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内外激辩中国模式，意见五花八门，著作不下百种。本文盘点中外２１本著作。
中国３０多年高速增长震惊世界，引起关注
２００６年３月，英国《金融时报》前驻京记者詹姆斯·金奇出了一本《中国震撼世界》，获当年高盛与《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奖。该书最有趣的地方是说，中国崛起的标志，突出表现在２００４年。该书强调了中国需求对世界的影响。
２０１０年出版的《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把老百姓手脚放开了，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进入中国，让中国分享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好处。中国的成就，证明了自由促进发展。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越多，经济活力就越大。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的模式，跟人种、肤色、传统无关。这是人类共有的模式，不是什么中国模式。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也不同意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他认为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十分严重，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他与奈斯比特合著的《对话中国模式》２０１０年４月出版，赵启正使用了“中国案例”这一概念来讲中国发展故事。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和诀窍是什么？
２００９年９月，美国人奈斯比特出版《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试图揭示中国发展的八个原因：１，解放思想。２，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３，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４，摸着石头过河。５，艺术与文学的萌动。６，融入世界。７，自由与公平。８，从奥运会金牌到诺贝尔奖。很多人读了这本书觉得比较浅，大而化之，未能切中肯綮。
这方面谈得比较深入的，最早是林毅夫、蔡日方、李周三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１９９４年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发展的秘诀，是放弃了上世纪５０年代的赶超发达国家战略，转而采用“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奇迹般成就，是领导层分析了中国资源要素的结构性特点（资源、劳动力、资本的份额比），决定放弃５０年代实施的重化工业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转而调整经营机制，放松资源管理，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发展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从而一步一步提升资本积累和资源禀赋结构，再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上来。这就是比较优势战略。
吴敬琏也不赞成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他在１９９９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在这本书中，吴敬琏提出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社会公正。吴敬琏说，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样，中国的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２００５年，吴敬琏又出版《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一书。该书指出，必须改变投资驱动、扩大外需和追求“重化工业化”的增长模式，应当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
２００９年，张五常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中文版。张五常提出，县际竞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张五常说，除了实行承包合约制，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外，中国两千多个县，因追求“财富分成”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县际竞争，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
张五常认为，在中国各级政府中，县是掌握实际经济权力的。各县在竞争中，除了免费提供土地之外，还免费提供厂房等基础设施，或者把投资者上交的增值税的一部分返还给投资者，这就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提供的所谓“负地价”。
英国《金融时报》前驻京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分析了促进中国发展的权力运作系统。２０１０年６月，他出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神秘世界》。该书企图揭示经济巨变背后的核心力量。作者说，在中国，党领导行政体制全力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２００８年出版英文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也值得一提。该书提出了“８０年代发展最优说”。作者把中国改革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８０年代，再一个是国家主导发展的９０年代。
黄先生认为，８０年代，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私营的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空前繁荣，这是企业家精神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举了年广久发财为例。作者说，进入９０年代，国家资本崛起，政府机构大幅膨胀，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上马，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度降低，生存空间变小，农村经济衰落，农民只好进城打工，造成贫富分化。
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在２００９年出版的《走出神话》一书中说，中国的经济成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有效性，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种。
英国人马丁·雅克在２０１０年１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提供了一种解释。作者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明基础上的文明体。雅克甚至认为，随着西方的衰落，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中国将成为世界霸主。
郑永年于２０１０年出版了《中国模式》一书。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目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民自组织制度等都很不完善。
发展中的问题
美籍华人章家敦２００１年８月出版《中国即将崩溃》，批评改革过程中的不公与乱像，预言中国５年左右崩溃。此书观点偏激，情绪化。
英国《卫报》前驻北京记者乔纳森·瓦特斯，２０１０年６月出版《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该书说，中国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环境代价，包括环境污染，水质污染，气候变化，沙漠化等等。他认为，中国未来会忙于环境补救。
强大起来的中国要往什么地方走？
美国学者哈珀在２０１０年６月出版的《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２１世纪》说，中国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特约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２００７年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一书说，中国通过软实力的交流与扩张，国际形象有了改变，在国际上形成“万人迷”。但相比之下，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是首屈一指。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他的文章收入北大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６０年》（２００９年出版）一书中。贺先生认为，中国模式的秘密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一亩三分地维生，避免动荡和城市贫民窟。城乡二元结构是必然的、合理的，功不可没。
俞可平、黄平等主编的文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于２００６年出版。这本书是围绕美国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举行的讨论会发言和一些作者单篇文章的结集，收入了俞可平、林春、邹东涛等二十几位人士的文章。
俞可平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为主的发展策略。他说，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林春火气十足，她重点对中国发展的负面效应如腐败横行、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作了激烈批判，提出中国模式应该树立人民至上的指导原则，在经济上推动从外向到内向、从速度到质量的转型，帮助小企业发展。
邹东涛说，中国的成功经验，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权威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但又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徐牧的《大变局：中国模式的崛起与西方模式的衰落》于２０１０年出版。作者把中国的崛起归功于儒家文化。他说，中国的蓬勃发展，是汉唐宋明辉煌历史的延续，是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推动所致。
潘维在自己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中发表了《当代中华体制》一文。该文把中国模式与西方经验对立起来，说中国的成功，是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潘维说，西方是权利本位，中国是责任本位，两者根本不同。
丁学良在２０１１年１月出版《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丁学良指出，中国模式是指过去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轨迹，这个轨迹至今仍在持续演变。中国模式是由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支撑：支点之一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支点之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支点之三是“政府管治的市场经济”。
丁学良说，中国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去３０多年，中国ＧＤＰ年平均增长率为８．６％，大众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升。但是，中国模式付出了巨大成本：一是存在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二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异常严重；三是公共部门腐败愈演愈烈；四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
丁学良说，近年来，由于出口拉动乏力、投资效率低和居民消费不足，中国模式受到挑战。但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从小部分人占有巨大财富的小众市场经济，转型为大众共享财富的大众市场经济，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阻碍，困难重重。丁先生认为，如果能够成功转型，那么，２１世纪将是所有中国人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