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前程》郝薇香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分析
郝薇香是狄更斯笔下一个性格怪异的贵族小姐，她因在新婚之日被未婚夫抛弃而采取变态的手段报复男人。郝薇香小姐的遭遇体现了金钱社会的罪恶、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以及维多利亚社会妇女的生存困境。
“弃妇”现象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随着父权制的确立、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而产生的人伦悲剧之一。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面貌，资本主义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众多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包括妇女被男性抛弃的现象。西方文学一直秉承着亚里士多德等人开创的“摹仿说”的传统，此期作家笔下涌现出大量的“弃妇”形象。狄更斯长篇小说《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是众多弃妇形象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郝薇香是一个性格怪异的贵族小姐，她因在新婚之日被未婚夫抛弃而迁怒于所有的男性，继而采取变态的手段报复男人，最后在孤独、痛苦、愧疚中死去。
以往的读者常常把郝薇香看作童话中作恶的“女巫”，或是变态的老处女又或者是失去理智的疯女人，鲜有从“弃妇”这一形象加以评论。笔者认为原本对婚姻爱情有着美好向往的郝薇香，由一个令人同情的“弃妇”，到满怀怒气的“怨妇”，再到失去理智陷于疯狂复仇的“恶妇”，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其自身的主观因素。造成郝薇香小姐被弃的原因是异化的金钱社会和堕落的男性人格，而她自动认同男权社会赋予她的性别角色，恪守旧有的伦理道德，被遗弃之后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报复，则表现她性格扭曲和变态的一面。她把家里所有的钟摆停留在自己被遗弃的那一刻，企图让时光停滞;拒绝阳光，让自己住所暗无天日，随之心灵也走向黑暗。她抛弃了生活，抛弃了自己，最终也被时代所抛弃。郝薇香小姐的遭遇体现了金钱社会的罪恶、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以及维多利亚社会妇女的生存困境。
一、被弃：金钱社会的献祭品
郝薇香小姐年轻时美丽、单纯，心高气傲，她所爱的青年绅士康佩生，其实是一个以诈骗、伪造字据和倒卖银行被盗支票为生的惯犯。他伙同郝薇香小姐同父异母的弟弟亚瑟骗取她的财产，并在结婚当日把她抛弃，从此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备受打击的郝薇香小姐至此以后性情大变，她把自己禁锢在深宅大院，足不出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收养了孤女艾斯黛拉，并把她培养成为报复男人的工具。艾斯黛拉长得美貌非凡，但性情高傲冷酷。郝薇香教唆她迷惑男人，然后玩弄他们，伤透他们的心，以发泄当年她自己被未婚夫抛弃的怨恨。
作为贵族小姐，郝薇香有着自私、冷酷的一面，但直接造成郝薇香小姐人生悲剧、给她致命打击的人无疑是她的未婚夫、流氓骗子康佩生，其次就是她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亚瑟。前者不仅骗了她的财产，也欺骗她的感情，让她的婚礼成为镇上最大的笑话。后者不念及姐弟亲情，竟然伙同外人来算计姐姐的财产。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除了郝薇香小姐本人单纯无知、盲目轻信和骄傲自负之外，还主要在于19世纪英国崇尚金钱的社会风气及康佩生之流的男性对金钱的贪欲和无耻的追求。
19世纪的英国，传统伦理逐渐崩溃，宗教大厦开始坍塌，而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哲学盛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一种独特的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在于拥有财富的多少，金钱成为衡量是否上等人的唯一标准。不少人为了金钱，丧失了良心甚至人性，铤而走险，不惜触犯法律。
狄更斯对金钱的罪恶以及金钱对人性的异化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在小说中，金钱的威力处处表现出来：皮普从被财大气粗的顾客吓瘫了的小伙计身上第一次感受到金钱的威力;流放到澳洲的马格维奇可以用金钱操控着远在伦敦的皮普的命运;而那些在郝薇香小姐生日聚会极尽讨好逢迎的远房亲戚，无非是想在她死后能分到一点财产。金钱的腐蚀力也无处不在。金钱使地位卑微、生活贫寒的皮普一夜之间成了众人仰慕的英雄。这个当年孤苦零丁的纯朴孩子，花钱开始大手大脚起来，生活奢侈，讲究排场，雇了个穿靴子的跟班供其驱使;对贫苦的乔的造访“感到相当的心烦与羞耻，并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只要给钱就能叫他不来的话，那我早就肯定付了”。金钱的罪恶突出地表现在它对人的心灵的腐蚀和人性的破坏上。
