成本与养娃成本的一路高歌猛进；简言之，钱少压力大。
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与其望眼欲穿地翘首期盼老天爷来一场“久旱逢甘霖”，还不如自己动手开井挖水来的实在。
比如说，找个收入高潜力大前景好的工作——即便进不去那些头部大公司，至少先努力入这个行业。
于是在近些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想尽办法削尖脑壳往金融业与IT业里钻；而一提到金融民工与码农，人们常常会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国人收入差距大，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从事不同行业的人，收入状况可谓天壤之别。高收入行业从业者年薪动辄几十上百万，低收入行业从业者很多只有年入三五万的份儿。
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会如此之大？读完此文，或许你会找到答案。
在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几何。
鉴于工资是绝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故而我们用行业平均工资来加以度量。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对行业的划分标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包括电力煤气、采掘、金融与信息计算机软件业，而近些年又以金融业以及信息计算机软件业为主（详见下表）。
可以看到，从工资差距看，1978年人均工资最高的电力煤气业与人均工资最低的社会服务业的工资差距仅为458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工资水平最高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2017年，人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信息计算机软件业，比人均工资水平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多出96646元，这便意味着一个拿着平均薪资的金融从业者，一年可以比一个农民多赚近10万元，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另外，从不同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看，自2005年开始，我国平均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相对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2015年为3.59。不过这一数值仍比2000年以前高出不少，而且近期还有反弹的态势，2017年为3.65。总体上看，我国行业间的工资收入水平上仍在不断拉大。
正因为如此，当前只要是有条件或有能力，相信不少人都希望能改行从事平均收入最高的金融业或信息计算机软件业；倘若没有机会“华丽转身”，人们也会把希望寄托在还能选择的年轻人身上。
例如，笔者亲戚家的小孩刚高考完，在报志愿的过程中，笔者强烈呼吁他优先选择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专业——因为就业前景广，收入高。
相信这不是个例。
我们不妨从劳动者个人因素与行业因素两个维度来加以分析。
劳动者是各行各业的核心要素，当然会直接影响到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因素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作为一种“活体资本”，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更大的增值潜力和空间，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科技创新、任何的增加经济效益的行为，都需要人的参与。而凭借其独有的创新性与创造性，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协调作用，人能够将等量的资源转化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可是对于个体来说，由于每个人能贡献的人力资本并不相同，因而会对工资收入水平与增速造成差异性的影响。这其中，又分为两个影响路径：显性人力资本和隐形人力资本。
1. 显性人力资本
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不同，其教育回报率便会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工资收入差距的产生。
与此同时，由于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行业的发展速度、利润积累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尽相同，而每个发展阶段的主导行业与新兴行业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因而有条件为该行业的劳动者支付更高的报酬。比如本世纪伊始的计算机行业，前些年的银行业，以及当前的互联网行业，都是真实的案例。
显然，这些“风口行业”对所有劳动者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往往只有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综合素质较强的劳动者才更有可能进入到该行业中，这样便会在高收入行业中形成人力资本集聚。如此循环，也就出现了高人力资本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高收入行业反过来继续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局面。
2. 隐性人力资本
指那些难以被测度，却在收入形成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虽然不会直接在劳动者个人身上有所体现，但同样会带来收入水平的差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关系层面的人力资本。即使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同，但是人们经常会发现，那些“有门路”、“家庭背景好”的劳动者更有机会进入高收入行业；哪怕受教育程度稍微逊色，但是拥有雄厚社会资本的劳动者也更有机会进入高收入行业。
当然，除了人力资本要素外，其他个人属性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对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健康、婚姻、政治面貌、性格甚至颜值。这些个人属性都在行业招聘中具有一定的筛选价值，于是高收入行业必然会更多地集聚个人因素相对占优的劳动者，由此必然给行业发展带来更多贡献，形成行业发展的推动力，进一步提高该行业的利润和工资收入。
除了劳动者个人因素外，行业本身的发展态势与获利能力同样会对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
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垄断行业的存在。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由于具备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因而垄断行业可以通过控制和影响产品价格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从而成为行业高收入的直接推动力。这其中又可分为生产资源垄断与行政垄断。
生产资源垄断的企业对原材料具有控制权，其他厂商会因为过高的门槛儿难以进入该领域进行生产和竞争。于是，垄断企业便有了市场的产品话语权，独占的垄断利润也惠及业内的劳动者，配合上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作用，久而久之便引导行业收入分化走向马太效应。
对于行政垄断的企业来说，由于受到各种政策福利的倾斜，其他企业鲜有机会与之竞争，如此一来，该企业在掌握高质量的社会资源与其他各种机会中便占得先机，为高利润的获取打下基础。而这样的企业通常更容易吸引高社会资本的劳动者加盟，企业本身的社会资本与企业员工的社会资本叠加后，高收入便水到渠成。
此外，垄断行业在与政府、市场及其他企业的博弈中，往往具有优先决策的优势，这使其在市场中拥有资源分配和市场独占的权利和机会，造成了企业和政府间、各企业间的不公平局面，其他企业在垄断企业面前只有退出或者跟随，无法形成充分竞争和自由博弈的均衡结果。
总而言之，因生产资源垄断与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收入差距既显著又不公平。因此，正确测度垄断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并基于此提出解决收入差距的思路，是国家调解收入差距中首先最应该解决的痛点。
在行业层面，除了垄断因素会造成较为明显的行业收入差距外，还有一些非垄断因素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业收入水平与分化程度。比如以下三点：
第一，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前文说过，高收入行业容易集聚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而这些高人力资本劳动者在进入行业之后，会带来知识的外溢效应，为身边的人带来更多有利影响，进而引发企业内乃至整个行业内的学习效应，使得行业内的人力资本作用显然大于简单的劳动力加总，使得资源要素的整合效率大幅度提高，并提高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于是，这种人力资本集聚和溢出效应就成为了高利润与高收入的根源之一。
第二，技术进步红利的行业分配不均衡。
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新技术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即便总回报有所增加，也极有可能造成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这便是所谓的技术进步红利的分配不均衡。
行业之间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往往高收入行业更容易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进而持续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而与之相应的，便是技术进步红利会向高收入行业集中，就如当前的金融业与计算机软件业，无论是硬件创新还是软件创新都堪称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新模样，而行业收入水平自然也越来越高。
第三，宏观政策倾斜的非均衡性。
各个行业对宏观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通常是时下的主导行业贡献相对更高。而这些行业往往更受政府部门青睐，并优先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政策，进而实现比其他行业更为快速的发展，由此形成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过从理论上讲，这种非均衡为阶段性特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逐渐趋向均衡，宏观经济也会随之向其他行业倾斜，行业收入差距便会慢慢缩小。
五、尾声
客观地讲，一定程度的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那些垄断等因素而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增大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还需要在完善税收调节机制、对行政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做出长效监管等方面加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重视人力资本因素，着力缩小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具体来说，可以将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国人各个阶段的受教育机会、完善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破除行业间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等作为发力点。
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还是在正视行业收入差距的同时，通过合理配置自身资产、不断提升自身知识储备、业务水平与各方面能力等途径来实现自己与财富的增值，进而确保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报酬，以便从容地应对眼前与未来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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