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 (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 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 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 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 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析】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系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8年1月19日、30日上海《新闻报· 学海》第182、183期，署名鲁迅讲、刘率真记，在收入 《集外集》 时经过作者校阅。现收入 《鲁迅全集》 第七卷。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反共、卖国、独裁的新军阀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规模搜捕和屠杀。鲁迅这次讲演，是在“四一二”事变半年以后讲的。他在讲演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题，深刻指出“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革命文艺是现实斗争的反映，要催促旧的灭亡，新的产生。这正是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家的历史使命。但唯其如此，它常常同反革命政治时时处于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之中，走着政治所不希望的相反的道路。鲁迅在演讲中，列举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含蓄曲折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及御用文人摧残进步文艺事业、屠戮革命文艺家的法西斯暴行，并暗示革命文艺工作者 “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与蒋介石反动政权划清界限，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努力反映社会，表现人生，使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讲演词，本文除首尾两段谈讲演的起因及结语以外，主要内容可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纵论文艺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这是说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但更有不统一的一面，即“唯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原因是“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换言之，政治家最喜欢一人发号施令，搞独裁专制。作者说这是“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 的，似乎是资产阶级社会才有的，实际上独行专断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老谱”的袭用。作者深刻指出，这种重大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两者追求目标的不同： “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显而易见，“文艺催促社会进化”，推动社会进步，是它光荣的任务，也是正确的做法。文章在正面确立了上述论点之后，接着运用许多丰富的实例，指出文艺不能离开生活、离开人生的道理。他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这就是说，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对人生体验的结果。这正是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但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家一反映生活，尤其是真实地反映生活，难免带有感情，就很容易得罪政治家;尤其是同情穷苦人，“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的”作家作品，更难以为政治家所容忍，往往成为眼中钉、肉中刺。双方矛盾冲突的结果，会得罪警察、审判官乃至皇帝，最后自然 “非杀头不可” 了。
第二部分是谈革命时期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先谈革命前，革命文艺家因要写出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便与政治家发生冲突。其实，文艺家的话并非独创，因为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罢了。但政治家们往往很恼火，甚至把扰乱社会的原因嫁祸于文学家。“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其实，社会动乱的真正原因是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作者愤怒地反诘道：“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显然，“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殊不知”、“早已”等词语，充满了对反动政治家的蔑视和强烈的愤慨。接着，作者再讲革命时期的文艺。由于文学家的话得到了应验，他们往往会受到某些“赞扬”，有的甚至还会被“恭维”为“先知先觉”。其实那时他早已死去、无知无觉了。作者在讲演中要人们特别警惕“现在的广东”的所谓 “革命文学家”，他们满口 “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其实是“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因为真正的革命者，在当时没有工夫做文学;穷人连生活都艰难，搞文学自然更“不大便当”了。这就从反面证实，当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其实是帮闲文学，或者是吹捧、颂扬“有权力者”的文学，实质上即反革命的文学。这部分最后，又谈了革命成功以后的文学。革命胜利后，文学家仍然会不满于现状，仍然要开口，政治家照例也仍然要出来镇压……这种状况将循环往复，没有穷尽。“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现在”两字，矛头直指当时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集团，锋芒毕露，体现了作者敢写敢说的大无畏精神。
第三部分是肯定与赞颂十九世纪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家及其作品，认为它们能反映社会、反映人生，使人们感到亲近。而“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 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通过对比，肯定革命文艺具有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巨大功能，鼓舞作家努力写出好作品。作者在讲演中，还要人们警惕，“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也不是革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家要勇于抗争，敢于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而且要有“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思想准备。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而不至于成为专写“月呀”“花呀”，专讲 “梦”，专讲些 “将来”，躲在“象牙之塔”中修行的空头文学家，或专门为敌人帮忙帮闲的反动文艺家。
本文篇幅虽长，但论述层次井然。除首尾两小节作为演讲，有必要说些开场白和告别辞之外，全文主体三大块内容非常丰富，层次安排十分清楚。每个部分既有中心论点，又有丰富的例证来证明，做到散得开拉得拢，显出 “散而不乱”的特征。在论述时，避免空泛的说教和干巴巴的推论，而是用大量生动鲜活的实例和语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使听众听得趣味津津。在讲演时，作者保持和发扬了杂文中幽默讽刺、好用反语的特色。例如：“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 这个方法，就是 ‘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又如：“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再如：“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 ‘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说得鞭辟入理，却又生动有趣，给人以战斗间隙的愉快和休息。
文章通俗易懂，平白如话，符合讲演词的特点和语调。此外，全文还运用了比喻、夸张、描叙、拟人、联想乃至讲笑话等艺术手段和方法，把政治与文艺这样重大严肃的政治课题，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作者在讲演时，也不能不考虑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自己的处境。因此，本文中有一些词语内涵外延比较隐晦模糊。如“革命”两字，有时指真正的革命，有时则指反革命。“政治”和“政治家”，多数是指反动统治与反动当局。“文艺家”“文学家” 多数含褒义 ，但有时也含有贬义。所有这些，都需要在研究时作深入具体的分析。
字数：7208
作者：谢德铣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16-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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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徨》
祝福、弟兄、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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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自序、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风波、故乡、孔乙己、狂人日记、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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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英文译本序、《野草》题辞、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复仇〔其二〕、希望、雪、风筝、好的故事、过客、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淡淡的血痕中、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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