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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教授杂咏四首》原文、注释和赏析

其一

作法不自毙,

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

抵当辩证法。

其二

可怜织女星,

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

迢迢牛奶路。

其三

世界有文学,

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

北新遂掩门。

其四

名人选小说,

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

无奈近视眼。

【注释】 这四首诗的前三首,编入《集外集拾遗》。第四首据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录出,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毙,……。’其二云:‘可怜织女星,……’”梦禅即邹梦禅,擅书法;白频,女作家,“左联”成员。

【析】 这四首诗不是同一时间写的。前三首当是1932年之前所作,第四首诗中所指的谢六逸编《模范小说选》,是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3月出版的,因此,诗当成篇于1933年之后。

第一首,是影射钱玄同的。钱玄同,浙江吴兴人,清末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等从章太炎先生学,听讲《说文解字》。五四初期,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参加编辑《新青年》,思想进步,鼓励催促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五四后期,他的思想趋于复古,向后倒退。他曾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四十周岁,胡适、周作人等为他祝寿时,因为他先前说过的话,而写了讣告、挽诗和挽联。胡适后来又写了 《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①。因此,鲁迅写了这首诗讽刺他。

钱玄同从前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是认为“中年以上的人便多固执和专制”②,现在他自己却悠然自得地活过了四十岁,可见他作法(制定法律)并未打算自己也遵守,或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在“固执和专制”之列。另一层意思是,十月革命以后,辩证法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谁也抵当不了。钱玄同既有了 “作法不自毙”的先例,这回又 “何妨赌肥头” (因钱体胖,故有 “肥头”之讥) 来“抵当辩证法” 的传播呢?

应该说明的是是钱玄同虽中年颓废,但在七七事变后,因病滞留北平,坚持民族气节,拒不接受日伪的高薪聘请,晚节可嘉。

第二首影射赵景深。赵景深,四川宜宾人,曾为《小说月报》 撰写 “世界文坛消息”,为开明书店翻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首诗是鲁迅针对赵在翻译中的明显误译而写的。赵不仅常有“顺而不信”的误译出现,且有把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改为“达信雅”的错误主张。因之,他曾将契诃夫小说《万卡》中的天河误译为 “牛奶路”,将德国作家塞意斯的小说 《半人半马怪》 误译为 “ 《半人半牛怪》”。关于翻译,在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次论战。鲁迅主张“硬译”,即尽管文字不甚流畅,但必须忠实原著; 梁实秋则主张“曲译”,并认为鲁迅的“硬译”等于 “死译”,而读者读了 “死译” 出来的作品会 “枉费时间精力”。赵景深当时附和了梁的 “曲译”主张。鲁迅为纠正当时翻译界的流弊,写下了这首讽刺诗。后来,赵景深在《北斗》月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鲁迅的批评,愿意改正自己的译误和主张。

第三首影射章衣萍。章衣萍,安徽绩溪人,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又是北新书局的撰搞人之一。章倾向民族虚无主义,贩卖洋奴思想,曾说:“我们应该老实承认自己的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东西多不如人。”③更大量兜售《情书一束》之类的文字。他在《枕上随笔》中写道: “懒人的春天哪! 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他还在向北新书局预支了大笔版税后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 的话。这首诗中说的“北新遂掩门”,指的是北新书局被查封的事,其直接原因是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扬善著《小猪八戒》的民间故事,书中据讹传叙述的关于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的问题,激起了上海回民愤而请愿的风潮。同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为平息此事,只好下令销毁该书,并查封北新书局。鲁迅把章衣萍和北新书局的被查封,在诗中联系起来,是因为鲁迅认为北新书局聘章衣萍之类的无行文人,实是“内溃已久,无可救药”④的表现。

第四首影射谢六逸。谢六逸,贵州贵阳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他曾编选了一本《模范小说选》,收录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的作品。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翻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 ‘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我所做的 ‘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我选择的结果,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早在1931年就支持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谢六逸,自以为独具慧眼,以超政治的、超阶级的、鉴赏式的批评标准,选出《模范小说选》,并津津乐道,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鲁迅写了这首诗予以辛辣的讽嘲。

鲁迅的这一组讽刺诗,和他的战斗性极强的杂文一样,运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纸糊架上挖一个窟窿”的手法,笔触所及全是被讽刺者的致命伤,充分显示了鲁迅高超的、深刻犀利、堪称独步的讽刺艺术。

鲁迅和这四位教授个人之间,或是朋友,或是师生;与钱玄同,赵景深和谢六逸还有书信往来。他写出这样的讽刺诗,绝非出于个人间的恩怨,或是意气用事,而是为了匡正时弊,针砭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即“砭锢弊常取类型”,通过对他们的言行的辛辣讽刺,向当时存在于文化界的流弊,投以匕首和投枪,以期社会锢弊得到纠正。因此,这四首诗具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普遍意义。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如钱玄同这样思想倒退,说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如赵景深的随意误译;如章衣萍的《枕上随笔》之类;如谢六逸的自命不凡,借名家抬高自己,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相当一部人不同程度的通病,这四个人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只是鲁迅所取的 “类型”代表而已。

鲁迅的这四首讽刺诗,纯是从被讽刺者的言行取材,不加任何主观臆断,不含任何个人意气。讽刺的分寸是严加把握的,点到为止,毫不过分。如其二对赵景深的讽刺,即是严格地限制在指摘其误译的范围之内,让读者读来感到误译结果的荒谬无稽,以致啼笑皆非,而并不涉及误译者别的方面。即使是对无行文人章衣萍的讽刺,也只是从他写的文章、说过的话中取材,以指出他的庸言庸行“示众”,读者也自然会联想到:北新书局聘任这样的人,“掩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鲁迅的艺术风格,不仅赋于作品以真实性,同时保持了作品的强大生命力。这也是这组诗的特色。

鲁迅讽刺艺术的深刻性和尖锐性,来源于他对于时代、社会长期缜密、独到的观察、思考与探索。由于占有的素材多了,因而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是最善于讽刺的艺术大师之一,但他决不滥用讽刺,而是界限分明,律度严谨。这四首诗大体上可算作“有情的讽刺”,委婉的戏谑,这辛辣嘲讽的同时,流露着惋惜之情。它与对国民党政府上层官吏极度的憎恶和轻蔑,从而予以无情的、愤怒的谴责,如《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二十二年元旦<云封高岫护将军>》等诗作,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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