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人所全是毫无根据的伪妄之辞。真正的自由乃是抉择的自由，做或不做，这样做或那样做，观点一致或观点相左，你可以自由抉择。自由从来就不是逃避，它永远是一种责任。它不是一种“开心”，而是人们所肩负的最沉重的担子。
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开心。自由与个人幸福不同，与安全感或和平和发展亦有所不同。它并不是艺术和科学的鼎盛状态，也不是什么廉洁的好政府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并不是说自由与所有这些或其中的任意一种价值观内在地不相兼容——尽管不兼容确实有可能发生而且时有发生。但是，自由的本义不在于此，它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权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真正的自由不是从纷繁世界中逃避，逃避就是放任。真正的自由乃是抉择的自由，做或不做，这样做或那样做，观点一致或观点相左，你可以自由抉择。自由从来就不是逃避，它永远是一种责任。它不是一种“开心”，而是人们所肩负的最沉重的担子：决定自己个人的行为，同时也决定社会的行为，并且为两者承担责任。
如果没有抉择和责任也就没有了自由。幸福、安全感、和平和发展或许尚存。然而，此时可能是最暴虐专制者的幸福与和平时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法庭大法官所假想的幸福与和平时代，此时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甚至不许臣民有不开心的权力，人们甚至无权决定自己是否想生活于这种和平与安定的状态之下。
我们知道，自由并非人类生存的“初始”状态。在原始社会，选择权的消解和责任的逃避随时随处都在发生——选择权的消解诉诸于风俗习惯、禁忌和传统等僵化的制度，而责任的逃避则是以巫术仪式的形式来实现。同样，人类也并没有谋求自由的本能。“善于自我调整”的人类会本能地设法逃避承担抉择和责任的重担。我们都知道“人，生而自由”这句话有违事实，如果说要找一句比它更为荒谬的话，那就是：“只要人类可以选择，他就会选择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那位宗教法庭大法官在反驳耶稣时认为，人宁可做幸福的奴隶，也不愿做需承担责任的自由人。从心理学意义上说，他无疑是对的。
然而，自由确是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它既非人类历史的初始状态，亦非人类心理上的直觉或情感选择。它是哲学先验意义上天然、必需和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尽管其依据只是一个关于人类天性的哲学概念。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基于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中做出选择的信仰，它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群能否永远拥有绝对的知识、绝对的保证、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权力。
自由的惟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是注定要化为尘埃的尘埃；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只有当我们看到人类的不完美和非永恒是其本质其不可改变的时候，自由在哲学意义上才是自然和必需的。且只有当我们看到即便人类是不完美和非永恒的，他也得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从根本上承担不可逃避的责任时，自由在政治意义上才不仅是必需，而且是可能的。任何主张人类完美的哲学必然否定自由，而任何背弃伦理责任的哲学家也必然否定自由。
认定人类的完美性，或者认定人类已有趋向完美的已知或可知路径的前提假定，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和极权统治。只要全人类中有那么一个人被视为完美无缺或比其他同类更臻完美，则自由立即泡汤，因为以上关于人类完美或趋于完美的假设前提是背弃人类选择的权力和责任的。
完美无缺的人把握着绝对真理，或者说他至少比同类人离绝对真理更近，或者说他掌握一种绝对可靠的方法可达到绝对真理。但是，假如绝对真理是已知或者可知的，那么怀疑和挑选就毫无道理可言了。自由不可能与绝对的真理对立，我们不能与绝对的正义相抗衡。如果真理已知却选择背离，或者正义已言明却仍然诡辩，那么这只能说是愚蠢。进一步说，如果再执意不改、顽固坚持，那就是不道德和叛逆。
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完美无缺或趋于完美的人，不仅有权实行绝对的统治，而且有道德义务来承担统治的职权。他必须克服各种批评、各种反对意见，以及各种异议劝告，因此他，而且只有他，才知道何者对于其臣民最优。而压制臣民们对于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的权利声张，则是其职责所在。对付异己分子的酷刑和集中营，对付敌对者的行刑队，以及监视臣民言论、行动和思想的间谍，所有这些做法对于那些自诩或被追捧为完美无缺或趋于完美无缺的统治者而言，都是完全合法的。而那些不接受专制的人，则是蓄意忤逆真理，是故意选择邪恶。
以此类推，如果此时把前面那个永无过错的统治者替换为某个永无过错的人群，情况也完全一样。基于某人或某人群是正义的，或者趋于正义的这个前提假设，我们只能建立专制政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同样，也没有任何政权比主张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的专制暴政更压抑和更独裁。“你们将成为神，你们将会知道孰善孰恶。”魔鬼撒旦一直以此劝导人们。
如果人们无需对其在善与恶、真与伪之间做出的抉择承担责任，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如果无需承担责任，那么结果就只能是无政府状态和对抗一切的混战。
