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刷屏了。据说是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副教授通过媒体宣布，11月在中国诞生了一对CCR5基因编辑的婴儿，他认为敲除CCR5基因会预防父亲携带HIV病毒可能产生的感染。虽然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和细节仍有待证实，但各方炸开了锅。
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人们只想要那些有益于他们目前身份的家族历史，当历史丑陋时，他们就想把他抹杀”但是基因的强大在于，传承历史的记忆，不论好的和坏的。
传承下来的东西，我们只能全盘接受？
那么我们又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实：从字面意义上说，人是从父母的原材料那里创造出来的，而父母又出自他们的父母。譬如，面部特征有很强的遗传性就是事实。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我们的相貌常常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是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DNA的独特组合完完全全，或绝大部分能够界定我们是谁或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但是，DNA的组合肯定对我们有着巨大影响。
那么，遗传给我们的DNA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生活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主要是通过遗传给我们的DNA起作用）？这是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任何人生活中的任何部分，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会决定这个人的特质。对于这些观
点，我以后还要讨论，但是现在我至少可以说：如果你是某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那么你的DNA当然就出自那个人。把你养大的人也许根本不是你的生身父母，但是你无疑会受到他们文化的影响。你生长的环境的许多方面塑造了你的基因，但是你的DNA是通过你家族的血统遗传
给你的。
我也开始研究我们的家族历史。但是，我仅简略地查阅了上几代人的历史片段，就足以使我感到惊叹了。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深入下去。当我真正开始向纵深探询家族的过去时，我思绪纷乱，百感交集，其中有安慰，有满足，还有绝望。
通过对家谱的了解，你能更清晰的看到未来的你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家谱学所揭示的有关家谱学家的东西比有关其祖先的东西要多得多。这其中无疑有罗夏测验的程式，根据这种程式，一个人从现存的档案记录中梳理诸多的姓名和事实，这些分散的材料好像自成某种图形。我的家族里有些人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对于他们生活的了解同我关联紧密，譬如当我的孩子长到同样年龄的时候，我知道了朱莉娅和她的孩子的事。这倒不是一种心理疗法，而是人类生活的史实。迈克尔·迪根是真实的人，曾经爱过，也曾经受过苦，他的那些隐秘的、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远比我发现了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大得多。我当然对于他给后人留下的遗迹感到好奇，因为我也在其中，这些遗迹不仅仅是贫困与犯罪，还有他保守的秘密。他的那些秘密，还有整个范迪门地的囚犯们所保守的秘密，长期以来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但是在家族内部，人们对于这些秘密的隐藏又感觉如何呢？
如果迈克尔·迪根和安·麦格拉斯生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曾是囚犯，结果就同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对此闭口不谈。我的父亲小时候很多时间都是由他的外祖母，也就是迈克尔·迪根的幼女带大的，而且父亲仍然记得他外祖母是个十分有教养、温文尔雅的女人，
她接受过教师培训，并生育过五个孩子。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妹，是个修女。这她知道吗？
我同父亲的几个表亲取得了联系，在听说了这段囚犯的故事后，他们和我父亲一样感到吃惊，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位囚犯的女儿极其庄重典雅。这是她父母的教育所致吗？她是刻意这样以示有别于父母，还是因为她有幸生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衣食无忧、教育有保障的国家，自然
而然地成长为举止优雅的淑女的呢？当我把迈克尔·迪根的事告诉我父亲时，我还真有点儿紧张，怕他接受不了。但是变化了的时代也改变了父亲，他彻底惊呆了，因为在此之前他对于这事连一点儿传闻都没听到过，但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迪根和麦格拉斯，他感到伤心，对于他们的遭遇，他充满同情。他认为在他父母那一辈中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族里有这段囚犯的历史。
人们曾经认为他们不光彩的过去会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消亡，但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挖掘档案记录曾经是繁重的、特殊的体力工作，而现在整个工作只不过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而已，你很容易地就能得到所有的档案。然而，这也意味着要想编造自己的过去是越来
越难了。不管你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透明的历史也给人带来了新的责任。
信任，这种情感的传承来自祖先
研究人员发现，一般来讲，关系越近，得到的信任也就越深，人们给予朋友的信任多于政府官员，这是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奴隶贸易问题，一百年前卷入奴隶贸易越深的群体也是现在信任理念越缺乏的群体。在现代非洲人中，那些自己的前辈曾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创伤较重的人，比那些前辈受创伤相对较轻的人，缺乏信任观念，他们不但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同民族的人，也不相信亲戚和邻居。
是奴隶贸易引发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吗？这种不信任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对原地区的居民依旧有影响吗？有很多迹象表明，二者之间或许真有必然联系。通常来说，如果亲眼看见了无辜的人突然被人抱走，或者被当作奴隶卖掉的情景，你从此就不会再相信别人了。不轻信别人可能会使人活得好一些，起码自己不会被人当奴隶卖掉。大人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都会教他们要小心谨慎。奴隶贸易与对人失去信研究人员发现， 一般来讲，关系越近，得到的信任也就越深，人们给予朋友的信任多于政府官员，这是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奴隶贸易问题，一百年前卷入奴隶贸易越深的群体也是现在信任理念越缺乏的群体。在现代非洲
人中，那些自己的前辈曾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创伤较重的人，比那些前辈受创伤相对较轻的人，缺乏信任观念，他们不但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同民族的人，也不相信亲戚和邻居。
