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古都，分别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安阳、杭州、郑州、大同和咸阳，但能称得上千年帝都的却不多，而北京就是其中一个。位于中原王朝的边缘，不具有地理优势的北京是如何成为千年帝都的？
今北京一带，由于地处中原边缘，曾经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更早时期的的一带也只做过燕国的都城，燕先只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后来只是战国的一个弱国。
北京地处中原王朝的边缘，既不可能被选择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可能作为占据北半个中国政权的都城。北京作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渐形成的。
契丹族崛起东北，后建立契丹国，势力逐渐进入中原。五代后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线。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并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辽的陪都之始，北京作为有影响的都城可以从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7个世纪。
12世纪初，辽的部属女真族继起于东北，十几年后即灭辽灭北宋，建立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秦岭淮河一线，远过于辽。仍建辽南京为陪都，改称燕京。1153年，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朝将首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改称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成为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首都之始。
从此以后，北京就从半个中国的首都到全中国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间虽有迁往南京的往复，但相对而言都比较短暂。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元朝建立以后不久的1267年，忽必烈即从开平府(今内蒙正蓝旗东)迁都金中都城，后改称大都。金、元的情况相同，既要统治中原，就不可能将首都设在民族的发祥地，但又不能离得过远。于是北京就成为最合适的地方。
北京成为建都最合适的地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于边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带来了东北与北方的辽阔版图，使得原来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释，从洛阳位移至燕京了。金海陵王仰慕江南衣冠文物朝仪，想迁都于燕京，而征求意见于内外臣僚，结果多数人都以为“上京僻在一隅，转漕艰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应之”。于是贞元元年(1153)遂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称中都大兴府。因此颇疑中都之定名，实以“天地之中”为称也。
到了元朝，也同样以此地为天下之中。据《元史》载，巴图尔曾对忽必烈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可见蒙元时人视燕京是“中”。后来，忽必烈在开平就帝位，不久即迁都金中都，而改称大都。
就自然条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既已进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紧紧背倚边疆民族的发源地。往北可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往南可经太行山山麓通道直达中原地区核心。这种形势十分理想。
所以金人梁襄说过很有名的一段话:“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这说的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
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的政治态势。
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在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之后，舍北京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已经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除了中间明初中断的数十年之外。
此后的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再往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此势而来。可以说，除了西安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作为首都之气势可以与之相比。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
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岂有他哉。中国首都的选择，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
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而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实也有一定的实用性，所以蒙元王朝败于明代，退向北方以后，北元仍然存在了好一段时间，而蒙元的后身鞑靼瓦剌始终对明王朝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与金对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惯例似乎应该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长江以南甚远，故赵构宁愿躲到更偏安的杭州。这是割据南方的政权的一个例外，不去细说。
应该重点述说的是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之始。就这一点而言，南京落后于北京近一百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以应天府即今南京为首都。这是因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势，另一方面离朱元璋的根据地淮西老家很近。
但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从其侄子手中夺取帝位后，思路却与其父完全不同，他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北京是其龙兴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二他的帝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篡夺而来，他自然要避开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敌。
撇开前两点不谈，第三点考虑是积极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六次亲征蒙古，都以北京为基地，对巩固明朝边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京是明太祖钦定首都，永乐帝又不便立时改变，而且他的子孙想法又与他不同，并不都认同北京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
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与南京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经过了七十多年时间，即使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算起，也有近四十年之久。
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此时的北京只是陪都。朱棣在永乐七年、十一年与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都是从南京出发的。第三次巡幸以后再未回南京，首都机能开始转移。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而原京师改称南京。洪熙元年(1425)，又改北京为行在，有南迁之思，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于是正统六年(1441)，北京官厅去“行在”二字，北京最后正式定为首都。
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的小往复，不但反映了选择首都的各种外在因素交叉的复杂性，还体现了具有定都决定权的皇帝个人的心理状态。永乐皇帝自然是一心要迁都北京的，但却迁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间他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呆在北京处理国事，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亲征。
但在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却几次在南京监国，对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当的感情，而不愿定都北京，想迁回南京。但他当皇帝只有一年时间，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太子宣德帝情况又与他不同，虽然遵照父命有迁都打算，但他作为永乐帝的皇太孙当其祖父远征蒙古时，都随侍在侧，所以对迁都回南京积极性并不高。加之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故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最终首都还是底定北京。
不过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历代所无。这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对祖宗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南京的确具备建都的一些必要条件。
清朝代明而兴，选择北京为首都没有任何迟疑之处，这与金、元时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或者说，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
进入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础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选择。但由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其政治基础却在江浙财团，也因此自然选择南京作为首都。但上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区位显然优越于偏于东南一隅的南京，这是自古以来的定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以北京为首都，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由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往复，虽然是不同政权之间的首都变迁，其意义重于明朝前期两京制度的变迁，但时间却不过只有22年，远短于明前期的往复期。
南京之所以被选为明初与国民政府的首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明代与国民政府的统一行动都是由南而北地完成的。至于元、清两代则恰好相反，所以作为军事行动的策源地，也为定都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