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鸿评论
从10月中旬开始，我从北京出发，一路驾车途径大运河沿岸的主要城市，主要围绕杭州湾南北两个方向进行考察，走了很多地方，参观了不少博物馆，感受良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这次更加深刻体会了这个说法的有效性。实地去走一走，和只是读书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这次考察的收获极大，沿途中用自己的眼睛印证了书中的很多观点，解答了读书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疑惑。
比如以前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湖形成过程，大概在6000年到7000年前，有一次大规模的“海进”，海水一直涨到了镇江，然后海水逐渐后退，期间形成了一道围绕太湖的沙岗——冈身。但是冈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在什么位置？以前我一直搞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和形状。
所以这次从苏州驶往上海的途中，我就一路在找。在从苏州开往崧泽文化遗址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道非常明显的，目测在十几米到二三十米的一个蝶形土坡。等到了上海历史博物馆再仔细去看冈身形成的过程，才能更形象直观地理解长江挟带泥沙形成冈身的具体演化过程。
这一趟考察的主要目的，并非对具体的考古感兴趣，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所有历史研究其实都是在研究当代史，要通过这些研究，找到一个地区背后的文化基因，来解释现在，解释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跟其他地区的不一样，搞清楚文化资本和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地区，客观条件貌似都一样，但是其中一些经济发展得很好，而有些就要差一些。比如南昌的位置跟武汉或者长沙基本上都算是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那为什么长沙就比南昌发展得好？再比如成都、重庆、长沙，这些城市现在变成了所谓的网红城市，为什么年轻人特别喜欢在这些城市工作、生活？为什么彼此差距巨大？其实背后归根到底都有文化因素在在起作用。
要搞明白这些原理，就得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比如我这一次考察的重点是，苏南模式和浙江（宁绍温台）模式的历史成因。这两个地区隔着杭州湾，一南一北，北边叫吴文化，南边叫越文化。
两者演变出了风格迥异的经济模式。苏南模式有很大的集体性、规划性，以工业园区模式为主导思路。而浙江模式，比较像经典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市场”，形成了所谓的“块状经济”。两种文化为什么催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
我认为两地背后的文化资本对地区进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资本”就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习俗所积淀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土壤。
而“经济资本”是在文化土壤之中孕育生长不断壮大，受惠于当地的文化资本，同时也受制于这种文化资本，既给它好处，也带给它制约。
要考察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文化资本”最初的状态——“文化基因”。
比如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对同一件事的想法和反应，北方人和南方人、沿海人和内地人，往往差距很大。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留下的传统观念是，中国文化就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文明，而其他文明相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是次一等的或者是边缘化的。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接受这种熏陶，留下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我通过系统性地研究南方的文化，觉得这种观念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华文明的形成绝不是以某一个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是多元化的，由多元的地区中心共同形成的。如果我们要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原点，我认为应该把时钟设定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距今1万年到4000、5000年前的这段时间，这关键的几千年是孕育中华文明几大中心的最重要时刻，我们要到那个时刻中去寻找构成中华文明的几种地区文化各自的特点。
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地，至少分成三个重要的文化集团，呈三足鼎立的态势。中原地带以灿烂的仰韶文化为中心，位于现在的河南、陕西、山西一带，可以说是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文明中心是楚文化，以湖南、湖北、四川东部为中心，非常有战斗力和活力。此外，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圈，再加上山东海岱文化圈，可以统称为东夷集团。这三股势力在这个时期彼此斗争，彼此融合，相互影响。
我认为几个地区文明在发端的源头，文化基因的初始状态有着显著的差异。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
其实很简单，是对水患的感知差异导致的。整个东夷集团，从山东到江南，跟中原文化最大区别是什么？就在于东夷集团遭受了严重的海侵。从更新世（亦称为洪积世，从2,588,000年前到11,700年前）晚期以来，有三次“海进”然后“海退”。先是海平面大幅上涨，最严重的时候淹到了江苏镇江一带，在苏北淹到了淮安一线，在华北淹到了天津以西北京以东的地区。
海进之后是海退，海水最远退到了东海大陆架的边上。把现在海平面以下155米的整个东海大陆架全部暴露出来，黄海、渤海全部变成平原，形成了三大平原：渤海平原、黄海平原、东海平原。中国的陆地面积向东扩展了600公里。在15000年前，当时的人类可以直接步行走到日本、台湾和海南，因为他们当时都和跟亚洲大陆连在一起。
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东夷集团跟黄河长江中上游的人，他的心里意识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沧海桑田”的感受。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自己古老的家园，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会被海水所淹没。他们对沧海沧桑的认识，是黄河与长江中上人游的人所难以理解的。东夷人对于海水大规模上涨的深刻印象，深深埋在他们文化基因中间。
