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戈萨手稿》是波兰贵族扬·波托茨基(Jan Potocki，1761—1815)于1797—1815年间创作的一部法语作品，讲述年轻军官阿方索赴马德里入伍途中在山间被困66天的奇遇，在这段日子里，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这些人为他讲述了种种奇妙的故事。随着故事的进展，阿方索游离辗转于梦境与现实、信仰与怀疑、生与死、喜与悲、爱与恨之间，直至谜团最终向他揭开。
这部形式上很接近《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的作品，在作者生前仅出版过占全文比重很小的节选本。由于大量手稿难于寻觅，存世部分又版本不一，恢复该书原貌成为出版界几代人的目标。直至1989年，第一个完整定本才最终形成，该版本经法国柯尔蒂出版社(Corti)编辑、整理并独家出版，中译本则由浦睿文化经柯尔蒂出版社授权推出。仅凭原先散缺不全的版本，该书就吸引了多位名家的关注。普希金、华盛顿·欧文均为其创作过同人作品，卡尔维诺编选的《怪诞故事集》里，第一个故事就出自此书。1965年，波兰导演哈斯将《萨拉戈萨手稿》改编成电影，获得科波拉、斯科塞斯、大卫·林奇等名导的鼎力推荐，布努艾尔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借鉴了该片的部分元素。那么，《萨拉戈萨手稿》的奇究竟奇在何处呢?
《萨拉戈萨手稿》的自身之奇
《萨拉戈萨手稿》的奇首先在于结构。如果借用戈夫曼“框架”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全书有两个主框架并存。其中之一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年轻军官阿方索奇遇的框架，另一个则是戈梅莱斯族长为考验阿方索设下重重谜团的框架。在主框架下，另一位主人公吉普赛人首领所叙述的故事构成了二级框架，这也是占全书比重非常高的一个框架。而在这二级框架下，还存在一层又一层的次级框架。
换句话说，全书66天的故事基本上是用嵌套的方式讲述出来的：甲在讲述第一个故事时，会夹进一段乙向他讲述的第二个故事，而在这第二个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又会出现乙从丙那里听来的第三个故事……如此反复，最多时可达五层关系，成为一种“连环嵌套”。
除嵌套结构外，全书的故事还大致被自然切割成6个“十日谈”(作者原先设计的是60天的故事，后修改为66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对称分布的布局模式。比方说，两个主框架也就是阿方索的奇遇故事和戈梅莱斯族长的故事，它们精准地处在小说的开篇、中心点和结尾;而作为族长主要辅佐者的秘法师，他在第一个“十日谈”出场，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后一个“十日谈”中展开。
既然有这么多的故事，就免不了要设计多元丰富的各类人物。既有风流放荡的骑士，也有勇敢守信的军官，有诡计多端的奸臣，风度翩翩的侠盗，精通几何学、哲学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全才作家，还有视荣誉为生命的决斗专家，拿肤浅当时尚的贵族，为爱情一再受伤的商人，在自然中自由生活的青春少女等。每一个人物都令人难以忘怀。虽然这些个体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恰恰是因为这样，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千变万化的风格，以及互为补充的视角，让书中的世界呈现出多元性和完整性。66天的故事始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没有因为人物繁杂而成为松散的合集。因为某些人物会出现在多个故事中，以多线并存的方式将故事串联起来，甚至某个故事里留下的谜团，要通过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行为才能解开。
用音乐来比喻的话，《萨拉戈萨手稿》就像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复调乐曲，每位主角都在自己的声部内发出独立的声音，同时又通过主旋律与和声，跟其他人、跟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拉戈萨手稿》的“奇”还体现在类型上。这部小说成功地将各种叙事类型集于一书，一开篇，黑色小说、盗匪故事、神怪故事和幽灵故事便牢牢捕获住读者的好奇心，接下来，流浪汉小说、浪荡子的故事、哲学故事、爱情故事进一步拓展了作品的宽度与厚度，最后的政治类、历史类小说又将读者带回现实世界。此外，书中有的故事借鉴了东方传说的风格，还有的能让人联想到当时被称作“高贵野蛮人”的北美原住民的故事，有几个故事无法在传统类型中找到准确归类，甚至还有类似中国相声中大型贯口的炫技式片段，如百科全书的目录，秘法师的家谱等。