是奴隶贸易引发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吗？这种不信任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对原地区的居民依旧有影响吗？有很多迹象表明，二者之间或许真有必然联系。通常来说，如果亲眼看见了无辜的人突然被人抱走，或者被当作奴隶卖掉的情景，你从此就不会再相信别人了。不轻信别人可能会使人活得好一些，起码自己不会被人当奴隶卖掉。大人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都会教他们要小心谨慎。奴隶贸易与对人失去信整个国家好像掀起了一股信任话题的讨论热。人人都承认有一个深深的不信任的阴影渗透在他们的生活里，而且人人都认为这种相互怀疑的态度对谁都没有好处，人们应该更为相互信任才是。
有人断言，不信任和对历史缄默的习俗会延续一个多世纪，一般来讲，我们不认为人的观念或心态会持续这么长时间，难道人的观念和情感有可能继续遗传下去吗？如果跨越几个世纪的仇恨行为之间真有关联，以及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中，心理上的创伤与不信任之间的确有关联的话，那么，观念和情感又是怎样延续下来的呢？例如，高祖太爷爷的个人素质，和他信任或者怀疑别人的情感能够影响到他的后代吗？
虽然家庭和社会同等重要，但是家庭的影响更大。数据表明，一个地区可能会产生自身的不信任文化，这种文化有可能影响外来移民，尽管这些移民的祖先没有经历过破坏信任观念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祖先饱受奴隶贸易之苦，即使他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来到一个居民相互信任的地方，他也不太可能变得更信任别人。这说明家庭遗留给你的不信任因素比社区传输给你的不信任因素要大得多。
这个观点同我们对于家庭的直觉相一致，生养我们的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了我们。而他们也是由生养他们的人所塑造的，循环往复，不胜枚举。同理，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甚至对待我们后代的方式，深受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思想不受同
辈人的影响，也不是说我们选择居住的社会对我们没有影响。很明显，年龄越大，自我塑造的能力越强。家族历史不一定对我们的将来起什么决定作用，但影响力非常强大，甚至在多代人身上复制传承达数百年之久。难怪有很多人选择研究他们家族的久远历史，他们是为了对自己的现状能够更加了解。
如果你想知道你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自我意识是怎样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解释，那你就必须求助于家族历史记录了。实际上，家族遗传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不但持续时间相当长，而且传播范围也相当广。
科学家通过血型是试图解读人体内历史的一项尝试
对血型和人口群体进行比较，是科学家试图解读人体内历史的一项尝试，而历史遗传学家则开始观察基因组中很小的部分，即由父亲遗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和源自母亲的线粒体DNA（mtDNA）（有关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详见第九章）。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能够调查基因组的更多方面，并足以检测出居住在不同大陆的居民之间的差异。莱斯利说：“我给一年级的博士生布置了一个任务，教给他们一种给遗传信息和人口结构分类的方法，同时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遗传标记。这些标记分别属于120个非洲人和120个北欧人。我要求他们用这种分类法给这些标记分类。结果，他们用了半天的时间设计出的一个程序，仅需几秒钟，就能从这些遗传标记中测定哪些人来自非洲，哪些人来自欧洲。”
但是，这个程序却无法揭示出20世纪以前英国人口群体的信息。莱斯利说：“如果你想用通用的方式把英国各地区的特性区分开来，你不会得到什么结果，你能看到的只不过是奥克尼人的特征或威尔士人的特征，仅此而已，你根本看不到微观尺度的遗传结构。”
现在，随着全基因组研究的出现，研究人员可以检测几千人的基因组，以获取人口结构信息。这种检测通常是以病例对照的方式进行研究，出发点是解释DNA中出现的源自祖先遗传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可能混同于用于医疗研究的特征。唐纳利领导的成立于2005年的维康信托基金会病例控制协会，对17000个基因组进行了抽样调查，这项调查被视为是现代遗传学病例对照研究的最佳范例。一年前，他和英国最著名的遗传学家之一沃尔特·博德纳爵士，已经开始了另一项研究。在很多年以前，博德纳和妻子—科学家朱利亚·博德纳（在2001年去世），发起了一项遗传学研究以探究英国人的血统起源。多年来，博德纳一直追寻这个研究理念，后来他把这个理念带给了唐纳利，他们一起构想出了一项对于调查英国人口疾病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而且这两位科学家希望这项研究能给他们提供有关历史的一个全新认识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会很清楚地看到当人们相互生活在同一区域的时间长到一定程度，他们的DNA最终会融合在一起。实际上，人们倾向于同周围的人通婚，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就必定有非常明显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的生育环境存在很大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地理因素，如高山、海洋或是极远的距离；也许是一些强制遵循的信念。和“西班牙绅士”类似，纽约布鲁克林的正统犹太教群体（如同世界上其他城市中的很多犹太教社区一样）与其他民族群体比邻而居，但只在自己群体内通婚，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相当于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即便是人们只在本群体内通婚，或者真的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他们的DNA也从来不是静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DNA的代代相传，基因组内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变化。有些DNA不再遗传，其他DNA会散布在基因库里。如果一个群体不与其他群体通婚，他们自身的DNA变化就会成为这个群体独有的特征。
既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传承给了我们，那么，我们能否有选择地阻止哪些东西传承下去，哪些东西继续传承、如何传承呢？毫无疑问，我们会继续借助所有的传统方式进行传递，但是我们也多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科学家们注意到了DNA是一个存储高密度信息的非凡介质，他们已经开始探索将其作为数字化存储设备的潜能。在20世纪末，人们就开始尝试利用DNA进行几个词的编码，10年以后，科学家就能够把复杂的故事记录在DNA上了，这包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一篇科学论文，当然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坦率地讲，这项新技术有可能为古老的DNA“羊皮卷”书写上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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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澳）克里斯廷·肯奈利 著
译者：李孚声 杨欣然
出版日期：2018年 11月
定价：58元
书号：9787545541199
【本文为出版社投稿，MBA智库（ID：Mbalib）已获授权，如需转载请找原作者申请授权，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