在19世纪的英国，男性依仗宗教道德的优势，拥有恣意欢乐的专权，酗酒、赌博、争斗和诅咒是上层男性的生活常态。这位在公学接受了教育的上流绅士，别的本领没有，倒是养成上流社会的享乐、奢靡恶习，他嗜赌成性，挥霍无度，花起钱来就是“皇家的国库交给他也得花个精光”。曾一度沦为康佩生“帮凶”的马格维奇深谙这一类人的性格，他对皮普说“凡是康佩生那颗脑袋所能想得出来的种种阴谋诡计，只要他自己不受牵连而能捞到好处，让别人代他受过，他没有一样不干”。 康佩生的心象“象铁锉一样硬”，他的人“象死尸一样冷”，他的心思就象“魔鬼一样恶毒”，“他对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怜惜。”他把马格维奇当做赚钱的工具，同时又不放过在病得奄奄一息的亚瑟身上榨取钱财;他三天两头殴打自己的妻子，只是因为她劝告他弃恶从善;他没有任何道德感和信仰，金钱就是他的上帝。他对财物的追求是无所顾忌和肆无忌惮的，当他的目的达到后，就无情地抛弃了郝薇香。康佩生是邪恶的终极化身，是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和剥削阶级享乐思想长出的恶果。
金钱泯灭了人性。郝薇香和亚瑟反目成仇是金钱造成的家庭悲剧。亚瑟是郝薇香的父亲偷娶厨娘生下的孩子，他对自己的儿子管教失职，使得亚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小子”――行为不检、奢侈放肆、不守本分。亚瑟曾一度被父亲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因此对姐姐怀有刻骨仇恨。于是他就和康佩生狼狈为奸，设下一个狠毒的圈套，要叫郝薇香痛苦、受辱。他毁掉了郝薇香小姐的一生。在宗法制家庭里得宠的郝薇香小姐，终究成为在金钱社会的失败者和牺牲品。
二、自弃：男权文化中被禁锢的灵魂
作为一大笔财产继承人的贵族小姐郝薇香，其精神并不独立，她尽可以在经济上不仰赖男人，但却不能摆脱男权社会加在她身上的道德重负。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年轻女子几乎没有独立生活的权利，她们最好的“职业”就是嫁人，而主流社会推崇的理想女性则是“家庭天使”。郝薇香小姐恪守妇德，自动认同自己的社会性别角色，把缔结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当作自己惟一的人生目标，将与“心爱之人”的结合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上过公学、外表打扮得像上流绅士的康佩生成了她的如意郎君，她“热恋上了他”，“爱得失去了理智”、“毫无保留地听任那个男人支配”，她执拗地忠顺情人而不考量对方的人品，甚至不顾亲友的忠告，执意要与情郎共赴婚姻的殿堂。她为婚礼做了精心的准备，用“贵重的料子”做新娘服，向亲友发出婚宴的请柬，还筹划好蜜月旅行，但是一封冷酷无情的书信击碎了她的爱情玫瑰梦，从此她的心也随之完全破碎了。
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观念、家庭观念、社会传统观念根深蒂固。1854年，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摩尔开始出版系列长诗《家庭天使》，在诗中他极力推崇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女性。“家庭天使”妇女观成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并广泛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家庭天使”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服从男权。郝薇香小姐认为的爱情“无非是盲目的忠诚，死心塌地的低首下心，绝对的唯命是从，无非是不顾自己，不顾一切，无言不听，无事不信，无非是把你整个的心儿肝儿魂儿灵儿都交给你的冤家去割去宰――象我这样!”[2]
郝薇香的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动因。自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父权社会里，男性占据绝对的权威地位，是统治者、立法者;而女性屈于从属地位，是“他者”、“第二性”。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迫使女性远离公共领域，被“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于家庭。女性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沦为生育的工具。在这种家庭和婚姻形式下，女子不仅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而且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同时，为维护男性绝对的统治地位，男权文化推崇女性“无我”奉献精神;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长期处于“失声”状态，她们不得不退隐到男性的身后，借助男性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成功。在男权社会，一切通往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权社会的不公，造成了数千年来女子视野的狭窄和追求的短见，生存环境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线上，她们的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遭遇到不幸时，缺乏深陷困境的自我拯救的能力。正如郝薇香小姐，她被情人抛弃后，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听任整座宅子荒废，而她自己就没有再见过天日。她让家里所有的钟表都停在接到未婚夫绝情书的那一刻，拒绝时光的流驶和时代的进步，自暴自弃，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屋子里，整日咀嚼着那个负心男人带给她的仇恨和耻辱。
