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Ｑ正传》②。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此段讲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Ｑ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Ｑ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以上应用郑振铎对《阿Q正传》的评论，为后文议论做铺垫。）
阿Ｑ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后文对此进行了解答）。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③，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此段是在谈《阿Q正传》成因之前，首先说明作者自己所有作品产生的一般情况。在叙述过程中蕴含了作者很深的感慨，也是对高长虹等青年利用完作者再对作者肆意歪曲污蔑的反击。）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④。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如陈西滢辈）；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如高长虹辈）。（以上两段还是对高长虹的反击，点明自己丝毫没有“要以主帅自诩”的心思。）
（以上为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作者写作的一般情况并对高长虹的污蔑攻击进行回应。后文开始具体叙述《阿Q正传》的写作经历。）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⑤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Ｑ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⑥，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⑦）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以上引用高一涵对《阿Q正传》的评论，认为《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是为了骂人，后文对此进行批驳。）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为何“悲愤”？因为作者所写的阿Q并非是针对固定的人而写，而是对当时国民性的高度概括而凝结成的形象，高一涵认为《阿Q正传》是为了骂某个人而写，实在是看低了作者，作者在此进行反驳）。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Ｑ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此段叙述写《阿Ｑ正传》的经过。）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Ｑ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对上文提出问题的解答，认为若发生革命，则阿Q会做革命党，而且阿Q的人格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所谓“阿Ｑ似的革命党”就是在革命大潮影响下自发的利用革命谋取私利的并无革命自觉的底层民众。作者强调《阿Ｑ正传》所描述的革命其实并未过时，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甚至中国社会再发展二三十年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情况，这是基于作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而做出的结论）。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Ｑ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阿Ｑ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象征了阿Q对革命的接受和认同，尽管对革命还不理解）；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⑧，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⑨了么（当阿Ｑ“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而自以为就变成了“革命党”，实际上对革命一无所知。用阿Ｑ成为“革命党”来类比高长虹“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是对高长虹自我标榜的绝妙讽刺。）？
《阿Ｑ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⑾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Ｑ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此段叙述《阿Ｑ正传》的“大团圆”经过。）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Ｑ，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此段点明作者并未料到阿Ｑ的结局，也是对前文“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的解答。并联想到自己的结局也无法预料，以此抒发感慨。）
但阿Ｑ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即叙述《阿Q正传》的成因，作者通过边叙述边议论的形式，在描写创作过程的同时，对与此相关的评论进行解答。后文主要针对《阿Q正传》有些地方写的“太过”展开议论。）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 grotesk ⑿。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此段是对《阿Q正传》有些地方写的“太过”的解答，认为当时中国的现实更“奇怪”，甚至是“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所以《阿Q正传》并不“太过”，后文举例说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通过“打了七枪枪毙一个强盗”的实例说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比阿Q更让人“奇怪”。）。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看似北京社会更文明更进步些，为后文贬抑做铺垫）。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以上引用北京日报刊登文章的原文。）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⒀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此段是对引用文字的议论和评价，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仍然用这种野蛮落后的行刑方式，而且在报刊上大肆渲染，相比阿Q更是“奇怪”的多。）
这真是怎么好……。（作者由上文两个例子产生的感慨，其中包含对当时现实的深深的不满、悲哀和无奈。）
（以上为文章第三部分，通过举例说明《阿Q正传》并不“太过”，也是从侧面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控诉。）
至于《阿Ｑ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⒁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以上为文章第四部分，补充介绍《阿Ｑ正传》的译本的一些情况。）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②《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③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
④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⑤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⑥“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⑦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Ｑ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⑧“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⑨“绥惠略夫”：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⑩“会逢其适”：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⑾何作霖：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⑿ Grotesk：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⒀包龙图：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⒁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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