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读过的书推荐
蒋介石的专业是军事，他在日本读书时所学的内容与毕生所成就的事业都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绝非一介武夫，而是对于读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甚至可说是具有“文武合一”的人生理想。从他的传记资料可见，蒋介石一辈子都醉心于读书，他自幼即在顾清廉的教导下阅读“经子史传、许氏说文及宋儒理学”。
成年之后，他一直有阅读的习惯，不但在家中读书，也喜欢在旅行时读书。例如：他曾在车上、军舰上读《史记》与《明儒学案》，在车上看《新土耳其史》;1942年访问印度时，读《宋元学案》(1942.2.9);1943年去埃及参加开罗会议时读的则是梁启超的作品(1943.11.28)。最有趣的是1927年11月，他到日本有马(温泉名胜)旅行，竟然连续几日皆醉心于日本史的阅读。回国之后，“十一月十日，自日本回到上海，连日布置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事。二十六日，亲至商务印书馆，购买书籍，以供度蜜月期间共读。”由此可见，对他来说，情人之间在最浪漫的时间所做的最浪漫的事竟然是“共读”。
蒋介石多次提及“开卷有益”(1932.2.19)，担忧“不看书，不勤勉，祸将及身”(1928.6.8);“今日未看书，何以革命也”(1928.9.3);“无暇读书最可畏”(1929.9.10)。北伐期间发生济南惨案，因军事紧急而无暇读书，对此他深感悔恨，而发誓之后每天至少都要读十页书：
五月九日，公自督师北伐，军事紧急，及济南惨案发生，尤益忙逼，无暇看书，至是思研究学问，实为雪耻要道，乃自誓曰：以后每日必看书十页;如或间断，是忘仇无耻之人矣!(1928.5.9)
而因病不能读书，则是他深感怨恨的。1935年6月3日，他说：“近日以目疾，不能看书，恨甚!”
蒋介石那么迫切地想要读书是出于一种对读书价值的特殊看法。对他来说，读书可以促进“智德进步”(1933.5.14)，可以养心、收放心、雪耻、革命，与了解人情物理等。对他而言，学问是事业的根本，甚至可以说是影响“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一种以读书来追求道德的提升与知识的开拓，是一种植根于传统的看法，即是传统思想中所讨论的“尊德行”与“道问学”。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此而言，蒋介石具有一种源于传统文人或读书人的自我认同。
不过由于他同时也是一个军人，因此也非常鼓励军人应多读书。1926年1月14日，他告诫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各位毕业以后，要知学问无穷，除随时研究典范令教程等书外，又须注重政治学、经济学，不精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虽好，终究为他人机械!现时代之人，要知现时代道理，否则，就是过死之人，与死人何异?”在检阅军队时，他说：“军人第一宜多读书，始能了解三民主义，为党国服务;否则，一无所知，与从前腐化之军队何异?”(1928.9.3)
蒋介石本身即以身作则，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他发现读书常会“随看随忘”，这时只有持之以恒(1942.10.31)方能对治。为了加强阅读的效果，蒋介石读书时有做笔记的习惯，他会将书中精华的句子摘录下来。在这方面他深受曾国藩影响，1924年5月，他告诫蒋纬国(1916-1997)，“写字宜清楚，不可潦草糊涂，用墨不可有过涝、过淡之病!抄写文章，须先读过了解，然后着手抄写，才有益处!曾文正所谓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五者齐来，方能做好。”因此，日记对蒋介石来说，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誊录、整理读书笔记，而且他会将以往的日记取出阅读，用以温故知新、加强记忆。1933年4月15日，他说“近来连日看往年日记，颇觉有益”。
他所阅读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语文以及中西学术。在语文方面，他学过日文、德文、俄文与英文。其中，尤其强调英文的重要性，曾鼓励其子蒋经国与蒋纬国在英文方面应勤习精通、随时熟习、多记名词，以为作文秘诀。
在西学方面，蒋介石非常热心地吸收新知。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他便立刻阅读了《新潮》、《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等启蒙报刊。此外，这一年他所阅读的书还包括：“《政治学大纲》、《军事常识》、《日本军事学》、《俄国革命记》、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新村记》、《易卜生记》、《鄂尔斯泰人生观》、《欧洲地图》、《大演习战况地图》”。如果将以上书目仔细地加以分类的话，蒋介石所读的西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军事科学(如情报学、碉堡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学说)、哲学与宗教(如黑格尔哲学、《圣经》)、西方史地、以及文学作品(如福尔摩斯侦探案)。
其中，有关宗教与哲学的书刊，对认识蒋介石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1941年1月12日，他曾记载：“反省去年对于真我之根源，与太极之内容，自觉略有领会。而人生对于宗教信仰之关系，使我内心渐能升华，惜尚未深入于自得之域耳。此于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义》、鲁一士所著之《黑格尔学述》二书，实助我宗教与哲学之研究，其功其大也。”上述两本书、一为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所撰《信仰的意义》(Meaning of Faith)，一为鲁一士(Josiah Royce)著、贺麟所译的一本有关黑格尔思想的论文集。