三、复仇：畸形社会的变态行为
郝薇香反抗是有局限的。她反抗的不是男权社会的不平等，而是维护自己上等人的身份和个人的自尊。貌似强悍的郝薇香小姐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她只能欺负比她更弱势的人。她反抗的非常态性说明女性自我觉醒之路还很长。
在郝薇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毒害，她们往往认同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性别角色，常常会不自觉地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内化为对自己的要求。她们不仅自己安心居于被男性奴役的地位，而且还会充当男性压迫者的同盟，成为压迫同性的最可怕的一股势力。郝薇香把养女艾斯黛拉培养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工具，后又让她嫁给了一个凶残、愚蠢的男人，导致艾斯黛拉婚后受尽折磨、痛苦不堪，一直到这个男人意外死亡，她才得以解脱。
或许郝薇香小姐最初收养艾斯黛拉本意是想搭救她，免得遭受像她那样被男人伤害的苦难。但长期的幽居生活，使她的心和她的居所一样，没有一丝阳光照射进来。仇恨淹没了理智，她变得阴鸷、乖戾。当艾斯黛拉按照她的授意迷惑众多男性时，郝薇香感到了莫大的满足。有的评论家认为作家写这一类怪人形象缺乏真实性和现实感，认为这类人物“是作者为自娱而创造出来的”，或是“作者耽于怪诞，大胆而无拘束的幻想的产物。”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公允。郝薇香的古怪和冷酷并非是天生的，而是被负心男子逼成的。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人与人关系就很不正常，为了适应畸形、变态的社会，出现这一类性格古怪、行为乖张的人物一点不奇怪。狄更斯是个情感和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作家，他最善于捕捉人和事物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和众生相，刺激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欲望，使他塑造了一个个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又与普通人有别的怪人系列形象。
在狄更斯之前，巴尔扎克也写过一个弃妇――鲍赛昂夫人，她两次被情人抛弃，但她并没有抛弃自己，而是很快适应了金钱社会的游戏规则，象男人一样追求享受。郝薇香小姐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用变态的手段进行复仇。她的复仇非但未能伤及负心男人，反而葬送了两位年轻人的爱情，而她自己也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恶魔”。她抛弃了自己，最终被生活抛弃。
无独有偶，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写作过一篇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其中艾米丽和郝薇香小姐经历、性格很相似。年轻时候，艾米丽小姐也很美丽、骄傲、自负，也曾对婚姻家庭生活满怀憧憬和向往。在遭到情人抛弃以后躲进颓败的大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更令人惊骇的是，艾米丽小姐居然把情人毒死后与之同床共枕。福克纳、狄更斯的创作真实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的生存处境。
在人类历史上，不甘忍受屈辱的“弃妇”也进行过抗争。她们先是言语控诉，从道义上对负心男子进行谴责;当言语控诉难以改变被抛弃的事实时，弱小的女子唯有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控诉不幸的命运。当种种抗争无效后，那些更为大胆的女性则采取疯狂的行为――复仇。郝薇香正是后一种女性。
今天，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但封建传统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依然存在，我们重读经典，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现代女性精神建设，仍不失借鉴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