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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是张爱玲的力作之一，它写于四十年代的上海。其主人公曹七巧原是麻油商的女儿;有几分姿色，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禄调情。她为了攀援富门而嫁给姜家二少爷——一个疯瘫残废者，不但失去了爱情，而且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中受到歧视，连丫头也鄙视她。
在婆婆和丈夫死去后，她掌握了家政和财权，也许是长期的精神压抑和受辱，她的性情开始变得十分冷酷自私，疯狂狠毒。她的变态心理自然和嫁了残废丈夫在私生活方面得不到满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金钱利欲腐蚀的结果。
当她所暗恋的小叔子季泽上门向她表白心曲时，她竟急忙将其斥骂出门，这种有悖情理的举动是源于她对金钱的畸形态度，她无端地猜疑他是想要她的钱——"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她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主要表现为对财富的攫取，为了攫取，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金锁"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媳妇，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这个被金钱榨干了青春和蚀空了灵魂的悲剧人物终于在临死之前流出了干涩的泪。
《怨女》则是张爱玲六十年代定居美国，在异国他乡创作的中篇小说。其主人公怨女柴银娣也是"麻油西施"，漂亮丰满泼辣;她怨恨兄嫂想拿她发笔财;她衷情药店的伙计小刘，但还是选择了有钱有根底的姚家，因为没钱的苦处她受够了。
可她的新郎又聋又瞎、鸡胸鹤背，她怨恨媒婆骗她，怨恨来看热闹的人。她更怨恨规矩繁缛的婆家!那骂人官派的姚老太太、对她充满等级歧视的妯娌、甚至她的丈夫，她怨恨!她最恨的是小叔子三爷，他挑逗她，撩拨她，却不是真心喜欢她，这使她想要去寻死，他又救了她，待耗去十六年青春后他又寻她借钱、续旧情，她却陡然发现他是来躲债的。她怨恨儿子不听话，就让他吃鸦片。她还虐待媳妇怨恨丫头。但她怨恨的人终于一个个死去了，这世界忽然没人了。她死前终于又想起当姑娘的事来。
无论怎么看，把《怨女》当作《金锁记》另一形式的再现都不过分，从故事轮廓到情节安排，从人物性格悲剧命运等等，二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这些相似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
但《怨女》毕竟不同于《金锁记》，不仅是主人公姓名的不同、篇幅不同，而且其主题不同、情节细节不同，人物感情的把握与处理也不一样。从主题来看，《金锁记》是泄恨，曹七巧最初为了黄金的情欲，锁住了爱情;爱情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她的儿子女儿至亲骨肉的青春和幸福来抵偿。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娘家人恨她，婆家人恨她，她最终也用黄金枷锁锁住了自己。
曹七巧又用黄金情欲发泄自己的怨恨。《怨女》则不然，它没有了女儿"姜长安"的形象，也就没了曹七巧那令人发指的折磨。"娟姑娘"吞鸦片的结局改成了"冬梅姑娘""生了一窝孩子"的窒息的热闹。
对三爷的复杂情欲延续到了篇末等等。就故事情节的这些改动来看，它客观上削弱了主人公人生悲剧感的震憾力。曹七巧身上那金钱与情爱的种种碰撞、撕掳、咬噬、扭曲、变态，人性的自私的淋漓的展露，在怨女柴银娣身上比较少见了。
因此《怨女》的主题只能是诉怨，柴银娣的形象也就远不如"女狂人"曹七巧来得典型。这也正是现代文学史上《金锁记》之所以比《怨女》出名的主要原因。但要据此断言《金锁记》的艺术成就高过《怨女》则根据不足。
应该看到虽然"泄恨"主题的创作比起"诉怨"来要痛快淋漓得多，但却也往往容易"过火"。《金锁记》也是如此。姜长安的故事虽然有助于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但带给读者更多的是恐怖。况且它也远非大家庭的必然产物。因而《怨女》把它整个删去是不无道理的。
再者说，《金锁记》区区三万言，七巧媳妇身份的生活仅仅描写一天!应该说这一日的生活无论多么典型，也是不足以使读者明白七巧是如何转变，如何由此走向以后的自虐与虐待儿女、佣人的。
因为篇幅太小，许多本来足以表现人物的重要场面，如七巧初嫁之夜，生子之时，夫死之日等，作者都无法加以表现。因此主人公性格的塑造显得不够顺畅，旧式大家庭的没落与蜕变的必然性也未能充分表现。整部作品似乎太单调了。
《怨女》则不然。虽然它也才十万余字，但它所拓展的时代背景，所展现的大家庭的礼仪习俗、人情世故都宛如历史长卷，表现出了旧中国从辛亥革命前到抗战即将结束几十年急速变化的风雨，这是《金锁记》所不能企及的。
而《金锁记》中倾力刻画主角、忽视配角，甚至是重要配角如七巧的丈夫和小叔季泽(此二人是影响主人公一生转变的两个人，但读者所知甚少)的现象得到了纠正。不仅如此，在《怨女》中，张爱玲还对男人的世界作了个"尽兴的大曝光"。
如姚三爷是个狂嫖滥赌、宠妾灭妻的典型。他捧戏子、搓麻将、吃花酒，赖公账、调戏二嫂、偷老婆珠花，他母亲临死时人们竟是到堂子才找到他的。分家后，他入不敷出，就来找银娣，用旧情来包藏祸心。
失败后"休"了妻，绝了后，最后让一个姨太太养着他和另一个姨太太，了此残生。这个形象比起《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的形象要深刻得多。此外，象冠冕堂皇的大爷，道貌岸然的九老太爷以及银娣的儿子玉熹等，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可以说作者在《怨女》中展现了一个"断了脊梁的男人的世界"。
除此以外，都市民俗人生礼仪也都在《怨女》中得到丰富多彩又不留痕迹的铺陈。三朝回门、产子习俗满月礼、"圆光"迷信、做阴寿等情节，既衬托出人物的性格，又让读者闻到那个时代的独特气息。
由此我们认为虽然就人物形象而言曹七巧要比柴银娣更深刻更典型，但就两部作品而言决不能说《金锁记》的艺术效果超过了《怨女》。相反，虽然《怨女》也还称不上无懈可击，但在其人物安排的合理性，揭露历史、沟通外界的深刻性，以及展现大家庭崩溃的必然性方面，其价值远在《金锁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