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凯蒂的人物形象的产生与分析
在班吉这面镜子里看到童年时候的凯蒂是一个纯洁的、充满爱心的、爱打抱不平的姐姐形象。步入青少年时候渴望追求爱情与幸福，但是由于没有父母正确的引导，加上挚爱的兄弟(即班吉和昆丁)的阻拦失去爱情，自认有罪而走堕落的道路，为顾全家庭名声无可奈何地嫁人。由此可见南方传统的男性都希望和要求女性不要长大，要保持圣女的形象，如班吉在凯蒂使用香水，和男人亲吻及失贞后都大声哭嚎; 而昆丁更是无法忍受凯蒂的失贞，他向父亲谎称他同凯蒂发生了乱伦行为，不料被父亲识破，他和凯蒂的情人达尔顿·艾密斯决斗，在反对结婚无效后最终自杀。这种传统压抑妇女自然成长的观念势必引起自幼就有反抗精神的凯蒂的抗争，她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但是最终无法抗拒来自亲人的压力，她妥协了，接受母亲的安排跟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结婚，不久就遭抛弃，只好忍痛割爱将女儿送回家，而自己却无家可归，沦落风尘。可见在传统控制下的南方贵族家庭对妇女人性的摧残，对青年一代的心灵的毁灭性影响。而且，凯蒂的失贞和沦落象征了康普生家族玷污了的荣誉，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象征了美国南方社会的混乱与堕落。
福克纳在1933年版《喧哗与骚动》的前言中，曾这样说道，“于是我，一个有三个兄弟但一个姐妹都没有的人，一个命中注定第一个女儿会早夭的人，开始写关于一个小女孩的故事。”[1]可以说，凯蒂作为全书的中心和康普生家族中的典型人物，是福克纳心目中的女性形象的化身，是福克纳女性主义思想的产物。
福克纳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奴隶主家庭，是家族中的长男，有三个弟弟。他曾自述在写作《喧哗与骚动》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试图制造出一个姐妹和一个女儿——我本没有姐妹，后来也失去了女儿;我几乎在写下凯蒂的名字之前就确定了她有三个兄弟，这大约能表明我没有姐妹的事实。”[2]可见，没有姐妹的福克纳在潜意识中为凯蒂设置了一个固定的生长环境：生于美国南方奴隶主家庭，有三个兄弟。这种与福克纳自身生长环境的极其相似性决定了凯蒂形象的特殊性——这是作者福克纳潜意识的化身，是他意识中女性形象的代表。
因此，凯蒂无可避免地具备了福克纳的意识色彩，处处体现出福克纳的女性主义思想，成为他的意识产物。
一方面，缺乏姐妹之爱的福克纳对凯蒂这一姐妹情结的化身有着难以言说的美好幻想。在他的笔下，凯蒂扮演了一个好女儿、好姐妹的形象，她无私地爱着自己的父亲，给予班吉和昆丁母亲般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也热爱着她的女儿，她是康普生家族的后代中唯一一个具备亲情的人(班吉只有混沌模糊的感受，昆丁对待家人是漠然而软弱的，杰生自私愤恨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处处为家人考虑，对所爱的人宁可舍弃一切，充满母性的光辉和炽热的激情。
另一方面，由于爱情的失败和穷困的生活，福克纳对女性有着微妙的抵触心理。他在《喧哗与骚动》中曾借康普生先生的形象这样说道，“女人认为童贞不童贞关系倒不大”[3]，他认为女性的成长就是由纯洁走向堕落的过程，一旦她成为一个“女人”，便失去了童真与美好，正如在福克纳的女儿即将成人之时，他发出感叹：“很快就要过去了，这就是事情的终结。她快要变成一个女人了。”[4]凯蒂在成年之后(具体说是从十四岁那年穿大人衣服、搽香水开始)走向了堕落，她放纵自己的情欲，生活放荡，最后产下私生子，沦为妓女，成为德国纳粹军官的情妇。凯蒂由单纯美丽走向堕落的命运是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福克纳女性认识的化身，是他在潜意识中为凯蒂设定好的悲剧命运。
此外，凯蒂形象的产生也是当时的美国社会在福克纳头脑中的反映。福克纳所生活的南方社会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封闭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严格的清教主义环境中成长的南方女性，面对新的工商业文明和自由的社会风气，内心爆发出强烈的反抗和叛逆精神。这种社会现实刺激了福克纳，也反映在作品中——凯蒂具备了那种敢于打破枷锁、向往自由、不受约束的反抗精神和逃离意识。
由此可见，作者福克纳潜意识中的姐妹情结、女性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凯蒂这一人物形象的产生，也决定了她的成长环境和复杂的性格特征。
二、失语的凯蒂