否定责任就是否定绝对的善，或者说绝对真理的存在。然而，如果只存在相对的善或相对的恶，那么自由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善恶抉择也就毫无道德意义可言，抉择将成为没有结果的武断猜测。
今天有许多人完全愿意承认，无人能自称把握了绝对真理或绝对理性。然而，这种共识的基础并不是人的不完美性，而是不存在绝对的东西。他们并不怀疑人类的完美，他们质疑的是上帝是否存在。因此，他们否认善恶抉择存在任何道德责任。他们否定自由就像否定那些说“我即上帝”的人一样彻底。相对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在说，抉择应由强者做出，因为任何选择实际在社会上都可以行得通。胜者为王，无论什么人，只要他的观点占据上峰，则他就是对的。基于这种观点，为什么弱者的自由应得到保护，或者说为什么弱者应得到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就毫无道理可循了。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只有通过假设在基本原则的冲突中双方都可能有错，而且至少在某方面肯定有错时，自由才成为可能。而事先假设某方很可能是对的，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因为另一方不能够要求主张一种与预期真理相背的观点，他们甚至根本无权持有这种对立的观点。而要想自由，就必须假定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绝对理性——尽管这往往难于为人们所理解。否则，也就不可能有责任感；而如果没有了责任感，除了物质利益之外，就不可能有滋生任何观点的理由了，也就无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只有强者才配享有这种权力。
自由是从人类固有的弱点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力量，它是建立在深刻的信仰基础上的怀疑主义。假如真有人完美无缺，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因为这个人将被赋予专制的权力。而倘若真有人穷凶极恶，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会设法攫取独裁统治大权。再假如所有的人都要么是完美无缺要么是穷凶极恶，那么也就不需要自由，因为没有人会对种种抉择有任何怀疑。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是完美无缺或穷凶极恶的，自由才有了成立的理由。而且正是因为努力向善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在，所以才有了自由的需要。
就我们看来，在基督纪元之外和之前，自由是超乎想像的。自由的历史并非发端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均未能揭示个人对社会所应有的权力，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比基督纪元之前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以上观点，即：人生而不完美和非永恒。自由的历史也并非源于雅典的“极权自由主义者”，即那些否定一切个人责任的诡辩家们，因为他们否认绝对的存在。
自由之树的根源在于山边的布道和圣保罗教堂。自由之树所绽放的第一朵花是圣奥古斯丁。但是，在这棵自由之树产生并发展了两千年以后的今天，对于如何理解自由是抉择和责任而非完美和效率这一问题，我们仍然存在困难。换句话说，我们依然常常会将柏拉图式的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与基督式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是自由社会”相混淆。
如果不是在个人的层面上——作为个人的权力和责任，我们不太可能给自由下一个定义。此处的权力和责任既不能剥夺，亦不能逃避或授权他人。然而，不能下定义并不意味着自由没有社会意义。关于这点，其中最重大、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是早期路德教派的神学家们所犯下的，他们宣称社会领域与个人抉择和个人责任是互不相干、毫无影响且可以置之度外的。如果将自由仅仅局限于“心灵自由”，而责任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生活，那么自由将遭到破坏。个人自由要求一个自由社会的存在才能得以实现。然而，社会不能对抗个人的自由。社会对抗个人保存自己的权力实际上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而不是自由本身。多数人对抗少数人的自由不能够存在，强者对抗弱者的自由也不能够存在。维护和维持社会非常重要，但是，这与自由毫无关系，除非将其视为对自由的限制。如果将社会、组织以及多数人对抗个人的权力合法化，则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而一种限制便是放任——即个人可自由选择，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你可在冰淇淋和果酱面包之间“自由”挑选作为甜点，这不能说是什么自由，因为你无需对自己的这一选择负担责任。因此，自由总是包含但不限于下面这两种非自由的状态：一种是没有个人选择的状态；另一种是没有个人责任的状态。两者中任何一种状态的侵蚀都总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假如一方面可供个人的选择屈指可数，另一方面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寥寥无几，那么自由就到了宣告终结的时候了。
与决定其个人行动一样，人在作为社会一员负责任地参与社会行动抉择时负有相同的权力和义务。他不仅仅是兄弟们的管家，还是兄弟们的兄弟，并与其兄弟们一样是家庭中完全对等的一名成员。他不能根据自由所依据的关于人类天性的假设，来否认自己对所在群体的责任。他也不能将决定权移交他人以此推卸责任——将它转移到君主专制政体不行，将它转移到议会多数派也不行。任何群体都不能够否决个人参与决定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