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几十年来，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将绝大多数的寺庙变成了收取门票的商业旅游场所。僧侣和公众对此十分抵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媒体关注。本期推送Lori Qingyuan Yue、Jue Wang和Botao Yang三位作者即将发表于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的Contesting Commercialization: Political Influence,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Cultural Resistance一文。该文利用141所寺庙的数据资料，对寺庙商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表明，寺庙门票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发展经济的压力具有显著相关性，同时，对于收费的抵制利用了一个央-地政治结构，因为僧侣主导的抵制运动抵影响了高度关注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央一方。此外，诸如互联网和市场化媒体等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也帮助公众表达不满，支持集体行动，可以动员中央政府去给地方政府施压。
引言
诸如人类器官，亲密关系，或者神圣的联系这些固有价值物是否可以被当作商品售卖是一个备受热议的话题。尽管经济学家在总体上强调了许多市场的优点，但来自其他学科的许多学者却认为，某些东西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应该被禁止，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社会正义原则，或者因为这种行为损害了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尽管许多例子都表明，市场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之中，但是市场化或许并不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实上，在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之基础的《为无价的儿童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一书中，泽立泽（Zelizer，1985) 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市场从道德领域中撤退的情形。然而，自此书之后，泽立泽的追随者便主要关注她对于市场合法化的强调，而很少去留意可能发生的去市场化（de-marketization）过程。最近，来自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三位学者以中国的寺庙市场化为案例，对这一经典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引入政治因素来解释对于市场化的抵制行为。
寺庙门票收费争议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旅游市场也在近年来经历了蓬勃的发展。由于历史寺庙的数量有限，所有的国家著名寺院都被认为当地认为是非常珍贵的资产。比如少林寺在现任方丈释永信于1999年接管之后，开始转变成一个赚钱的企业，并且开展了一系列可以使寺庙收取比较高昂的门票费的项目。根据最近的一个新闻报道，在2015年，少林寺的门票收入超过了3亿元人民币（约合4600万美元）。百分之七十的门票收入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然而寺庙只分得剩下的30%。
门票费是商业运营的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注：其他来源包括烧香钱、功德箱）。然而，一些寺庙征收的高昂的门票价格也成了公众猛烈批评的对象。实际上，票价是由地方政府定下来的。在决定价格时，地方政府会组织一个寺庙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通常由僧侣、政府官员、投资了寺庙或周边区域的旅游产业代表组成。当委员会提出一个票价后，需要经过负责商业定价的地方政府部门进行审批。尽管收取高昂的门票费对于地方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一定有益处，但这些措施却能够在短期内增加地方政府官员提高地方GDP的能力。虽然保持政治稳定是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忽视公众对于收费问题的不满。
对门票收费的抵制
普通大众和大量僧侣都对征收高额门票费一事非常抵触。同时，来自门票费的大笔收入也使得寺庙成为各种利益群体攻击的目标，这也进一步威胁到了它的宗教基础的合法性。比如，少林寺就因为过度“商业化”发展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对此，一些佛教领袖也站出来公开抵制商业化趋势，比如2012年中国宗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曾呼吁寺庙不应收取门票费，而应该对公众免费开放。次年，中国宗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师率领湖南省29所寺庙住持共同发愿，主动取消门票费。对于这一免费开放运动（Free Entrance Movement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央政府一方面不希望去削减寺庙经济这一大块的地方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公众抗议，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法规限制门票涨价行为，并对一些寺庙的恶意商业化进行公开谴责。
至于这一免费开放运动是否有效地遏制了门票费上涨的趋势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许多宗教界领袖也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表达公众意见。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普通公众对于寺庙商业化的讨论空间，为上层听取社会意见提供了一个渠道。
将政治带回市场
作者使用全国141所寺庙11年的统计数据，对寺庙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地方GDP的增速排名影响了寺庙门票费，随着GDP增速排名的提升，寺庙的门票收入会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促使它们去推动寺庙经济发展。然而，由僧侣所主导的免费开放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门票费用，并且可以对GDP增速排名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以推动门票降价。此外，自下而上的渠道，比如互联网和市场化媒体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表达不满的工具，且可以支持僧侣的免费开放运动，这促使抵制者能够动员中央政府去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将宗教场所过度商业化的行为。另外，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发现寺庙领导的政治连带可以有效降低门票费的证据。
与传统文化社会学研究关注市场化成功的案例以及其建立合法性的微观策略不同，这篇文章强调的是一种将政治带回市场之中的宏观理解，探讨了宏观力量如何型塑市场建构以及如何促使对市场化的抵制。当然，作者强调的政治并非是一个整体，而是突出考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种不同层级政府的角色。作者指出，当市场化是受政治力量所支持的时候，在文化保护人士中有可能激起抵制。如果不同的政治集团／层级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担忧水平不同的话，抵制行为就有可能产生，因为文化保护人士可以向一个更加担忧道德问题的媒体关注度的中央政府施压，借助它的影响力可以去抵制另一层级政府的商业需求。在此过程中，对于抵制分子而言，媒体关注就成了一个可以利用政治结构，并且增加他们成功抵制市场化的能力的一种机制。
文献来源：
Yue, L. Q., Wang, J., & Yang, B. (2018). Contesting Commercialization: Political Influence,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作者|周帅（编译）
来源|微信公众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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