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埃菲通讯社的朋友们提醒我，今年3月①，《佩德罗·帕拉莫》已经出版30周年了。《佩德罗·帕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能在世界上流传，不是由于我，而是由于读者。现在，我愿意对他们谈谈我的经历。我从没有想到这些作品会有这样的命运。我写它们只是为了让两三位朋友读读而已。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需要。
1933年，当我来到墨西哥城时，我还不到15岁。进预科时，没有查考我在瓜达拉哈拉的学业，我只能作为旁听生听课。我在一位叔叔即佩雷斯·鲁尔福上校的照看下生活。他住在莫利诺·德尔·雷伊： 1847年美国入侵期间，那地方曾是一场战役的战场，今天它却是总统卫队的司令部，位于洛斯·皮诺斯总统府旁边。我的花园是查普尔特佩克的一整片树林。我可以在那里独自漫步和看书。
我谁也不认识。只有孤独和我作伴，我只和孤独交谈，同我的痛苦和心灵一起过夜。我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以便摆脱那种感觉。小说叫《气馁的儿子》，但只保留下来一章。这一章很久以后作为《夜晚的一刻》发表了。
我很幸运，埃弗伦·埃尔南德斯也在移民局工作。他是诗人、短篇小说家、《污点》的作者和《美洲》杂志的主编。不知怎么回事，埃弗伦知道我喜欢偷偷地写作，并鼓励我把写的东西给他看看。多亏他，我才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生活本身并不那么严肃》。
我不是城市作家。我喜欢写别的故事，写那些根据我在我的村镇和村民中间耳闻目睹的事情想象出来的故事。于是我写了《我们分得了土地》和《马卡里奥》两个短篇小说。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和安东尼奥·阿拉托雷在瓜达拉哈拉的《面包》杂志上刊登了这两篇作品。
战后我进“古德里奇—欧兹凯迪”公司当推销员。我见识了整个共和国，但是拖了3年才把另一篇稿子即《教母坡》交给《美洲》杂志。埃弗伦·埃尔南德斯还为我发表了《塔尔帕》、《烈火中的平原》(1950)和《告诉他们，别杀我!》(1951)。
第二年，阿纳尔多·奥菲拉·雷伊纳尔、豪阿金·迪亚斯·卡内多和阿利·丘马塞罗开始在“经济文化基金会”编辑出版《墨西哥文学系列》。他们要去了我的短篇小说，于是以《烈火中的平原》为题的短篇小说集便在1953年开始发行。当时“墨西哥作家中心”刚刚成立，我和阿雷奥拉、丘马塞罗、里卡多·加里拜、米格尔·瓜尔迪亚和路易莎·何塞菲娜·埃尔南德斯一起成为第二批享受奖学金的学员。每个星期三下午我们都在尤卡坦大街一幢房子里聚在一块阅读和评论我们的作品。“作家中心”的女主席玛格雷特·赛德和她的计划执行人拉蒙·希娄主持每次活动。
1954年5月，我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笔记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
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从1954年4月至8月，在4个月的时间里，我积累了三百页。我一面用打字机誊抄原稿，一面随即把誊完的手写稿销毁。
后来我又誊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页压缩了一半。我取掉了一切枝蔓，省略了作者的全部插话。阿纳尔多·奥菲拉催我交稿。我诚惶诚恐，犹豫不决。在“作家中心”的课堂上，阿雷奥拉、丘马塞罗、塞德夫人和希娄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米格尔·瓜尔迪亚在我的手稿中只看到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场景。里卡多·加里拜一向感情冲动，敲着桌子坚持说我的书稿简直是一堆垃圾。
一些应邀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的年轻作家也随声附和。譬如危地马拉诗人奥托·劳尔·贡萨莱斯就劝我在坐下来写一部小说之前先读几本小说。可是我整个一生都在读小说。还有些人说我的书稿“很像福克纳写的”。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福克纳的作品。
对批评我的人们，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要他们接受一本以现实主义的外表表现一位大庄园主的历史的小说是困难的。实际上，它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 一个死亡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灵，回声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时间和空间里流动。
小说的手稿曾先后取题为《窃窃私语》、《月旁的一颗星》。最后，我把书稿交给了“经济文化基金会”，定名为《佩德罗·帕拉莫》。1955年3月，这本书出版了，印数为2 000册。阿奇巴尔多·伯恩斯在那些年由费南多·贝尼特斯主编的重要副刊《文化中的墨西哥》上发表了第一篇否定的书评，题目是《佩德罗·帕拉莫或涂油礼与母鸡》，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鬼意思。
在《大学杂志》上，阿利·丘马塞罗本人写文章评论说，《佩德罗·帕拉莫》缺乏一个所有的场景聚集的核心。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因为我注重的首先是结构。我对我的亲密朋友阿利说：“你是基金会出版部的主任，却写文章说这本书不好。”阿利回答说：“你不必担心，无论如何，书是卖不掉的。”果然不错： 花了4年工夫卖掉了1 500册。剩下的做了处理： 谁要，就送给谁。
随后，我去维拉克鲁斯的帕帕洛亚潘代销处干了两年。回来后，我看到了卡洛斯·布兰科·阿吉纳加、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文章，我得知玛丽亚娜·弗伦克正在把《佩德罗·帕拉莫》译成德文，利桑德·肯普把它译成英文，罗热·莱斯科特把它译成法文，琼·莱奇内斯把它译成荷兰文。
当我在一栋楼中——画家佩德罗·科罗内尔和女诗人欧尼斯·奥迪奥也住在那楼里——我的寓所“纳萨斯84”房间里写作时，我想不到30年后使我着魔的念头的产物甚至被译成土耳其文、希腊文、中文和乌克兰文，受到阅读。功劳不是我的。当我写《佩德罗·帕拉莫》时，我只是想摆脱一种巨大的忧虑。因为写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