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可以说是全书的中心。整部小说的四个章节都与她有关，她的每一个行为都标志着康普生家族命运的一次转折，决定着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小说中，凯蒂既不是和班吉、昆丁、杰生一样的主体叙述者，通过意识流的方法表现出内心世界和个体思考，也不是以迪尔西为主线的全知全能视角下的主人公，能够完整自然地表现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凯蒂在小说中的命运和所有行为都是通过他人叙述、在他人视角下展现出来的片段语言：班吉的意识是不连续、无逻辑的，凯蒂形象在他的叙述中表现为语言的存续和情景的再现，没有顺序，没有因果，只是他头脑中所喜爱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昆丁记忆中的凯蒂是成年后堕落的凯蒂，他将她的贞洁看得高于一切，把恨当做爱，凯蒂在他的叙述中只存续了只言片语，集中展现了她人生中的一个片段——堕落与转型时期，并充斥着昆丁对她错误的议论、理解和癔症似的胡言乱语;杰生对凯蒂的感情只有恨，在他的意识中，凯蒂是一个忘恩负义、不顾他人、狠心、不可信任的女人，偏执的视野下只呈现了凯蒂堕落后的一两个情景;而全知全能视角下的凯蒂则是通过小昆丁展现的，虽然没有直接的叙述描写，可是关于小昆丁的叙述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射凯蒂的命运。小说中的四个章节可以说都是以凯蒂的命运为主线展开的(第四章以迪尔西为主线，通过小昆丁影射凯蒂)，凯蒂虽不是叙述者，却相当于一个无形的叙述者——散布于整部书中的只言片语和零散情景拼凑成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命运和人物形象，存在并影响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成为整部小说的主线和“主人公”。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并没有以凯蒂的思想为中心的单独一章，甚至没有对她的心理描写，只是通过他人视角下的个体行为和语言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具备不同的个体视野、感情态度和人格特征的叙述者眼中，她完全迥异的三个形象特征带给读者以巨大冲击，构成了复调性。同时，凯蒂处于失语的境地，她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展现内心思考的空间，这样单纯又复杂的特征造就了凯蒂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正是由于这种复调性和失语的特殊叙述地位，我们只能通过他人的视角和客观的行为描述探讨凯蒂的人物形象特征，因此，读者对凯蒂这一形象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多义性、模糊感和片面性。
凯蒂在三个主体叙述者的心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具有复杂性的形象特点。对班吉而言，她是母亲般温暖的存在：班吉的记忆是无逻辑、无意识的，因此他的叙述更为客观真实，在他质朴本真的语言记录中，凯蒂是一个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敢于和杰生等人反抗、真实地面对内心冲突的个体，她是带有“树的香味”的聪敏、美丽、温馨、勇敢的姐姐。对昆丁而言，她则是贞洁、名誉和生命的象征：昆丁过于看重妹妹的贞洁与名誉，因此在凯蒂失贞后对她产生了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在他的意识中，童年的凯蒂是纯洁、温暖、在他的占有与保护之下的美好形象，成年后的凯蒂则是刚强美丽与家族羞耻的混合体，是一个有着忍冬花香味的暮光下的少女身影。而对杰生而言，她却是憎恨、自私、狠毒的代表：杰生一直以怀疑和厌恶的心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更是用厌恶和仇恨的眼光看待这个使自己丢掉职位的姐姐，凯蒂在他的叙述中只是那个见不到自己的女儿、在昏暗路灯下狂笑不止的疯妇人。
每个人眼中的凯蒂都是不同的，每个侧面的凯蒂也是不同的，她的勇敢与坚毅、美丽与堕落、反抗与叛逆，都通过不同视角下的多重形象表现出来，复调性的形象更为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女人内心的徘徊与挣扎，以及她汹涌澎湃却如暗流般隐藏在文字之下的心理变化。正如瑞典科学院院士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龙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对福克纳的赞赏：“作为一个追根问底的心理学家，他是不可逾越的大师。”[5]福克纳对凯蒂并没有具体的心理描写，却通过多个侧面和视角表现出她那爱与欲望交织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了她复杂的人格特征和人物形象。
