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一
他是大盐商家的“少爷”，也是小说《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他是渣滓洞里英勇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满腔柔情的赤子。他就是罗世文，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出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 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
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二
许建业(1920～1948)，原名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青等等，延胜乡人。
1937年抗战爆发，许建业受同学欧汝钦影响，参加救亡歌咏会，举办抗战壁报社，投身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特支组织委员和书记、重庆市委委员并主管重庆工运工作。
1938年11月到1940年间，他在天府煤矿以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运，与工人同吃霉米饭，同住煤炭棚。自己微薄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接济贫苦工人，连所得烤火木炭也分与工人享用。因此，他很快便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建业从教工人识字、学算术、唱歌开始，逐步开展革命思想启蒙，直到宣传抗日救国真理，进而培养工人骨干，发展党组织。他多次机智果敢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反抗资本家残酷压榨和克扣虐待工人。
1939年5月1日，由白庙子绞车工人带头，全站罢工，建业把稳时机下令停止绞车，扼住了煤矿运输咽喉，使矿井的煤运不来，河中船也无法开走。矿方得知绞车停工，惊慌失措，转运课主任赶往现场威吓说：“如不赶快开工，凡罢工工人一律开除”，并要追究许建业管理失职的责任。许建业和工人们毫不退让，坚定地指出“度假不是罢工，节日上班必须给加班费。”公司煤矿主任兰体仁怕僵持下去误事，被迫用电话请示经理，批准发给一天加班费，开创了天府矿区“五一”节放假一天的先例。从此，工人们对建业这位带头人更加拥护和信赖。
1940年春，一对矿工夫妇患伤寒病无钱医治，生命垂危。建业得知后，动员工人弟兄解囊，同时又作主卖掉矿里三车焦炭，使生病的矿工得以救治康复。矿方知情后暴跳如雷，训斥建业违章渎职，勒令赔钱，还贴出布告开除被医治的工人。工人们立即罢工抗议，矿方先以抓“闹事”工人的手段进行镇压，又企图以招零工的手段来破坏罢工。建业按矿区党组织指示，及时组织工人控制了绞车站及运输工具，使资方奸计均未得逞。罢工进行到第四天，矿方感到损失太大，以提拔他为运输股长来收买。建业对此严辞拒绝。矿方无可奈何，当晚与工人谈判，接受了“不开除生病工人，工人生病医药费由公司报销;工人的工资部分折合大米发给”等条件，才达成了次日复工的协议。从这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建业予以严密注意和监视，图谋逮捕，于是党组织决定建业迅速转移。
1941年，建业化名许立德潜入重庆，先受聘为大溪沟小学教员，后考入和成银行任职员。按照中共南方局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他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到千厮门、朝天门、望龙门一带海员居住区广交朋友，促进工人内部团结，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曾多次为争取改善工人工资福利出谋划策，很受尊敬爱戴。1942年，建业被银行老板派往阆中县办事处作主任，不久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他毅然辞职回重庆找党。在没有组织领导和社会职业，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他坚持活动于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二十九兵工厂、五十兵工厂、天原化工厂和铜元局等地，与工人保持密切联系，自觉为党工作。
1943年夏，建业在中共党员周致远、周平的帮助下，与中共巴县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党组织安排他继续从事重庆工人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建业严格按照党在地下工作的方针策略，领导重庆工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参与领导十余万失业工人争取返乡路费的请愿斗争。亲临大渡口钢厂支持工人要求惩办制造“三·二三”惨案的凶手，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并及时纠正了斗争中的失误。
1947年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根据“乡村工作第一，城市为乡村服务”的方针，川东党组织准备华蓥山各县联合武装起义。建业从兵工厂联系造枪设备和材料送往乡村，为建立秘密兵工厂提供条件，还为各地游击队组织输送成批的简便医疗器材、药品。与此同时，他在城区厂矿连续不断地领导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牵制和分散敌兵力，给乡村斗争以有力配合。
1948年4月4日，由于叛徒出卖，建业在重庆磁器口茶馆商谈工作时不幸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敌人视他为中共重庆市组织要员，施用各种刑具折磨，他始终威武不屈。怒斥道，休说你四十八套刑罚，你就是八十四套刑罚，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敌人又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利诱。建业厉声怒骂道：“无耻之人!你们怎懂得共产党人的志向?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要杀就杀，党的秘密你休想知道。”
1948年7月22日清晨，建业被敌人拖上刑车，他身戴刑具，却昂首挺胸，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直至声音嘶哑。最后，英勇就义于重庆市浮图关。时年28岁。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许建业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