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在《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东方历史讲堂”上演讲表示，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的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虽然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
1、历代改革成败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讲从历史上看改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他失败了。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
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讲，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研究者回答。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转向封建社会。教科书上讲，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有些划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2、改革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叫 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创新。“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实质性的变化。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间的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产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技术。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有钱就可以养兵，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变法就成功了。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个逻辑链比较长，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改革也罢，变法也罢，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第二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第三，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他工作的勤奋、用心的良苦、设计的周全、为官的廉洁，在今天一定会是优秀党员，论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3、“发展是硬道理”
变法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并不是变法者个人的成败，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秦孝公死后，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子上台，新君立即杀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相之后宋神宗仍在执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废除了。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用今天话讲，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留到今天的关于井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明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仅仅在《孟子》中大约有不到100字的描述，《诗经》中有几行诗提到过，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孟子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
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才有经营权，诸侯再把土地“转包”给大夫，大夫找农民来耕种。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竖划两条线，如同一个“井”字，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诸侯或大夫，八家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
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依附封建主的农民不一定是奴隶，教科书上说西周奴隶制，这个说法起码是缺乏依据的，在田间劳动的可能有奴隶，但也有自由民，现在还不能证明奴隶是劳动力主体。历史教科书上的错误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当多，历史研究最可贵的是独立和客观，不能用预先设下模式，削足适履，把中国历史硬塞进一个普适的模式中去，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错，一些很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回到井田制上，这个制度为什么效率低？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我本人有过亲身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幸被送到农村去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时一起分配收成。那时有生产队的地，还有一小部分位置较好、较为肥沃的自留地，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站在那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庄稼蔫黄、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游来晃去，那肯定是生产队的地。
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没效率，原因是经济学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头，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那时我们很苦恼，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农民不好好干活？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发现贫下中农的觉悟并不高，他不好好种集体的地，精耕细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农民还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在山上干活，总有要方便的时候，他硬憋着，收工后一路小跑，回家直奔厕所，粪便要留在自家的粪坑里做肥料，不想留在生产队的地里。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分给个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商鞅奖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过去荒地不能种，因为都是王土，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开荒垦殖。这是一场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国有制变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必须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封建制讲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特权，平民和农民没有资格当兵，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了。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所以秦国的文物官员中有两个特点，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原名卫鞅。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而是魏国人。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通过竞争选拔机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都知道，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长平之战，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的统帅是白起，一介平民，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赵军的统帅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相当于红二代吧。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不和秦军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赵王不高兴，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换一个年轻的吧。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不是因为赵括带兵打仗有战功，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将领。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但是从来没打过仗，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话在先，如果打了败仗，你不能治我的罪。赵括果然大败，2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
秦军在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得益于它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其他六国还都是封建制下的贵族爵位世袭制。但你爸爸会打仗，不能保证你也会打仗，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秦国就胜了其他国家。军功爵位制为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取敌甲士一首级，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一亩。这是什么样的激励？就是今天的计件工资，业绩和奖励直接挂钩，不用监督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肯定努力杀敌。而在东方六国中，还是古老的讲出身、论血统的这样一套人力资源系统。后来六国都说秦国有虎狼之师，但没有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师，没有看到虎狼之师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禄。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学原理关系不大，在这里简短提一下。属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有废封建，立郡县，在乡间建立保甲制，目的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和设计，在商鞅全面推广之前，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国范围上的普遍实施。其实土地私有化也不是商鞅的设计，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征收土地税，承认土地私有。所以我们说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邓小平的改革也是这样的。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司马迁有纪录，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再高明，能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不能效法古人。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我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也就是“黑猫白猫论”。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虽说那时的金其实是铜，但也很值钱。众人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像不太靠谱，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木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只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但不能当官，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当官必须有战功。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战国时代天天在打仗，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贵族将失去一切，财产、地位、优裕的生活，什么都没了。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贵族也感觉到，变法虽然降低了我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保住了这个国家，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所以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多赢才能成功。
邓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我讲简短一些。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解散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这和“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的作用是一样的。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做的更多，他们允许和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蛋糕做大了，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这也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所以在小平同志逝世后，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今天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恐怕是没什么人支持了，就像商鞅死后秦国人不愿回到旧制度一样。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现在社会各界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改革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在此之后，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违反当时的法律，十几年后，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的地位。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而是“傻子瓜子”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平同志干预了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效果有如天壤之别。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4、宰相拗不过市场
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带也讲讲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也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禁止买卖。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地主有良田万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扶助农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也有很多办法。中国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仕而优则富，地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收得上来吗？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农民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也就是货币的铸造。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最爱。
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改革针对豪门权贵，豪门权贵坚决反对，不惜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来当皇帝，因此儒家生史学家都骂他是野心家。实际他有他的苦衷，我个人猜测他做皇帝的一个动机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以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当然他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志大才疏的，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欠缺，结果他的改革全面失败，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
王安石变法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这么说他，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相对王莽，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场，以为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甚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国家的收入还能增加。政府有钱了，就可以改变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稀里哗啦。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强兵，必先理财，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就要减少，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则。王安石争辩道，用我的新法，可兼顾国家和百姓。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大多数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军制的，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争利，主要是观念之争，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利用担任宰相的机会，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
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破产典当土地。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这真是个用心良苦，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出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这个顶层设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
执行青苗法，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农业社会中一地出现天灾，粮食欠收，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王安石盘算，那些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还赚取了利息收入。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得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设计，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户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需要，只能从富户那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几。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钱，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各位听着是不是耳熟？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皇帝下诏禁止强贷，重申自愿原则。但是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梁启超推崇王安石，为他作传，这与晚清时局有关，作为变法派，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给予很高评价。
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
市易法是用官营的批发、零售业替代市场，目的是平抑物价。“魔鬼在细节中”，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要想执行青苗法，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国家不至于亏本，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不要说古代，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做到。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也要有信息，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既无信息，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佣商人经办，官商勾结从中牟利。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激励，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宰相文彦博反问：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王安石所设计的新法都要求负责执行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上面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有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皇帝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没有政治利益。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青苗法。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如果说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怀写万言书，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太监误导了。
这样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一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报亩产万斤，毛主席出身农民家庭，居然相信了。官僚体系不仅信息效率低，而且会扭曲信息。太监们察言观色，揣测上意，专拣皇上喜欢的说，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毫不留情，太监觉得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是理性行为，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官僚体系中信息必然扭曲。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一涉及到意识形态，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变法者必须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们的正确，而由于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新法在执行中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到政府手中。新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无人受益，变法最终演变为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变法派没有胜出的可能。
到此我们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对比做一个小结，两人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体制。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变法依靠平民和农民，邓小平的改革依靠农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僚、商人、农民的利益重新分配，商人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大体上能够做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