从内心深处讲，《佩德罗·帕拉莫》来自一个形象，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 她叫苏莎娜·圣胡安。苏莎娜·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 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象的。我13岁的时候见过她一面，她从来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再也没有重逢。
(朱景冬 译)
注释：
① 指1985年。
【赏析】
《佩德罗·帕拉莫》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也被誉为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然而他的这部中篇小说问世以来却命运多舛。也许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一丝线索。
20世纪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个动荡的世纪，动荡伴随着巨大的机遇。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对大庄园主的全国性革命。这场战争持续八年，动摇了墨西哥的大庄园主制度的根基，但由于革命不彻底，并未威胁到一些小庄园主的土地，反而使得国家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在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中，墨西哥沦为殖民地国家，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加工工场。然而政治上的动荡反而激起了文学热潮，冲击了墨西哥封闭保守的思想，作家们反观本民族现状，将一种复杂的情感凝结在作品中，并在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等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形成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富有现代感的创作。《佩德罗·帕拉莫》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战后，一批接受西方思想的拉丁美洲作家提出宇宙种族观念，为拉丁美洲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提倡要有无比广阔的宇宙精神，这使得拉美作家对荷马、柏拉图、维吉尔、莎士比亚和歌德等非常推崇。三四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宇宙主义与拉美民族主义产生碰撞。在50年代后期，宇宙主义的追风赶潮虽然落空，但是宇宙种族观念逐渐转化成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整合精神。这促使拉丁美洲的文学由“多源”转向“多元”。拉丁美洲的文学开始“爆炸”。
胡安·鲁尔福的这部小说出版于1955年，正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前夜，宇宙主义与民族主义角逐争斗时期。保守派与激进派对文风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对鲁尔福的这部新小说的评价也不相同。因此作品的地位一直无法确认。
阻碍《佩德罗·帕拉莫》的除了这些历史原因之外，小说本身存在的新元素也使得人们一时无法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按照拉美传统的写作，故事要有一个“场景聚集的核心”，然而鲁尔福却说他首先注重的是结构。《佩德罗·帕拉莫》采用的是倒叙手法，倒叙中又出现倒叙，因而叙述的时序显得紊乱。作者没有对时间做出明确的交代，全靠读者去理解理顺。从整个故事情节看，先是青年胡安接受母亲临终嘱托到故乡寻父，误入鬼村，而这一经过是胡安死后在坟墓中向另一个墓中的老乞丐——母亲的朋友多罗特阿——讲述的。此时胡安已死。接着，作者又倒叙讲述胡安的父亲佩德罗·帕拉莫年轻时的恋爱心理——童年的帕拉莫蹲在厕所里想象对苏珊娜的思念和爱慕，时间又向回推到了几十年前。再通过胡安与鬼魂的对话讲述母亲出嫁，被抛弃。其中又插进帕拉莫晚年爱子坠马摔死的情节，这是胡安进村前几个月的事情。尔后，作家又讲帕拉莫年轻时坑蒙拐骗而发家致富的经过，这甚至还在胡安母亲结婚之前。这种时序跳跃的手法不仅要求作者具有高度的写作技巧，也同样要求读者有高度的辨析能力，否则极容易造成阅读的困难和思想的混乱。但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表现手法，却将本书的内容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后来，墨西哥评论家说： 这部只有156页的小册子给读者留下的印象犹如欣赏一幅奥洛斯克的大型壁画一样，它艺术化、形象化地反映了墨西哥严酷的现实生活。
岁月无法埋没金子，在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之后，《佩德罗·帕拉莫》终于登上了世界文学瑰宝的殿堂，鲁尔福的名字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在《佩德罗·帕拉莫》之后，作者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对此，鲁尔福的好友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解释说：“的确，他甘于寂寞已有30年了，他知道自己完成了文学使命，他是个正直的人，尊重自己已经无力创作的事实。这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个良好的榜样，他们白白增加印刷机的负担，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如此，鲁尔福却已凭借它少而精的作品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1980年，墨西哥特别为他召开了纪念大会，这在拉美是史无先例的。
在西方评论家看来，鲁尔福采用了现代小说的新写法，梦幻却又真实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世界，使得相当一批欧美作家开始仿效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对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对墨西哥来说，这部小说具有极强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觉醒的一个标志。
(王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