三、凯蒂形象的象征意义
凯蒂复杂的人物形象、复调性和其在文本中独特的叙述地位决定了她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从而造成人物和文本多元的解释空间，提升了小说文本的意义层次，带给读者以丰富的文本内涵和深远的思考。
(一)女性的反抗
正如本文第一章所言，具有反抗精神和叛逆意识的凯蒂形象是福克纳姐妹情结、女性主义思想和当时美国南方社会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她代表了福克纳对女性反抗意识的理解和当时美国南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她是传统南方淑女们反抗封建礼教、冲破牢网的一员，象征了女性追求平等独立的反抗精神。凯蒂逃离家族的意识和放荡的生活作风无疑都是其反抗和叛逆的典型代表。
(二)失落的天真
《喧哗与骚动》借用了圣经的神话模式，不仅体现在四个章节叙述时间的隐喻性上，还体现在人物的象征意义上。
福克纳自己曾说这是一个关于“失落的天真”的故事。正如夏娃的堕落引发了人类的灾难，凯蒂的堕落也引发了整个康普生家族的灾难。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犯下原罪被逐出伊甸园;凯蒂则因冲动和好奇心而爬上树偷看大姆娣的葬礼，了解死亡的秘密，且后来偷尝爱情的禁果，被逐出家族。她们都是灾难的直接原因，都有着相似的命运。在这里，凯蒂不仅象征着夏娃犯下原罪，更象征着康普生家族将如人类一样遭受苦难，康普生的后代们已如偷尝了智慧果的人类一样丧失了天真和真诚，将在互相猜疑和冷漠中走向衰亡。
在班吉的直观感受中，小说里失贞前的凯蒂具有“树的香味”，正如夏娃在未吃智慧果之时的美好，散发着纯真的味道，而当她开始堕落时，便会有“雨的味道”，这也正象征着凯蒂作为女性失落的贞洁与尊严，象征着她作为一个人逐渐失落的天真与童年的美好回忆。
此外，凯蒂在与昆丁戏水时弄污的衬裤也象征了凯蒂贞洁和自尊的消逝，是她的天真不在和耻辱的象征，而她不顾露出泥污的内裤大胆爬树的行为也象征了她敢于直面一切的勇气，正如作者福克纳所说，“那时他们没有认识到那条脏内裤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她有着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将光荣地直面她将要招致的耻辱，这种耻辱昆丁和杰生都无法直面。”
可以说，凯蒂的命运影射的是现代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现状与命运，福克纳是在借人类“失落的天真”对照出“整个人类在自己亦难阐明的历史中极其痛苦地摸索前进的状况。”
(三)文明的冲突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喧哗与骚动》诞生于美国南方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是美国社会现状在福克纳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表现出了当时南方传统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基督教道德观念在面临现代工商业文明时的冲突与失败。
凯蒂是在传统基督教道德观念教育下、奴隶主家庭中长大的女性，她的命运鲜明地代表了两种文明、观念和制度的冲突：她一方面想尽力维系这个家族，另一方面却又想逃离;一方面受到传统礼教的约束，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抵抗欲望的诱惑;一方面依赖于家人和亲情，另一方面却又想自力更生。两种文明在内心世界的冲突造就了凯蒂复杂的人格特征，也造就了她丰富的象征意义。
凯蒂可以说是南方旧文明的一个象征物，她的堕落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代表了基督教道德观念、传统礼教的没落，南方道德法规的破产，以及作者福克纳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凯蒂最终被放逐在家庭之外，在工业社会中毫无尊严地苟活，象征着美国南方旧文明衰落的最终命运。福克纳在小说的附录中提到她最后的形象是“艳丽、冷漠、镇静，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能丢失的都是不值得丢失的了”，一如南方旧制度、道德法规破产以后漠然存在的状况。凯蒂虽然离开了家，但她的东西(旧拖鞋)还能给班吉以安慰，表明了虽然南方的旧制度、道德法规与旧文明在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中失败了，但仍然能带给人们安慰和虚假的梦幻色彩，并成为他们怀念的对象和存活的理由，一如以南方淑女身份自诩自傲的康普生太太在已经崩塌的封建制度礼教构筑的城堡中自吹自擂。(张文钦 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