所以东夷集团的文化中间，不管是山东地区、苏北地区，还是苏南地区、浙江地区，统统都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崇拜——鸟图腾。因为对他们来说，鸟能在大海中间展示地上动物难以企及的自由。这种对鸟的崇拜已经刻印到了他们的文化基因之中。
黄河与长江中上游的人，他们对于海水上涨对家园构成的危险，是不大容易理解的。
而河流下游靠近海边的人，他们对大海与洪水的威胁更加感同身受，我们看到全世界在上古时代，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苏美尔、印度、埃及、中国，还有欧洲，各个古代文明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对应的就是近万年以来的三次重大的海进和海退。
经历过这些过程的先民们，就会留下传说一代一代相传，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而这种变化是黄河与长江中上游的人所没有的。不同的文化经历的遭遇是不一样的，它们的文化基因从最初就不一样。东夷集团对水的巨大威力和巨大危害，对沧海桑田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的适应力和感知力会更敏感。这是他们跟中西部其他地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典型的文化基因。
东夷集团不但与中西部的文化基因有巨大差别，在其内部也有所差异。比如海进淹到江苏的镇江、扬州一线之后，逐渐开始后退。现在的太湖当时还是个海湾，海退之后逐渐被圈闭起来，形成一个淡水湖，当时整个地区大量变成了沼泽地，先人们逐渐从地势比较高的地区，跟着海退的节奏慢慢下到了低海拔地区，在今天的杭州萧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滩头阵地，并与距今7000年至8000年前，分成了两支。一支走到杭州湾北部马家浜，也就是现在的嘉兴附近，还有一支到达了杭州湾南部的河姆渡，即现在的绍兴、宁波一带。
两种文化在杭州西部的良渚地区集大成，完成了文化的组合创新，形成了一种带有强大的集权性质的政府。因为人们要治理水患，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所以必须要有统一的计划与行动，这需要强力的政府干预，进而演化出了非常有规划的城市建设、集体农场种植等等。他们如果不靠这种集体的力量，就没有办法生存，没有办法形成文明，这是后来吴国崛起的重要文化基因。再后来我们看到苏杭在运河贸易中兴盛，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苏南模式，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集体性”。
苏南模式最独特的核心就是集体化，它是政府作为市场组织者进行强力干预的一种经济。因此现在的苏南地区，工业集中在工业园区里面，上海、苏锡常等地，普遍体现出了类似当年良渚文化的高度集体化的一种文化特质，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基因。
但是一路往南，到了萧山，特别走到绍兴之后，可以感觉到气氛明显就不一样了。宁波、绍兴一带的文化基因是河姆渡文化，从一开始就跟良渚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是自然环境更优越。它所处的7000年前的时代，气温较高，各种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考古发掘出来的人们食用的动物种类多达61种，远超其他地区。这使得河姆渡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
当气候开始变冷，平均气温下降3到5度之后，其他文化被迫开始朝一个地区集中，发展出更复杂的社会协作体系来应对恶劣的气候，使得各种不同文化基因进行组合创新。比如良渚地区的人在天气变冷之后，被迫要进化出强大的种植经济体系，被迫要改良发明更多更高效的工具。
而此时河姆渡人的生产环境任然较好，他们可以从容地选择各种食物，继续原先的采集狩猎生活。河姆渡人虽然已经掌握了水稻技术，但是并没有大规模耕种，原因就是从能量效率来看，采集狩猎比种植更划算。它跟良渚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河姆渡没有进化的压力，所以它没有走向进化的方向。
河姆渡文化的特质是自由随意，中央政府或者集体组织并不强力。这导致了后来在浙江的南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钱塘江以北那种高度集权的状况，从河姆渡文化一直到现在，当地都是“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竞争的体系。
这种文化基因从河姆渡时代延续至今，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发挥的作用比较弱，而这些氏族长老或者叫地方乡绅们，对市场的组织作用要大于政府。当年是地方乡绅们，现在是各地的企业家，由他们来主导，自由发挥。所以现在浙江东南部地区出现的是“块状经济”，主张彻底的自由经济，他们搞的是专业镇，一村一品，政府只是给大家提供服务，很少插手规划，所有地方事务都由当地的势力来主导完成，自由进化出来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这是浙东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色。
那么苏南和浙东这两种经济模式孰优孰劣呢？
从做大事的角度来说，苏南模式更强，因为它有强大的组织性。从良渚文化那个时代就可以看出来，它的优点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从竞争活力、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来看，浙江的块状经济模式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从来都是在市场中自己找饭吃，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其他任何人，就靠自己。所以在市场大变化的时代，它的进化是有优势的。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大家都停留在工业时代或者信息时代，那么苏南模式更强，团结起来做大事的能力更强，统一规划的效率更高。
但是在大变革时代，在技术飞跃的的时代，浙江模式具有着一飞冲天的实力。它能够敏锐地感知到变化与机会，一旦是抓住一次机遇，在苏南地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就能够一鸣惊人。
有了这套分析的基础框架，我们就能够系统地去分析其他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西岸和东岸的文化，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是怎么影响地区发展的？为什么深圳、东莞的发展模式，和广州、佛山、中山的模式不一样？为什么武汉、长沙、南昌会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西安为什么现在又现在重新崛起了？背后其实都有文化基因的作用。找到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就能解释现在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
未来我们还将更加全面、系统性地梳理每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积淀，找出原始的文化基因，把发展脉络理顺，把发展潜力如何搞清楚，这对于中国社会和我们所有同学，都有着相当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