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都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 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 “洋气” 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 “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析】 同是黄种人的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由于皮肤、体型的相似是不易从外表上将他们区别开来。为了区别，就有一种 “速断法”，即认定 “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鲁迅认为这判断是错误的，他以周海婴为例：在日本人的照相馆里拍的照片“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可是因“面貌很拘谨，驯良”，成了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对儿童进行的教育。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儒家就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要求既是对成人也是对小孩。按这种要求，孩子必定是个小大人模样，他也一定会“驯良”。这种“驯良”要求，通常化为父母一句常说的口头禅“乖孩子听话!”鲁迅极力反对这种错误的教育思想，认为它有很大的弊病：逆来顺受，没有创造性，由精神萎缩形成自我压缩人格和变态心理。鲁迅说，“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面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 ‘什么东西’ 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又由于家长们将“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 ‘动’ 的”都视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 ‘洋气’ 为仇”了，孩子们长大后就有排外心理，甚至“故意和这‘洋气’ 反一调”。鲁迅幽默刻划说：“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因为他们认为 “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我们不赞成“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好”，同样也不赞成“中国的月亮就比外国好”。鲁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由我看来，所谓 ‘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观，如果大多数的孩子是这样的“驯良”和有这样的变态心理，那么中国的民族精神将萎缩和被扭曲，而且它会相应从另一个侧面“造就”少数如希特勒和“四人帮” 那样的法西斯分子，这些人就是利用大多数人的“驯良”而作威作福的。所以鲁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他教育孩子的主张：“ ‘爸爸’ 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当代教育学家认为，以往的人只看到人的一生有一个儿童期，但却看不到这时期所具有的独立性。据研究，这时期的“儿童需要爱，成就感，归属感、安全感、自尊心、自信心等”。他们的“学习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想象。他仍能学习各种艺术，甚至能学习抽象的思考。关于这一点，现代哲学家怀海德说得很妙，他说人类文化中最难学的两件事是说话和走路，没有比人类的自然语言更复杂的符号系统，也没有比用两脚走路更困难的物理，而儿童在五岁半之前，这两样都学会了。因此，他主张，儿童没有不能学或学不会的，问题是大人会不会教”。①怀海德的话也许说得太极端，但强调儿童期的独立意义是有所启发的。鲁迅的主张和当代教育学家的意见是相通的，这不能不说鲁迅是别具慧眼，他的见解闪烁着思想家智慧的光芒。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当周海婴对鲁迅说了一些对爸爸近于“反动”的话时，鲁迅不是给予一顿斥骂或痛打，而是从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正因为他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他才敢对爸爸表示“不满”。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压迫得瘟头瘟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以言，而是以行对旧的伦理思想作了重大的突破。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的新发现，是由于鲁迅突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考方式的惯性思维，因而当问题被提出后就会产生类似戏剧上所说“吃惊”的效果，人们的认识也因此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如德国诗人约翰涅斯· 贝希尔说：“从思想上交换位置，这常常是自我认识的最好手段”。②
字数：3192
注释
①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第10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转引自吴象《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
作者：翟大炳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721-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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