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比较下来,那些“混得好”的同学之所以混得不错,和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关系。日前与毕业后就未再谋面的大学同学重逢,叙旧之余,当然要聊聊这么多年来的职业发展。
同学说自己很幸运,近二十年来只换了两份工作,但每次都赶上企业大发展,水涨船高,自己也跟着获益匪浅。还说自己在职场上从未请客送礼,也不干溜须拍马的勾当,一步步走到今天,全凭人品过硬。
鉴于该同学一贯忠厚老实,不管你信不信,洒家反正信了。
一个班三四十口子人,毕业这么多年,自然际遇不尽相同。横向比较下来,那些“混得好”的同学之所以混得不错,和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关系。
先说天时。
众所周知,邓大人的南巡讲话,让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历经了一次惨烈的政经硬着陆后重新起飞,特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已有特区的开放程度大幅增加。这就是我们这帮人(包括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的学长们)当时面临的大机遇和大背景。这种政治强势人物从上往下推动的大局变革,在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中能遇上一次就是幸运。
与之相比,如果你学的是国际金融,本科毕业时赶上1957年,工作几年上研究生,毕业时赶上1966年,你这辈子能混到戴相龙老师那个地步的概率,比在泰坦尼克号上拿三等舱船票的男性乘客生还的概率还要低百分之六十二。
再说地利。
我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发展区,分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并提出了珠三角对港澳和东盟、长三角对北美西欧、环渤海对东北亚的经济圈概念。现如今看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拿一屋的,但正因没有考虑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纯粹从资源配置与互补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角度出发,反而更接近经济发展的本质,即各人做自己最擅长的活儿,通过交换,让大伙儿都能过得比以往更好。
我们毕业时,来自南方(长江以南)的同学首选是去珠三角,北方的同学首选是留在北京,去长三角的很少。毕业十年后,在长三角工作的同学人数暴增,珠三角基本持平,环渤海的少了。我们这几十块料,远算不上什么有标志性的统计样本,但貌似也能部分说明这三个地方过去十几年来发展速度的变化。
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现如今要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前景了,还要加上房价、空气和饮水质量、食品药品安全、子女入托入学、医疗保健、退休养老等因素。上述三大区域,在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是否有本质区别,洒家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但似可推测从人才竞争的角度来说,各地对人才的吸引力和我们毕业时完全不一样了。
除了选择就业地以外,地利还包括进什么样的公司。划分的维度大约可包括所有权性质、行业、在全球竞合价值链上的位置、业务模型(例如主要针对出口还是内需)、发展战略等,可以搞得很复杂,当然你也可以借鉴“最佳雇主”之类的评选结果。
对于求职者来说,从外部判断一家公司是否靠谱确实难度很大,但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做个有心人,多收集些正负面的信息(如果负面消息没被删光的话)自行分析,多和业内人士聊聊,肯定没有坏处。
随后是人和。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确实有道理。洒家所理解的命运,其实就是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人无完人,是人就有缺点,在职业上发展无外乎就是扬长避短。除去基本人品外,更多的是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其中当然也包括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求同存异,融洽相处。
职场上确实有“贵人”存在,就是对你的职业发展有重大帮助、可在关键时刻让你有实质性提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资深人士。贵人不会随便帮助你,你必须得通过人家的考察和检测,才能获得背书。
职场人都有信用和信誉,谁是谁一条线上过来的,共享信用额度。你搞砸了导致系统信用失分,毁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别指望每次都有第二次机会。
关于基本人品,此前专栏文章里提到过彼得-林奇老师的说法。翻来覆去也就是三条,有分教:
1、饭前便后要洗手;
2、对待朋友要忠诚;
3、表现得乖一些,父母(金主)才会给钱。
你的基本人品,决定了和其他人打交道时能否获得基本信任。如果你明是非、讲义气,不抠门儿、不使诈耍滑,不可能交不到真朋友(以及职场上的盟友)。
职场上的人和并不排斥利益交换,大家都是成年人,有共同利益什么都好谈,没必要回避。因为一点儿钱的事情闹得反目成仇撒泼打滚,微博上见的多了——值当吗?
古训有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结贵人十养生。除了一二三比较玄,从四到十都可以有职场经济学上的完美解释,最后落入“天地人”模型中。
要想改变自己的职场际遇,必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先抓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就是人和,不断提高。对于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比如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就不要想太多。关于地利,如果换个地方就能有更好的发展,就不要总待在一个地方不动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什么时候都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