《萨拉戈萨手稿》力图将虚构与非虚构的现实融为一体。在大部分故事里，作者都有意识地将人物的经历与真实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使情节的转变与实际发生的历史转折事件形成有机的整体，仿佛想故意困扰读者，让读者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产生疑惑。在最后的秘法师家族史中，作者更是回顾了小说中提到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作用下，虚构与“现实”成为全书密不可分的合体。
奇幻创造者扬·波托茨基本人度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扬·波托茨基出身于波兰的名门望族，和当时很多东欧贵族一样，从小受法语教育。他第一位妻子的父亲是波兰元帅，他的表兄斯坦尼斯瓦夫·科斯卡·波托茨基是波兰启蒙运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
扬·波托茨基自幼周游列国，见识广博，1778至 1779年间，在他十七八岁时，他先后游历意大利、西西里(当时尚未与意大利统一)、突尼斯、马耳他，并成为神秘的马耳他骑士团骑士，参加了对北非的远征;1781年，他在西班牙居住过一段时间;1784年的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之旅将他带进文学创作的世界，促成他在1788年出版首部作品《土耳其和埃及之旅》。后来他甚至参加过一个远赴中国的使节团，但远征行动在乌兰巴托半途而废，扬·波托茨基最终与中国缘悭一面。
扬·波托茨基的青年时代正是欧洲社会剧烈动荡之际，他有意识地扮演历史的见证者，1787年，荷兰发生反对联省共和国执政威廉五世的起义时，他奔赴荷兰;1790年，他又来到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法国，以至于波兰国王派人对这位“波兰头号雅士”在法国的行动严加注意。扬·波托茨基更是一位爱国者，他生活在波兰一次次被瓜分的时代，为了抵御外侮，他两次入伍，1788年，他在华沙成立自由出版社，创建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自由阅读室。
扬·波托茨基的学识极为宽广，涉及古物学、人种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等，他出版过古埃及、古斯拉夫人的研究专著，也创作过戏剧剧本，组织过戏剧表演。扬·波托茨基还是一位冒险家，1790年，他乘坐热气球在华沙升空，成为波兰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人。
《萨拉戈萨手稿》的壮阔背景
不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任何传奇风格、传奇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18世纪兴起的洛可可艺术，诞生之初让人感到新奇古怪，但它实际上缘起于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对巴洛克风格的变革。与洛可可艺术近乎同时代的《萨拉戈萨手稿》同样有自己的渊源。
萨拉戈萨与手稿
作为曾经的阿拉贡王国首都，萨拉戈萨在书中其实只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前言、后记和正中部分(一段关于阿拉贡叛乱的插曲)，它最终成为这部奇书书名的核心，自然不是毫无意义的。《萨拉戈萨手稿》主框架的历史背景是摩尔人与西班牙的历史纠葛，如书中所言，公元711年，摩尔人在直布罗陀登陆，从此开始了对西班牙近800年的统治。而摩尔人统治的最北端，就是当时被称作“萨拉克斯塔”的萨拉戈萨。也就是说，萨拉戈萨是基督教文明与异教文明碰撞乃至冲突的交点。虽然在18世纪这种文明史的概念尚未形成，但扬·波托茨基是位周游列国、对古代东方文明深有研究的博学家，自己的祖国波兰又深陷于被不同文明分割的处境，在他头脑中出现这种“文明碰撞”理念的雏形，是非常自然的。
说到“手稿”一词，这是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的一种小说体裁。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殖民主义的兴起，欧洲到美洲、非洲、亚洲的远行者越来越多，以遥远大陆为主题的奇幻书籍也成为深受欧洲大众欢迎的读物。这类书籍往往会以某部手稿开篇，这手稿要么是被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要么是被后人神奇发现的，讲述的常常是某位传奇英雄奥德修纪式的故事，他在海上遇险但幸免于难，于是在一片未知的土地迎来种种奇遇。这类小说往往表达的是对传统的质疑，书中充满了几何思想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萨拉戈萨手稿》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类作品的传统，可惜的是，这类作品基本属于通俗小说，立意不高，大部分未能传世，更难得为中国读者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