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婚是因为信守前诺?
老夫人在张生退敌之后，安排了一场筵席，大家都以为她要践诺，把崔莺莺嫁给张生。但就在这场筵席上，老夫人在张生和崔莺莺刚刚见面后，就发令了：“小姐近前，拜了哥哥!”大家吃了一惊。老夫人还让崔莺莺给“哥哥”张生把盏，崔莺莺满心的不情愿。而张生更是气极，以“小生量窄”为由拒绝了。而夫人不识趣，又强行要求崔莺莺再敬一杯酒。
她似乎不把局面弄糟就不满意。
我们来看一看，老夫人为什么要反悔，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说老夫人不肯让女儿嫁给张生是嫌贫爱富，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崔家是已故相国一家，然而家业凋散，身边只有伶仃数人陪同了，出场介绍时，连崔莺莺身边的小丫鬟红娘都介绍一番，实在是数百人里只剩三四口了。而张生，也是礼部尚书之子，虽然人丁单薄，但与崔家情形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而郑恒又是什么特别有权有势的货色吗?郑恒虽是郑尚书之子，可也是父母双亡。张生与郑恒，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又值得什么扬此弃彼吗?
第一种可能是崔莺莺已许给了郑恒，老夫人要信守前诺。老夫人回答张生的质疑时说：“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 其事将如之何?”
其实，老夫人如果守了张生的诺，势必要背弃郑恒之诺;守了郑恒的诺，就要背弃张生之诺。而郑恒是其内侄，老夫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夫人对张生赖婚，虽然是背信弃义，但是这种行为也是有当时的法律依据的。中国古代社会对悔婚以及悔婚易嫁是严厉禁止的。唐代，在《唐律疏议卷·户婚》里说：“(女方悔婚)杖六十，婚如约”;女方“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女追归前夫”。元代，《元史·刑法志·户婚》里说：女方“悔(婚)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五十七。女归前夫”。法律规定如此严格，老夫人怎敢轻举妄动?
本来，答应崔莺莺许配张生，也是孙飞虎围寺时事急从权的无奈办法。崔莺莺已有婚约，如果再许他人，不仅触犯当时法律，再许的婚姻也无效。
这肯定是老夫人赖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恒是高贵的白衣衙内，张生是寒门的新科状元
我一度以为，除了宥于法律之外，老夫人因为郑恒是自己的内侄，才导致了偏心，想到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发现这种设想经不起推敲。这种亲上作亲，金、元两代是忌讳的，中表不能成婚，是当时的禁令，至明代洪武年间才解禁。再说了，郑恒与崔莺莺，也只是长辈口头允诺，不曾“执羔雁邀媒”，也就是不曾下聘，真要翻起脸来，查无实据，法律也奈她们不何。可以说，当时法令指出的“悔婚杖六十”是打不到崔莺莺身上的。
显然，老夫人并不是仅为了信守前诺而悔亲。
值得注意的是，老夫人对张生的第二次赖婚，是发生在张生中了状元、封了官之后;而且还有白马将军杜确的撑腰。而郑恒，除了挂一个尚书之后的名头，是一位既无权又无势的白衣衙内，老夫人却没有向郑恒提出状元及第之类的要求。如果嫌贫爱富，恰恰应当舍郑恒而取张生。
我推测，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老夫人的选择与门阀制度有关。《隋唐嘉话》载：“高宗朝，太原王、范阳卢、萦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望族，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高宗显庆四年，曾下令禁止“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娶。可是越是禁止，他们越怕贬低门阀，抗拒禁令，自为婚娶。这一点我在后文将有更详细的描写。而博陵崔与萦阳郑两家同系第一等的高门士族，在这个意义上，郑恒再落魄，门第也是高尚的。但姓张的就不一样，顶多也就是“近代新门”。在唐代，高门士族嫌弃皇族门第低，连皇亲都不愿嫁的例子是有的。是以，崔母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新科状元，而要把女儿嫁给一个白衣衙内，在当时也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有理由却不等于正确。老夫人放着张生这样一个身份相配、前途无量的新科状元不要，却偏找一个无德无能的小瘪三做女婿，还违背女儿的感受，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也是眼光短浅的。相对于女儿的聪明伶俐，这个母亲可以说是既无信用，又无谋略，甚至连基本的技巧都没有。崔莺莺表面上没有反抗，只是碍于她的母亲身份，更因为她尚且不能确定张生真心与否，是否值得她付出。一旦她与张生站在了同一阵线上，这个智商不足的母亲，也就难以成为她追求幸福的障碍了。
某种意义上说，暧昧比恋爱更有趣。老夫人给这对小两口创造的困难，是为了给他们俩寻找乐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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