从上述对于西学的广泛涉猎，可见蒋介石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不过蒋介石与许多“新青年”有不同之处有二，一方面他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传统典籍与儒家价值有着很深的挚爱。换言之，他并不接受在五四青年之间颇为流行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反传统思想。同时，他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也不那么浓厚。1923年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时，即感觉到“看其上半部，颇厌倦欲中辍”。他也不喜欢列宁，而比较欣赏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蒋用的译名是太戈儿)。1925年11月11日，看《列宁丛书》，12日，看《太戈儿传》，蒋介石感到：“太戈儿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而列宁则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蒋介石后来在民主、科学之外提出伦理，强调精神面、反唯物论，又坚持反共，从他早期读书的内容中即可看出其端倪。
在中学方面，蒋介石阅读的范围更为广阔，包括传统的经典之学，其中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均深受蒋介石所喜爱。先秦典籍中他特别喜欢《大学》、《中庸》、《孟子》、《孝经》;其中《孝经》尤为重要。他在1934年5月13日里写道：“晚诵《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6月14日，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写《孝经》开宗明义章，曰：“甚思遗留后人，使其孝弟立业，以补吾过也。”1937年2月11日，在温读《孝经》之后，他记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943年7月4日，“本周诵读《孝经》，更有心得，可见经书在晚年诵读，更能领会圣人作书之要旨也。”蒋介石对孝悌等传统德行的强调，显示他与批判传统伦理道德的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倾向上有显著的不同。
在中国近世的作品方面，他则爱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当然还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与孙中山等人的作品。在这方面的阅读经验与他接触梁启超著作的关系很密切。在政法书籍方面，蒋介石喜读《孙子》、《管子》。前者帮助他思索如何在军事上对付“赤匪”、“倭俄”;后者则是他了解政治学的重要泉源。他至少从1924年就开始读《管子》，1932年4月又读此书;他说此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1934.2.17)、“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见其能有成也”(1934.2.17)。饶富意义的是1934年，他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一年他从2月12日起看《管子》，而且连续两个多月至4月30日，几乎每一天都在看这本书，甚至在3月9日完成《管子新诂》一书。两天之后，他在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演讲“愿人人力行新生活”，强调“礼义廉耻”。4月9日他又有《礼义廉耻的精义》一文，全面阐述他对此一口号的看法。许多学者指出，新生活运动的概念与蒋介石的儒家背景、日本留学经验、基督教信仰与法西斯主义有关，然而，不容忽略的是“礼义廉耻”的口号乃直接源自于《管子》。新生活运动与管子思想之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究。
蒋介石也喜读传统人物的传记与文集。1930年代时他最爱读《王荆公集》、《张居正评传》，与魏源记叙清朝开国以来平定边疆动乱军事史的《圣武记》。1935年5月的反省录之中，他表示，“看《张居正详传》完，得益无穷。看《王荆公集》完，益思改革社会、经济、军事之急迫也。”王安石与张居正是宋明时代两位推行大规模改革措施的政治家。关于王安石，他说：“荆公之征工制，应防制，可世(疑为试)参考也”(1935.5.14);“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是皆余今日所欲求行者，恨不早读荆公之书”(1935.5.15)，又说：“预定令各省主席厅长，研究荆公新法之利弊”，“荆公截(疑为裁)兵之计画与决心，诚可佩也!”(1935.5.16)这些都反映出蒋介石有心效法王安石，具有推行全面改革之气魄。对于晚明推行“一条鞭法”之赋税改革的张居正，他更是深有所感，觉得两人有类似的命运。他说：看《张江陵详传》“甚有所感也”，“张居正云：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痛”(1935.4.27);“看《张江陵详传》，江陵之气节才情与时遇，不禁有古今同辙之慨也”;“张居正云：‘综核名实，披剔隐奸，推毂善良，摧抑浮竞。’”(1935.4.28)1935年4月29日，则记曰：“张居正云：‘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1936年2月4日，“本日开行政会议时，劝各部长，读《张居正详传》”。1939年1月7日，他亦指定干部看《王安石集》与《张居正集》。
如果说对于王安石与张居正的推崇透露出蒋介石政经改革之企望，那么《圣武记》则表现出蒋介石希冀平定内乱、开拓边疆，捍卫国土的志向。1928年8月21日读《圣武记》;11月他又连续几日阅读该书，并记下：“11月10日，自蚌埠往徐州，车中看《圣武记》，自是连日看之”。13日，在海州车站，看至第一册完，曰：“余心甚有感也。”15日，往兖州，车中看至吴三桂败亡，曰：“可笑!尤若耻也!”16日，在兖州，看至第二册完，曰：“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较历朝为胜。观于此，可知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足为鉴哉!”同年12月29日、1929年1月24日、5月27、30日、6月7日与1935年6月21日，他又再次阅读《圣武记》。蒋介石不但对《圣武记》感兴趣，对于清代开国制度、政治与外交史等方面，也有很强的求知欲。1930年一月初，蒋介石列出今年应读书籍，其中有东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一书，该年十二月底，他连续好几天都在阅读《清代通史》(1930.12.20-24)。1934年5月21日，他进一步地请萧一山为他规划一个十五天的清史课程，来增加对此一方面的认识。
摘自黄克武《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