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我国优秀长篇小说中描写人物最多的一部。据统计，有名有姓者共980人，加上无名神仙、道人、仙童、牧童、妇女等，计1100余人。在这些人物中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诸葛亮、曹操和关羽。因此，这三个人物被毛宗岗评为“三绝”。
然而，“三绝”之中真正统摄全书并能集中反映作品的价值取向的人物，非诸葛亮莫属。这不仅是因为诸葛亮超群绝伦的智慧为作品中所有其他人物所不及，也不仅是因为他的人格风范为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所景仰所效法，而且是因为作者对大智大勇的歌颂只有通过诸葛亮才能全面体现，作者树立的理想人格也只有通过诸葛亮才能彰明昭著。熟读《三国演义》我们可以发现，作品是以诸葛亮为中心人物而进行结构的。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空有图王霸业之心， 却无尺寸可守之地， 依朱携、刘恢、公孙瓒，投曹操、袁绍、刘表，均未成其气候，只能在别人羽翼下谋生。而“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刘备才如鱼得水，眼界顿开，起死回生，宏图大展。蜀国的江山，既由诸葛亮开创，也靠诸葛亮辅佐。三国的斗争，因有诸葛亮参加而光彩熠熠，诸葛亮也一直处于斗争的漩涡。诸葛亮逝世之后，姜维九伐中原，继承的是诸葛亮的遗志，无非是六出祁山的翻版。有了诸葛亮，作品才有了主心骨，才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抽去诸葛亮，作品就会一盘散沙、杂乱无章。因此，通过对作品所描绘的诸葛亮形象以及对作者所给予这一形象的评价的分析，可以获得对作品价值取向的认识，反过来又会加深我们对作品人物塑造和对作者创造情感的理解。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既是智慧的化身，也是道德的化身，集忠贞、信义、勤勉、坚毅、睿智、机敏于一身，倾注了作者的全部感情。在作者笔下，诸葛亮乃旷古奇才：隆中对策，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博望用火，初出茅庐便叫曹军丧胆;舌战群儒，使江南名士心怯口讷;赤壁鏖兵，让交战双方悉听调遣;七擒孟获，布信义于南蛮;六出祁山，著威望于海内;运筹帷幄，使风流倜傥、威震赤壁的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用兵如神，让熟谙韬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衷心折服：“此天下奇才也!”忘身忧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妇孺咸知，有口皆碑。诸葛亮死后，“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三国演义》作者借唐代诗人元稹之诗赞扬道：“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毛宗岗对作者所给予诸葛亮的满腔热情和崇高评价心领神会，并予以归纳：“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千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 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近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其实毛氏之说意有未尽，在作者心目中，诸葛亮岂只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简直是做人的楷模，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典范!
阅读《三国演义》，我们不得不接受作者的评判。然而，假如我们离开情感的领域，用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一下诸葛亮这个人物，我们会立刻被一些饶有兴味而又难以判断的问题所困扰：诸葛亮追求的价值是什么?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没有?如何评价在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取向?
应该说，诸葛亮是有明确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在“定三分隆中决策”时，诸葛亮就把“大业可成，汉室可兴”作为奋斗目标，并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战略构想，并且真诚地表示： “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在北伐曹魏的《出师表》里更明确地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作为自己毕生经营的伟大事业。然而，终其一生，他的事业没有成功，他的理想化为泡影，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确立的价值目标。
如果把事业的成功作为衡量价值实现的客观标准，诸葛亮也许是一个失败者。现实曾给予过他不少成功的机会，他都没有利用。在第一次出兵伐魏时，司马懿已被曹睿削职回家，统帅曹军的是未尝临阵的纨绔公子夏侯楙。魏延曾向诸葛亮献策：“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此，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这虽是一种军事冒险，但从当时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双方力量的比较来看，仍不失为一个奇策。司马懿便认为：“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万全之计”。用司马懿的话说就是：“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在第四次伐魏时，“诸葛亮夺了祁山形势”，迫使魏军兵屯渭滨，曹真病死军中，司马懿斗阵失败，魏方军心动摇，正是取长安图中原的千载良机。而司马懿利用苟安散布流言，诱骗后主诏还诸葛亮。诸葛亮明知是佞臣蛊惑，“且日后再难得此机会”，却仍为避免“欺主”之嫌而违心地班师回朝，失去了又一次成功的机会。
诸葛亮的行为表明，他并不把事业的成功作为主要的更不是作为唯一的价值目标，他还有另外的价值追求。不然，他是不应该放弃任何实现价值目标的机会的，即使要冒一定的风险。从他隐居隆中的草庐的中门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来看，从他让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的举动来看，都可证明他的志向并不全在事功。徐庶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司马徽说他“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既是就事功言，又不全指事功，还包括他的道德人格力量。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诸葛亮“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虽然包括发展事业和巩固政权的事功，但其着眼点主要是诸葛亮的道德人格。正因为如此，曹睿在临终前才仿效刘备托孤，要司马懿学诸葛亮“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的榜样。而司马懿与诸葛亮的主要差距正在这里。由于诸葛亮把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放在了“兴复汉室”的事业之上，所以他不能用魏延之计而留下轻率用兵的笑柄，更不能抗刘禅之诏而担起欺主的罪名。在事功与道德人格之间，诸葛亮首先选择和尽力维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种价值取向带有鲜明的封建时代特征。封建制度是以等级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而封建时代的道德人格正是宗法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现。每个人只有在宗法等级的金字塔形的阶梯上占据恰如其份的一个位置，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他的事功也只有在适合他的身份和位置的前提下才能受到社会的赞扬。我国自古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古训)的训诫，道德价值总是至高无上的。一个人的价值实现只有达到他的客观地位(等级地位、阶级地位)与主观参数(行为动机、道德目的)的完满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才能被社会所承认。而诸葛亮正是在客观地位与主观参数的完满结合上超过了《三国演义》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才倍受作者青睐。诸葛亮做了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应做和能做的一切，在实现道德人格的同时建立了丰功伟绩。至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未能实现，并不能证明他的失败，因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责任者应是这一集团的最高权力的代表者刘禅而非诸葛亮，诸葛亮在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刘禅的昏庸糊涂更反衬了这种成功的不同凡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实现了在封建社会里由传统价值观念所限制的一个人可能达到的并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最高人生价值。
诸葛亮形象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如赞赏人为实现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强调人献身于社会事业的崇高责任，主张人在社会范围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等等。它继承我国劳动人民“自强不息”，恪尽职守的传统美德。当然，这种价值取向的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诸葛一生唯谨慎”，是因为他无法挣脱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羁绊，历史也没有给他提供超越等级地位而充分施展才干的条件。他所恪守的道德人格价值是以承认等级地位并维护这种地位为前提的，因而不能不限制他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刘备托孤时所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不过是表示他和诸葛亮肝胆相照，对诸葛亮推心置腹而已。他完全相信诸葛亮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破坏等级制度，从而背离自己的价值目标。如果诸葛亮真的取代了刘禅，他就变成了一个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不如的人物，作者对他的道德谴责也一定会超过曹操，诸葛亮也就不成其为诸葛亮了。因此，诸葛亮只能老老实实地遵从刘禅的诏令而放弃事业成功的机会。历史为诸葛亮提供了出色活动的舞台，也给他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在《三国演义》中，我们既看到了富于道德情感的传统价值理想在艺术园地里的动人展示，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价值理想在实际生活中必然化做充满遗憾的梦幻，留给后人无尽的感叹和唏嘘。
