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此段叙述作者遭受陈西滢等“正人君子”们的攻击和围剿而狼狈“逃窜”的困境。可见“正人君子”们攻击作者力度之大，为后文铺垫。）
以为在五色旗下（指段祺瑞执政的北方区域），在青天白日旗下（指国民党统治的南方区域），一样是华盖罩命②，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后文叙述“高升”的具体形式）。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
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以上为引用陈西滢的《闲话》广告中的原文。说明自己“高升”的情况，竟然成了“语丝派首领”、后文对此进行从广告内容、广告手段、《闲话》的内容、陈西滢的人品四个方面层层批驳。）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列举“正人君子”们对作者的攻击手段），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列举“正人君子”们对作者作品的攻击手段），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表反讽），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此段作者强调之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是如何被攻击情况，并对广告中“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的内容进行否认。）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③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之前陈西滢夫人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后有人揭露图画为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陈西滢以为是作者所为对作者大肆攻击污蔑，具体可见作者文章《华盖集续篇·不是信》）。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这是讽刺陈西滢打起仗义执言的大旗声援杨荫榆之事，具体可见作者《华盖集》中《并非闲话》等数篇文章），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此段作者否认《华盖集》里提到过“现代派的文艺”，并表示“一向没有留心”、“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以上两段为对广告中的内容进行批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④；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⑤；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⑥”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此段是对“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进行详细描述。这些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对作者的评价中，有的出于文艺或思想的研究、有的出于私人恩怨、有的出于情感的爱憎，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即像陈西滢的《闲话》广告那样，随意褒贬，目的是利用作者的名气售书赚钱而已。揭露陈西滢的《闲话》“追封”自己为“首领”的本质和动机。）
（以上为对“广告”这种手段的本质和动机进行揭露。）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此段作者首先讲明自己攻击的对象，未必就是和作者水平相当的所谓“主将”，因为作者连“吧儿狗”、“臭茅厕”之类也同样会骂，并以辛辣幽默的语言点明陈西滢的《闲话》其实也就是“臭茅厕”，散发着臭味，如果读者看了广告不明所以而真去看《闲话》，那就成了作者所谓“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
（以上为对广告宣传的陈西滢的《闲话》的内容和水平的评价。）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⑦，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⑧之类。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以上两段是对陈西滢本人的议论和评价，点明了之前“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才真正暴露了陈西滢的虚伪和卑劣。暗示如此之人写的作品又有多少价值。）
（以上为揭露陈西滢人品。）
九月九日，广州。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③指凌叔华。
④“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⑤“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③。
⑥“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⑦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⑧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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