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谈起黄仁宇，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史学界，推开了一扇全新的研究之窗。其实先生还有一本同样优秀的历史著作，这就是《中国大历史》。《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视角观察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大开大合地讲述了从夏商周到现代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起落。全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用向前看的方法解读中国历史，读起来酣畅淋漓。
一个主题：
该书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即古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试图回答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这个问题。在先生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
两把钥匙：
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的起点在西安。发源于西安附近的周朝，是中国初期制度的创始者，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用“间架性设计”的方式，来制定政治经济军事诸项制度。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被迫采用了“间架性设计”的制度架构，以维持过早实现的政治统一。受制于这种制度环境，数目字管理无法实现，在效率低下的上层官僚组织和遍布全国的下层农村组织之间，缺乏以有效的技术和制度联系为支撑的中间阶层，只能依靠儒家道德来维系。
三大帝国：
在《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帝国时期，即秦汉第一帝国、唐宋第二帝国、明清第三帝国。
从地理因素上看，黄土、黄河和东亚季候风，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决定了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从东北向西南的15英寸等降雨量线，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隔离，构成古代中国的国防线。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
汉武帝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集结了庞大的权力，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悄然伏下。黄仁宇认为，东汉后长达三百多年分裂局面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地方实力坐大，中央权威不振。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度，奠定立国根基。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繁，这些制度渐渐无法应对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读后感m.vrrw.net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黄仁宇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建设，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政治军事危机已不可避免，再加上后期的黄巢起义，终于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北宋时期，开国之君赵匡胤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试图以现代金融手段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助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南宋虽掌握了江南丰富的资源，但经济上未能突破，军事也积弱不振，只有走向灭亡。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播技术思想。但明代又是一个极度中央集权的朝代，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使得后世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面对农民起义和满清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
清朝建立后，中国历史逐步进入近代。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中国的长期革命，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
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土地革命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而在黄仁宇写此书时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主要任务就是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中层联系，通过法律来整合经济力量，融合社会因素，解决社会矛盾，进而使整个社会摆脱间架性设计的困境，进入数目字管理的境界。
一个主题，两把钥匙，三大帝国，是《中国大历史》一书的基本骨架，亦是黄仁宇对四千年中国大历史的高度提炼。为什么要把中国历史称为大历史?先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传统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多亿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大历史》给黄仁宇带来的声誉，要超过《万历十五年》。先生写此书英文版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但其中的观点、视角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是耳目一新、常读常新。20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引进此书后，先后三十多次重印，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